浅论建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浅论建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引  言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艺术是发扬生命的。诗歌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更应该关注“生死”、“发扬”生命。中国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命问题，曾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他们普遍认为开始于魏晋时代，如李文初的《从人的觉醒到“文学自觉”》、《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三论我国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杨自强的《魏晋文人放达的文化背景》等。同时还有赵敏俐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于汉代。更有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而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学真正扬起生命意识的风帆，在人生激流的楫桨击水中唱出慷慨激昂的生命之歌，当开始于汉末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的创作。
 首先，曹操是建安时期的实权掌握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极开放者，可以说在他的领导下，建安诗人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影响；其次，建安诗人基本上目睹了汉末战争杀伐、政治迫害和随战争而来的饥馑瘟疫，使他们感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几乎被异化成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毫无尊严可言的政治斗争工具及牺牲品。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人生无常、生命不永的慨叹，但表现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使自己的名声传于后世。创建流芳百世的功业，固然令人神往，而现世的人生则更为具体、更为诱人，诗人在深感“生之可贵”而“死之可期”，既然人最终难免一死，生命又不可能无限地延长，于是他们滋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生命的密度，相对地延长生命的长度。他们还认识到自己写下的文章既不必依靠历史家的记载，又不必依附于政治，它本身就可以使自己的名声传于后世，达到不朽。于是，他们写下了大量的精美诗篇，在形成“建安风骨”这一共同特色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不论是建功立业、及时行乐，还是著书立说都表明了建安诗人已经摆脱了经学桎梏的影响，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存状态等重大问题，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在指引着人们向人文精神的顶峰攀登。
一 建安之前人们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类对自身生命进行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我们中国是一个富有诗度的国家，诗人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活水，他的主要内容涉及周民族的史诗、赞颂、婚恋、农事等等，对“生存或毁灭”这个哈姆雷特所认为“必答之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诗人的生命意识也有所觉醒。例如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句子：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于。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及年岁只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乎观上下。
这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正是诗人生命意识觉醒的表现。
 到了秦朝，君臣的集权意识畸形膨胀，对学术的百家争鸣、士阶层的文化创造精神特别的忌刻和敏感，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秦不只焚书，又进而坑儒，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故《文心雕龙·诠释》云：“秦世不文”。
 从汉初到景帝末武帝初的大约七十年间占优势地位的思想是黄老学术——以道法为主，又融会了儒、墨、名、阴阳诸家。这一思想兼容并包的倾向，决定了西汉前期儒家思想并未遭到排斥，而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渐渐地恢复和发展。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作为解释、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成为压倒一切的官学，维护封建统治，以宗法群体意识和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礼法名教被推崇到至尊至显的地位。高尔基说：“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他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① 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4．]正是由于经学当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经学思想的影响。无论是由楚辞演变而来的汉大赋，还是诗歌，都不会成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受儒学强调群体意识而淡化个体意识的影响，汉大赋成了两汉统治阶级借以润色宏业、装点升平、并用作娱乐享受的贵族文学，根本看不到时代精神，更看不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看到的只是汉帝国表面的堂皇富丽和统治者奢靡豪华的风尚。曾在先秦社会的政治、文化、外交领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诗三百》在汉武帝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列为“五经”之一，称为《诗经》，它成了训诫人心的教科书和经师惨淡经营的“专利”，对汉儒来讲，《诗三百》只剩下了两个作用：一是作训释考证，依据孔子的“诗教”说进行繁琐注释，不敢越雷池半步；二是对《诗三百》中的庙堂文学进步拙劣的摹仿。儒家思想沉重地压抑了文人的个性，束缚了文人思想的发展。
 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到了东汉后期，政治极为昏暗，外戚与宦官轮番执政。曾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其作者在想活下去而又深感动荡的岁月随时夺去人的生命之时，觉得人生无常、生命短暂“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生年不满百》）、“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等。他们毫不隐讳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也不隐讳自己的享乐意识：“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东城高且长》）、“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驱车上东门》），由此可见，思想受压抑几百年的文人，已经开始摆脱经学的影响，进而关注自身命运。
二 建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中国文学真正扬起生命意识的风帆，在人生激流的楫桨击水中唱出慷慨激昂的生命之歌，当开始于汉末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的创作。（建安，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始于公元196年，终于公元220年。但一般认为建安文学之“建安”时期，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可移至曹植逝世地232年。）为什么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却受到了建安诗人重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杀夺无常的动荡现实带来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公元184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起义，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自黄巾起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纷乱动荡之中，兵连祸结，到处都是野蛮成性的征讨者的铁蹄，到处有冷酷无情的刽子手的屠刀，古老的神州大地“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屠宰场，在战争杀伐，政治迫害和随战争而来的饥馑、瘟疫的煎熬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几乎被异化成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毫无尊严可言的政治斗争工具及牺牲品。
 面对社会的陷恶、生命的脆弱、社会对生命的肆意蹂躏摧残等，建安诗人开始认真“查问和审视人的生存状态”，并以其滚烫的躯体拥抱冰冷的现实，为寻求人生的价值和幸福而不停地拷问他们生存的时代，于是便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并凝成胸中难以抑制的生命情结。正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痛惜、对践踏生命的谴责、对生命危机的忧惧、对享受生命自由和乐趣的欣喜等，建安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生命之歌。对流淌在建安诗歌中的深邃的生命意识，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建功立业
 建安时期，从“董卓之乱”到军阀间的混战，更加上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不断，中原大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大批生命惨遭毁灭：不论是曾经繁华的都市，还是昔日人口稠密的平原，到处都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其一）的悲惨局面。在这么一个肆意挥霍、践踏生命的时代中，不要说是那些下层的百姓，即便是所谓的名士也不例外。建安诗人们在经受苦难与折磨特别是面临死神的威胁时，省悟到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而可悲，倍感生命的短暂与可贵，以超乎寻常的敏感和迫切去探求死与生的奥秘，正因为如此，感慨时光的飘忽不返，叹惋生命的短促无常自然也就成了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突出的主题，无论是意得志满之徒，还是命运蹇促之辈其诗歌创作莫不如此：“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孔融《杂诗》）、“人居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刘桢《增五官中郎将》）、“天地无终极，人生若朝露。”（曹植《送应氏》）、“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王粲《从军诗》）。
 正是这种对光阴如逝、人生如寄的清醒认识使他们体会着个体生命的种种困惑和由此而来的永远无法消释的痛苦。“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困苦中才显露出来一样，只有与命运的观念相结合才会产生悲剧。他被一种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毁灭。另一方面，我们在人对命运的斗争中有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感到人的伟大和崇高。”[①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08．]在那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徒然的悲哀只能使人感到痛苦和绝望，最后毁灭掉自己，但建安诗人并没有向死神地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而是受儒学进取和功名意识的影响，在他们心中升腾起一种渴望“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的英雄豪情。他们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积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完美期望和执着的爱恋。这种方式就是积极探寻生命意义，希图在有限的时光里建立无限的功业，从而被后人永远歌颂、纪念，以实现对物质生命死亡的超越，获得精神生命的永恒。
 雄才大略的曹操，是建安时期的实权掌握者，一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功业意识，虽然面对飞逝的时光也深深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但其诗歌体现更多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的老当益壮的慷慨情怀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统一国家的雄心壮志。
 “生乎乱，长乎军”的贵公子曹植如何呢？试看其前期代表作《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名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枯矢和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那武艺高强、勇猛机智、忠贞爱国、视死如归、富有理想色彩的“游侠儿”，就是作者对素以国事为念、经常想立功边塞的抱负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理想的寄托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直接抒发。“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篇中所示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① 朱乾．乐府正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6．]“言人当立功报国，不可念私也。”[②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5．]他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的游侠儿，不正表达了他对壮烈事业和英雄生活的向往吗？为了赴国难，他也可以豪爽地献身，一往无前地死于沙场。诗中“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样的语言，充满着英雄气概的豪迈乐观的精神，像是出征战士的誓言。这种“马上取功名”的昂扬情怀，体现了他开朗的胸襟、蓬勃向上的精神和不畏牺牲、要建功立业的志向和勇气。
 我们知道，从曹丕即位的时候，曹植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③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38．]，成为“圈牢之养物。”[④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70．]。“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⑤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37．]物质生活亦相当困苦，他虽为王室一员，却过着“连遇瘠土，衣食不继”[⑥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92．]的艰辛生活。在如此境况下他“常汲汲无欢”，但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实在忧患之中他也不放弃人生追求，在立功报国和实现统一的理想不断遭受挫折时，也不逃避现实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对于勋业、荣名的追求是执着的。[⑦ 余观英．三曹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前言． ]就是在那样的困苦处境下，他也不忘求自试，求通亲戚，以期有用于当世。面对“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⑧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8．]的形势，他“寝不安食，食不遑味”，时时“伏二方未克为念”[⑨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9．]，声言他要“忧国忘家捐躯赴难”，要“乘危蹈险，骋舟奋丽，突刃触锋，为士卒先”，以致“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⑩ 赵幼文．曹植集较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69．]。他的《择躬》一诗也明确表白“愿蒙矢石，建旗东岳”，“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其用武力消灭敌人，要求建功立业的初衷意愿丝毫未变。我们可以看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他决胜与疆场、效力于军中的愿望是一生贯注的，这样的信念什么时候他都没有动摇过。
 同样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也出现在其他建安诗人的诗歌中，如：“男儿居世，各当努力。戚迫日暮，殊不久留。”（曹丕《艳歌何尝行》）、“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王粲《从军诗》）、“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诗》）、“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刘桢《赠从弟》其三）。
 有着慷慨悲壮的情感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建安诗人想要以建立不世之功来使有限的生命变为无限，其诗歌唱出了诗人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感觉。
（二）及时行乐
 创建流芳百世的功业，固然令人神往，而现世的人生更为具体、更为诱人。建安诗人由于深感人生的短暂，死亡的不可避免，“生之可贵”而“死之可期”，既然人最终难免一死，生命又不可能无限延长，那么，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地享受人生，实际上也就等同于相对地延长了生命。于是，由对死亡的恐惧滋生了对生命的无限珍视，由此他们滋生出了追求享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公宴诗和游仙诗中。
 我们先看曹丕的《于谯作诗》：“清夜延贵客，明烛发亮光。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写开宴饮酒的盛况：在一个安静的晚上，蜡烛高高地点着，发出亮光，客人们都到了，坐在酒席旁，手拿着盛好美酒的玉觞，桌子上的菜肴和饮食十分丰富可口，真是一片欢乐的景象。“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馀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写乐师的伴奏与歌唱，激越的歌声弥漫全屋子，衬托出一片欢乐的景象。“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罗缨从风飞，长剑自低昂。”写在音乐的伴奏中，歌女们一边唱着，一边翩翩起舞。这是一片何等静穆而又欢乐的景象。类似的欢乐作品还很多，如“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王粲《诗·列车息众驾》）、“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刘桢《公燕诗》）。
 他们在宴会上与朋友互相赠诗，将写诗作文和人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把写诗作文看成是人生的享受。同时他们身上还有多种艺术修养，曹操不仅喜爱文学，而且对音乐也有浓厚的兴趣，精通许多乐器。他还擅长书法、围棋。曹丕“才艺兼该”，爱骑马射箭，舞的一手好剑，并“善弹簧、能用手巾角”。（《文帝纪》注引《博物志》）曹植对多种艺术都是精通娴熟的，书法、绘画、乐曲、舞蹈、击剑等等，可以说是“世间术艺，无不毕善”。（《法苑珠林》）王粲也擅长绘画、精通音乐，曹植对他的各方面的修养评价极高，“何道不治，何艺不闲。棋局逞巧，博弈惟贤。”阮瑀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也很深。《文士传》载他“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在宴会上他们将个人的才能尽情地发挥，与朋友共享。这样才能使建安诗人们怀有一腔不能自已的悲情获得释放，从而产生出一种轻松超脱的快感。从动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调。但沉湎于忧郁本身，又是一种心理活动，他使郁积的能量得以畅然一泻，所以反过来又产生一种快乐。
 英雄也好，贫民也罢；皇帝大臣，贱民贼子，统统都将化为土灰，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极其短暂有限的人生。然而现实给人们的路并不是平坦的。即使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曹操，无论其才能如何出众，但他个人的事业总免不了碰钉子。之所以他写出了《秋胡行》二首，《气出唱》三首，以及《精列》、《陌上桑》等游仙诗，是因为其在进行全国同意的事业中遭到了挫折，感到阻力很大，有些失意情绪的时候，却又雄心勃勃决不屈服于各种势力的阻挠，更不愿局限与黄河流域一带的狭窄范围，而且他又有南征北战、足迹遍及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致在精神上扩张膨胀。幻想要超越人间，遨游于五岳之上，游戏于神仙之间，假游仙以寄托，托真人以为邻，寄欢愁于幻象，寓情意于烟云。
 曹植的游仙诗句有“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昆仑本吾宅，中州非吾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远游篇》）、“万里不足步，轻步凌太虚。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仙人篇》）、“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棂，群后集西厢。”（《五游篇》）、“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远游篇》）等，这些游仙诗基本是其后期作品，“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艺术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之，可以寻求飘渺虚无的幻境，来做解脱烦闷的寄托。”[① 沈达材．建安文学概论[M]．北京：朴社，1932．145．]我们知道曹植的后期生活是不自由的，当他无力抵抗迫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从而产生深刻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烦恼的条件下，必然会发出对死后幸福的憧憬，更加上诗人的浪漫气质就使他要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栖息精神的家园，而这块美妙的地方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向虚无缥缈的神仙的自由境界，在虚幻的仙境里率性随意地随我所想，为我所为，来发泄自己的牢骚和幽愤，寻求精神的寄托。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诗人借助对仙境的向往，聊以慰籍孤独郁闷的心灵，从而获得快乐。
 对于游宴、游仙这种心态和情绪，后人多嗤之以鼻，其实这种心态和情绪在《列子》一书中已经说的很明白（据现代学者考证，《列子》当成于晋时），《列子·杨朱》：“杨朱云：‘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忘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忘介焉之虑者，亦忘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者！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又说：“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又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礼仪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弗若死矣。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姓名之危也。且若一治国之夸物，欲以说辞乱我之心，荣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怜哉！”在这种“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的人生观的指导下，建安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也确实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表面看来很无知、很愚昧，很腐败、很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深刻地表现了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以及人们在刚刚摆脱经学桎梏时的那种新鲜的心灵感受，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思索和重新发现。
（三）著书立说
 这里所说的“著书立说”指的就是古代人所讲的“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此，追求不朽便成了士子的自觉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而立德既为“太上”，只有圣人才能办到，一般的士子没有这样的能力；立功是巩固权势的阶梯，是通向富贵的一条道路，人人企慕，但机遇难得，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只有立言一项，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事业，本身就具有不朽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只要投身于文学创作，不必靠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附于政治，他的作品本身就可以使他名传于后世。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
这种不朽要比肉体上的长寿和一时的荣乐都更有价值，也更为可靠，因此最为一般士子所热衷。
 这种观点在曹植的《薤露行》中得到了体现：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或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这首诗前面表现了诗人渴求建功立业的愿望，后半部分作者将笔锋一转，陈述了自己将从事创作，以求获得不朽的名声。最后，曹植愿以孔子为榜样，发誓著书立说，达到不朽。
 “立言”并不一定要和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一样成一家之说，曹丕认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官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配，其次莫如著篇籍。”他把“篇籍”（即著文章）代替了以往比较宽泛的“立言”，诗赋创作成了立言的基本内容。
 由于追求“立言”的“不朽”，追求把“立言”同个体精神的延伸联系起来，建安作家在著书立说，从事诗歌创作时不仅要考虑是否符合当时的需要，还要考虑未来人们是否认同，希望能同子孙后代对上话，所谓“述往事，思来者”者即是。有了这么一种希望作品传世的理念，作家对“著书立说”就会采取十分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言不空发，文不苟作，苦练内功，厚集薄发，精心结撰，惨淡经营，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刻意创新，成一家之言，建万世之功，成了建安时期许多作家的共同态度。在他们身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建安诗人的作品形成了文风清俊，慷慨悲壮，气盛词壮的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叙及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第二，他们的作品又有各自的特色。例如：曹操的诗歌全部是乐府诗，从诗题看，大部分袭用汉代乐府诗题，但他创作乐府歌辞并不沿用汉代旧法，内容与古辞一点也没关系，只是用旧题描写现实和抒发情怀，这在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妙善辞赋”的曹丕，创作了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下笔琳琅”的曹植，第一个奠定了文人五言诗的基础；刘桢为人，颇有气骨，人格如此，文风也一样；应瑒之诗多流离漂泊之感；徐干质性淡泊，《室思》、《情诗》、《杂诗》等情极深致，含蓄有余味。
 第三，他们注意诗歌的语言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地规定了“诗赋欲丽”，追求辞藻华丽，给人以美感。如“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王粲）；“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徐干），“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曹植）等。
 第四，他们创作的诗歌之多，是前面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 建安诗歌及其生命意识的影响与意义
 建安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空前的，它造就了大批最为优秀的诗人，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诗歌这一最具抒情优势的文学形式由民间正式走入文人的世界，打破了两汉四百年间文人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的创作又不自觉、半自觉进入完全的自觉时代，基本上完成了中国诗体艰难地跋涉的历程，使之成为一种最具创作优势的文学体裁，绽开于古典文学的百花园中。可以说，建安文学的极繁荣局面，打开了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从这以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蓬勃生长，蔚为壮观。
 作为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现象，建安文学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安诗歌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促使了建安时代的文学，特别是文人诗歌的繁荣景象，而且把我国古代文人的现实主义创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传统又被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所取代，“三吏”、“三别”等现实主义作品使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高潮。到了白居易又在理论上予以继承、发扬光大，“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白居易在诗歌理论与实践方面成功的基础。其次，“志深笔常，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旗帜。唐初陈子昂直接以“汉魏风骨”作为文学风格追求的目标，他认为“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的作品才可以与建安风骨相媲美。李白在追求清真自然，反对刻意雕琢的文风时，也是标举建安文学。至于西晋左思在有感于壮志难酬、社会黑暗之后创作中形成的“左骨风力”则可以视为建安风骨的最直接体现者。第三，建安文学在词采与形式方面，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总结与曹植“词采华茂”的创作实践，成为六朝文学遣词新奇、造句精审、对偶工整、雕琢细腻诗风的源泉。甚至南朝浮艳文风中也不无建安文学的影子。六朝文学中五言诗的继续发展也建立在建安文学文人五言诗的基础上。《燕歌行》作为首篇成熟的七言诗则直接影响到鲍照的七言歌行体创作，更为唐代七言诗打下了基础。
 建安诗歌能在光辉灿烂的中国诗歌史是独树一帜，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蕴藏在建安诗歌中的普遍的生命意识。建安诗歌使文学成为“人学”，一改两汉“诗教说”的看法，使文学成为表达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人的主体意识的文学样式。作家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观察社会，认识自我。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诗歌反映自我的人格、个性、愿望及价值，也就是在诗歌中表现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与感情。虽然建安诗人还不曾意识到生命高于一切，也没有写出类似“生命是各种财富最高之物”这样富于哲理的名句，但他们诗歌中表现出的对生命本体、生命价值、生存状态等重大问题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不懈的探求精神。明知人生有限，偏要在此有限生命中创造无限的生命价值，即体认到身后万物皆空的虚幻，却又顽强地利用奋斗与进取填补这虚幻。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在沉郁中透出坚忍与超拔，激昂奋斗里又弥漫着苍凉，具有撼人心魄的崇高力量，犹如长空中的一道闪电，点亮了漫长黑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夜空，成为了汉末魏晋之际“人的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千百年之后还在导引和鼓舞着人们朝着人类精神的峰顶继续攀登。
 结   语
 在建安这个混乱的年代，诗歌创作却获得了大的丰收。在建安诗歌中表现出的是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明知生命有限，却偏要通过及时行乐的方式来增加生命密度，相对地延长生命；发愤著书以求不朽等。这些都说明了建安诗人已经摆脱了经学桎梏的影响，开始对自身生命进行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他们不仅标志着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品格，而且眷恋与个体生命独特的存在和完满，更善于发掘个体生命浑融于人类群体中的价值和意义，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进步，至今仍是人们走向人文精神顶峰的一个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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