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才能—传统与骆驼祥子—老舍

 论个人才能—传统与骆驼祥子—老舍
 [摘 要]：骆驼祥子中，“老实，规矩，要强”的祥子经受一系列致命的打击之后，变成一具懒惰、挑刺、甚至不惜出卖人命以换取金钱的行尸走肉。这一精神堕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乱兵、孙侦探、虎妞父女所代表的社会黑暗势力对祥子生命意志的摧毁;祥子堕落的过程，又是一个命运和精神两方面都向车夫群体认同的过程。这样，祥子的生命悲剧也就具有了更为普泛的典型意义。对这一悲剧充满激情的叙说，透出的是老舍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二者相互交融，构成一个具有对话性的复杂世界。而把握住老舍对祥子个人主义思想的看法、对车夫群体关系的认识，也许是进一步解读《骆驼祥子》、深入考察老舍这一思想特质的关键。 [关键词]：才能 祥子 老舍
     祥子的堕落是一个精神渐变的过程，他是一步步由“人”变成“牲口”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质变的点，也就是祥子作为“人”与作为“牲口’的分界点，则是小福子的死给他的打击。此前，车被兵抢去，祥子还是一角钱一角钱地省，想再买回车;钱被孙侦探敲去，祥子虽然无可奈何地娶了虎妞，但也没有放弃“拉车，买上自己的车”的愿望;及至虎妞死去，车再一次失去，祥子有过“就那么淡而不厌的一天天的混”的时候，但毕竟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要去找回小福子，找回幸福;但小福子死了以后，“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从一个坚持个人奋斗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走兽”，不对别人负责任，也不对自己负责。既已放弃自己的生命意志，只凭本能浑浑噩噩地混着，那么他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念，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这点在和阮明比较中尤为明显。“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祥子并没作过这样的打算，可是到时候就这么作了一一出卖了阮明。”阮明才是一个具有明确个人目标的个人主义者，而祥子成天“留神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只是活在感性欲望中，精神一片混沌，缺乏理性，也就无所谓主义，虽然他在得过且过之中产生的盲目破坏力也可能给别人造成严重的毁坏。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进行正面批判的时候，却正是祥子已经没有理性信仰、谈不上有什么主义的时候，虽然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前，老舍对其个人主义已经有清醒的洞察。但彼时，老舍一面交代祥子的自私，一面又总是取谅解的态度说明祥子的万不得已。     在堕落之前，祥子的自私，与小福子的牺牲精神，与小马儿祖父年轻时的热心肠相对照，就已十分明显。虽然，祥子也仍然有对别人深切同情的另一面。比如，当小马儿祖父饿得发晕时，“他向来没有轻易撒手过一个钱，现在他觉得痛快，为这一老一少买了十个包子。”但是，小福子“为教弟弟吃饱，她得卖了自己的肉’，。而祥子深爱小福子，却因为她肩负着养家的责任而离开她;即使在最美好的爱情憧‘憬中，祥子仍然想“她可以不管二强子，也可以不管两个弟弟，她必须来帮助祥子。’，小马儿祖父年轻时，“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跳河的，上吊的”都救过;而祥子为了买上自己的车，不惜与老弱病残者抢生意，以致于“背后跟着一片骂声”。对此，老舍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又总是找出客观原因为祥子辩解。针对祥子爱情关系中的私心，老舍议论说“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那很小很小的一点自由。’，这两句话，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洞悉内涵，也有着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但以贫穷为由却太过轻松地原谅了祥子的人格缺陷。对于抢生意这一点他则宽肴地让祥子自辩说“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奋斗成了祥子免受质问的挡箭牌。      如此宽容，并非老舍在价值观上对人性中的自私有何认同，而是因为祥子在彻底堕落之前，其个人主义思想虽然也包含着自私的成份，但它的最主要内核却是个人奋斗，与之相关的是烙守职业道德、讲信用、勤劳、节俭等美好品质。正是出于对这些美好品格的珍爱，老舍才爱屋及乌地舍不得立即去责备祥子的自私之处。     祥子的个人奋斗固然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保守，但他对劳动的热爱，对生活的严格自律，却焕发出生命蓬勃向上的动人光辉。车被兵抢之前，“祥子知道事情要坏，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不能说了不算，不能耍老娘们脾气!”这里，祥子把职业信用看得高于自己的安危。夜晚路黑，祥子拉曹先生摔倒，自己也负了伤，他心中引起的是痛心疾首的自责，并且决定以辞工、让工钱来补偿这一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失。对自我责任的主动承受，使得祥子的个人奋斗与不择手段、极度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区别开来，而带着劳动者的纯朴、忠厚。为了买上车，祥子起早摸黑地拉车，舍不得花钱买药、喝糖茶，“没有一般洋车夫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也体现出人为了理想而严 格自我约束的意志美。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是祥子个人主义精神品格的核心。     正是因为喜爱祥子的自强不息、喜爱祥子的老实厚道，老舍不忍心责备祥子的不是之处。他对祥子彻底堕落前的叙述较多地采用内视点，显得心贴心，能揣摩到祥子的每一寸心事。作家老舍给予笔下人物祥子的是慈父般的温情。他只能等待祥子已经象不肖之子一样无可救药时，才忍心象极度失望的父亲一样，来历数祥子早已存在而此时倒不甚分明的缺点。这种慈父般的不忍之情，其实质乃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现代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富爱心的人道温情，老舍反过来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谅解人性中的自私、利己，因而，在小说的末尾，老舍在祥子彻底堕落之后，还是掉过头来重新审视祥子过去的缺陷，痛切地称此时已经没有信仰、追求的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并对待祥子也象对待一个已不再回头的浪子一样失去了耐心，他不再细细地去揣摩祥子内心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而更多地采用外视点较为粗略地叙述他的种种劣迹。     祥子的毁灭是奋发向上的生命意志的摧毁。老舍通过这一精神悲剧的描述，愤怒控拆了不给穷苦人以生路的黑暗社会。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外在的社会打击之外，祥子的精神堕落是否还有其内在的个性原因。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很明显，祥子并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才引来社会恶势力的迫害，也不是因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才遭受厄运。车被拉、钱被抢、人被诱惑、虎妞难产、小福子被逼死都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假如在小福子说“我没法子”的时候，祥子肯娶她的话，她可能不至于死得那么早，但是逼迫小福子走上绝路的仍然是没有给穷人出路的社会。假如祥子肯伸出救援之手的话，也不过让悲剧换一个形式、换一个时间而已。“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的小马儿祖父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也同样没有前途。各种各样的洋车夫过的都是悲惨的生活，就从侧面补充说明了祥子的命运是不公平社会中穷苦人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与祥子的生活态度无关。因而个人主义在祥子的悲剧之中没起什么作用。制造罪恶的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而不是人物自身的个性缺陷。     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已经在故事的编织中，解除了祥子的堕落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小说末尾，祥子完全堕落之后，老舍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这里又把祥子的毁灭与祥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栓在因果链上了，宣泄的还是作家对祥子的自私难以真正原谅、而又不忍责备的耿耿于怀之心，表现的是作家的人道温情与道德原则之间的矛盾。           老舍的慈爱、温厚之情，不仅体现在对待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上，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待祥子生命意志缺陷的态度上。尽管罪恶来自社会，但是祥子在遭受打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生命意志不够坚强的心理缺点。祥子骆驼一般的顽强生命，仅仅表现在肉体的吃苦上，表现在正面的人生努力上，而不表现在对灾难的承受力和反抗力上。憨厚沉默的祥子实际上也生着一颗善感脆弱的心。他显然不是挣扎到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放弃人生追求的，而是从生活经验中预计到未来也是黑暗就停止奋斗的。当外在的力量压迫生命的时候，祥子总是既没有去分析压迫的根源，引出抗争的愿望;也没有去内省自己的个性，增强反抗的力量。每一次的打击，都只是更深地引起祥子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否定。他总是自问要强又怎么样呢，烟、酒、色都对他更增添一份诱惑力。在虎妞和夏太太的伤害中，固然是她 们设好圈套让祥子钻，但同时也是由于祥子缺少足够的意志力战胜自己的本能冲动。祥子自己对此没有进行丝毫反省，而只是简单地认为“说真的，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她布置好的，单等他来上套儿。毛病似乎是他太老实，老实就必定吃亏，没有情理可讲!”在与车夫们的关系上，祥子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但一旦自己受到挫折，却容易暗中琢磨，按自己的思路从别人的生活中引起奋斗没有价值的悲思。小马儿祖父说“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这里包含着对过往悲惨生活的沉痛诉说，也包含着对群体共同抗争的深切呼唤。但祥子显然忽略了后面一层意思，只是再一次自问“要强有什么用呢?……何不得乐且乐呢?”祥子这一生命意志方面的缺陷，使得祥子形象的典型意义，在客观上已经超越了城市贫民、下层劳动者的范围，而指向对普遍人性的思考。     出于对祥子积极向上奋斗精神的认同，出于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同情，老舍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同时，对祥子生命意志方面的缺点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因而对祥子的“要强有什么用”的沉痛叹息理解有余，批判不够，只注重去抚摸其中生命无奈的伤痛，而不忍去发掘其中的人格缺陷。他只对祥子堕落的结果表示深载同情的痛恨，只对子堕落的社会原因表示满腔的愤怒，而不忍对祥子堕落过程的心理进行严酷的拷问。他深深地“哀其不幸”，而轻轻地“怒其不争”。同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者，老舍溢于言表的人道温情使得他与鲁迅这样冷峻的人性批判者区别开来。此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拳拳爱心，也表现出理性批判力量对慈爱之心的退却，以及退却之后不甘愿的曲折宣泄。这决定了《骆驼祥子》从根本上讲是一部社会批判小说，而它的国民性批判内涵只能退而成为一个隐性主题。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深刻思想穿透力的小说家，老舍在可贵的现代人道主义立场之外，从来就不甘愿放弃思想启蒙的责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祥子的个人主义态度宽肴之后实际还是耿耿于怀上，更体现在他对群体与个人辩证关系的思考上。对群体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得老舍在思想深度上远远高于一般的人道主义者，高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     《骆驼祥子》中车夫群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活悲惨的群体形象衬托在祥子四周，把祥子没有出路的命运，由点引向面，有力地完成了小说社会控拆的主旨。其次，车夫作为祥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展示出了祥子性格中自私与富有同情心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车夫群体意识的认同与否，还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话题，一是对群体力量的向往，二是对庸众精神麻木现象的揭露、鞭挞。     老舍此时未曾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论者，不可能直接去呼唤阶级斗争。但凭着对穷苦人的一片爱心，凭着对生活的直观理解，他还是朴素地感觉到了个人奋斗没有出路，而朦胧地向往着群体的共同抗争。祥子独自面对人生困境时对群体力量的肯定，小马儿祖父对生活的惨痛总结，都蕴含着老舍对穷苦人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这一问题的思考。祥子被虎妞挟持的时候，不禁想到“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他甚至还想“假若他平日交下几个，他想，象他自己一样的大汉，再多有个虎妞，他也不怕;他们会给他出主意，会替他拔创力气。虽然想过之后，祥子并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去进行群体抗争;社会的黑暗力量是那么强大，仅有几个会出主意的朋友，并不可能真正改变祥子的悲剧命运。此时老舍还未曾意识到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武装群众，但祥子这一领悟却也包含了老舍对群体团结力量的认同。小马儿祖父以蚂蚌“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作比喻从反面说明个人奋斗之不可行，却也包蕴着可贵的阶级意识的最初萌芽。对群体力量的向往，是从受苦人自身中寻找力量，使得老舍超越了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人道主义，也说明老舍此时对革命虽然缺乏正确的了解，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左翼革命家关于阶级意识问题的正确观点。     群体的联合可能产生强大的自我解放力量，群体之间的认同也可能加强人拒绝进行精神超越的惰性。当祥子放弃人生努力、任自己往下堕落的时候，正是车夫群体间的认同意识填补了祥子的心灵空白，使祥子在动物一般混沌的生存状态中过得心安理得。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远远高于一般从阶级斗争概念出发，就立即陶醉于群体意识提升个人意识的海市唇楼中的理想家。深刻的启蒙思想使得老舍对庸众中的人性丑恶有高度的警惕。矗立于对穷苦人真挚热爱基础上的人道温情，并没有遮住老舍穿透历史迷雾、把握人性真面目的深邃目光。     祥子堕落的过程是一个命运和精神都向车夫群体复归的过程。最初，他落落寡合，除个人私心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好强，不甘堕落，还想奋斗，不愿意认同一般洋车夫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生命衰颓。这里，个人与群体不相融合中，体现的主要是积极向上的人格美，是人性中的神性光辉对生物本能的超越。而当祥子认同车夫的群体意识时，却正是他精神走下坡路的时候。当他的个人奋斗遭到挫折时，他想，“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一一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没法不承认别人作得对。”这些事虽然有红白喜事中的人情往来，其中有真哭或真笑，但更多的是请烟、请酒菜、赌博这些共同泯灭灵性、麻醉精神的无聊事。祥子认可车夫间的人情意识、生活态度，并非是想借他人的长处来提升自己，而是出于对自己丧失信心之后的精神无助;在向群体看齐中，他不仅没有克服原有的个人私心，走向更高道德境界的集体主义，而是迅速下坠到丧失人生追求的精神麻木状态。“祥子完全入了辙，他不比别的车夫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这么着，他自己觉得倒比以前舒服，别人也看他顺眼;老鸦是一边黑的，他不希望独自成为白毛儿的。”群体，哪怕纯粹是下层劳动者组成的群体，也成为人性堕落的染缸。     对下层劳动人民群体中精神麻木现象的批判，对个人向群体靠拢过程中逐步堕落现象的揭示，使得老舍在认同群体团结力量的同时，对群众的庸俗、混沌有着充分的警觉。这是启蒙思想家的警醒与鲁迅在《阿Q正传》、《药》等经典作品中对庸众劣根性的批判一脉相传，是老舍对“五四’，优秀作家所开创的新文学启蒙传统的继承。它对普遍夸大群体道德力量的革命文学进行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补充，使得现代文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对群体正负作用的思考更趋于辩证。     温厚的人道情怀和深刻的启蒙思想，构成老舍精神世界中极富魅力的两个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造成了《骆驼祥子》丰富的思想内涵       在英文著述中我们不常说起传统，虽然有时候也用它的名字来惋惜它的缺乏。我们无从讲到“这种传统”或“一种传统”，至多不过用形容词来说某人的诗是“传统的”，或甚至“太传统化了”。这种字眼恐伯根本就不常见，除非在贬责一类的语句中。不然的话，也是用来表示一种浮泛的称许，而言外对于所称许的作品不过认作一件有趣的考古学的复制品而已。你几乎无法用传统这个字叫英国人听来觉得顺耳，如果没有轻松地提到令人放心的考古学的话。 　　当然在我们对已往或现在作家的鉴赏中，这个名词不会出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但有自己的创作的也有自己的批评的气质；但对于自己批评习惯的短处与局限性甚至于出自己创作天才的短处与局限性更容易忘掉。从许多法文论著中我们知道 ，或自以为知道了，法国人的批评方法或习励我们便断定(我们是这样不自觉的民族)说法国人比我们“更挑剔”，有时 侯甚至于因此自呜得意，仿佛法国人比不上我们来得自然。也许他们是这样；但我们自己该想到批评是象呼吸一样重要的，该想到当我们读一本书而觉得有所感的时候，我们不妨明白表示我们心里想到的种种，也不妨批评我们在批评工作中的心理。在这种过程中有一点事实可以看出来；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或这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前辈的异点，尤其是和他前一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 　　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 　　然而，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河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传统是只有广泛很多的题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员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如果我们留意到报纸批评家的乱叫和一般人应声而起的人云亦云，我们会听到很多诗人的名字；如果我们并不想得到蓝皮书的知识而想欣赏诗，却不容易找到一首诗。我在前面已经试图指出一首诗对别的作者写的待的关系如何重要，表示了诗歌是自古以来一切诗歌的有机的整体这一概念。这种诗歌的非个人理论，它的另一面就是诗对于它的作者的关系。我用一个比喻来暗示成熟诗人的心灵与求成熟传人的心灵所不同之处并非就在“个性”价值上，也不一定指哪个更饶有兴味或“更富有涵义”，而是指哪个是更完美的工具，可以让特殊的，或颇多变比的各种情感能在其个自由组成新的结合。　　我用的是化学上的催化剂的比喻。当前面所说的两种气体混合在一起，加上一条白金丝，它们就化合成硫酸。这个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白金的时候才会发生；然而新化合物中却并不含有一点儿白金。白金呢，显然末受影响，还是不动，依旧保持中性，毫无变化。诗人的心灵既是一条白金丝。它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身的经验上起作用，但艺术家愈企完美，这个感受的人与创造的心灵在他的身上分离得愈是彻底，心灵愈能完善地消化和点化那些它作为材科的激情。　　这些经验，你会注意到这些受接触变化的元素，是有两种：情绪与感觉。一件艺术作品对于欣赏者的效力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和任何非艺术的经验根本不同，它可以由一种感情所造风或者几种感情的结合；因作者特别的词汇、语句，或意象而产生的各种感觉，也可以加上去造成最后的结果。还有伟大的诗可以无须直接用任何情感作成的，尽可以纯用感觉。《神曲》中《地狱》第十五歌，是显然的使那种情景里的感情逐渐紧张起来，但是它的效力，虽然象任何艺术作品的效力一样单纯，却是从许多细节的错综里得来的。最后四行给我们一个意象，一种依附在意象上的感觉，这是自己来的，不是仅从前节发展出来的，大概是先悬搁在诗人的心灵中，直等到相当的结合来促使它加入了进去。诗人的心灵实在是—种贮藏器，收藏着无数种感觉、词句、意象，搁在那儿，直竿到能组成新化合物的各分子到齐了。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及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实践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文化结构中，价值系统是核心。文化对于社会的统一作用，对于个体生存的行为规范和意义评估，都是以一定的价值系统为核心来进行的。然而，一定社会的价值系统，是在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中生产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不同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这个意义上  尽管文化价值系统包接表现为观念形态，具有主观性，但归根结底，它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是实践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是客观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实践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里“手段一目的”这一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在古代（传统）社会形态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构成了物质生产与人本身发展的一致性，即物质生产是以人的再生产为目的的。与此相应，个人从属于天然的，或政治确立的共同体，因此，个体与整体、个性化与社会化尚未分离和对立。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肯定并保证了这种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社会统一性，并给予个体确定、连续的整体性价值观念。但是，古代文化的整体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即人的能力只能在狭窄孤立的地域施展的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社会海外殖民地的开发，人对自然的确定的依赖关系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人对社会共同体的依赖关系也被打破，进入了商品交换的生产关系，即现代社会形态。商品交换作为物质交往的基本方式，一方面把个体从对传统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的个人，为他的才能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它（商品交换）又从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支配力量，使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生产代替人，成为目的。这种生产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形成了现代社会人的根本性异化（劳动异化）的根源。所谓根本性异化，即劳动的结果不是人自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相反通过商品交换，转化成为压迫他自身的异己力量——资本。异化导致了手段与目的、个体与整体、个性与共性多种矛盾的并发，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激化。由此带来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瓦解，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基础和整体性情态，而沉沦入孤独漂泊的心灵困境。  一、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如果说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追随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怎样克服或限制其技术迷信和个人原则的局限性，就是每个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课题。应当认识到，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其进步性所在。因此，克服其局限性，并不是要否定或排斥技术和个人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而且，在根本的意义上，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它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21]。所以，克服技术迷信和个人原则的局限性，非但不是否定技术和个人的意义，而是为了剥除资本主义对于技术和个人的局限，真正更好地发挥技术和个人的作用。在根本意义上，文化批判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由于现代化运动向未来无限延伸，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也必然在现实中无限展开而常规化。因此，文化批判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作为文化的整体性重建，文化批判首先要穿越物化形象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文化批判不否定美学，但它坚持意义的表现和建设是形象的生命。与此相应，文化批判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先锋运动进行检讨，它肯定并且鼓舞艺术的探索，但是它认为必须超越先锋的技术无限制发展的实验意识，探索和创造应当以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未来的整体关怀为前提。因此，文化批判承认个性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它认为个性不是人类个体自我的孤立存在，不是个体与社会的极端对立。无疑，在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矛盾的深刻性在于肯定了对立双方深刻的联系和统一。自我存在的可能意义都必须在这矛盾的联系和统一性中才能得以实现。文化批判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原则，同时也就是坚持了人类对文化的希望。整体应当在现实的基地上包涵历史和未来。希望现实地存在于文化整体的统一性中。坚持希望，就坚持了文化整体的诗性本质。生存是有诗意的，文化应当展现生存的诗意。在这种诗意的展现中，主体、自我和意义获得重建和新生。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本质”问题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伪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当代学术话语中“本质”这个语词是越来越罕见了（除非作为批评对象），但他所指涉的含义还是随处可见的。例如福柯的的名言“知识即权力”如果用黑格尔的表述方式就是“知识的本质在于权力。”这两个命题并无根本不同。又如，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就是文本”，这与传统的历史观显然是大相径庭的。但无非是更强调了历史叙事的主观性而已，完全可以视为对历史本质更深入一些、更客观一些的认识。即使是对“本质主义”深恶痛绝的解构主义也不可能真正摆脱“本质”的纠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正如解构企图予以拆解的思想体系一样，按照其假定，解构也是逻各斯中心的。”解构主义之所以要拆解以往的各种思想体系，当然是认为它们是虚假的。因而这种拆解行为本身就暗含着揭示真实的企图。而透过虚假的表面揭示内在的真实正是黑格尔式的本质论之核心观念。任何话语系统总要有所指涉，或指涉实际存在之物，或指涉主观意识，没有指涉的言说是不成其为言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就是其现象所呈现的样子，那么一切科学都是多余的了。显然，无论是后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无意于否定一切言说的必要性，否则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有所言说了。要么揭示点什么，要么闭住您的嘴——这是任何研究都必须遵守的通则。如果说事物就是你看到的样子，根本没有什么要揭示的东西存在，那么大家就都免开尊口罢！  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并不是胡言乱语，其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也有其伟大价值。那种试图靠抓住某种亘古不变的所谓“本质”来一劳永逸地掌握（了解与控制）某一事物的想法无疑是极为可笑的，但这却是人类第一流的大脑做了几千年的，甚至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做着的美梦。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人们从这美梦中唤醒。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梦中醒来之后就应该浑浑噩噩地生活了。我们不能因为大脑做过不切实际的美梦就连大脑的思考权利也给剥夺了。要思考就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普遍性、本质。因为将世界形式化或抽象化、概括化甚至形而上学化恰恰是人类决然无法更改的本性。  但是，思考的方式却是可以更改而且必须时时更改的。让我们还是回到黑格尔。他指出本质是被“设定起来的”就是说它不象事物的直接性那样可以离开人的思考而存在。本质是事物的本质，即客观的存在，但它不对任何感官而存在，只是对于思考着的大脑才存在。这就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早已揭示的道理：外在事物的性质是相对于人的某种特定的本质力量而存在的。视觉、嗅觉是本质力量，它们被形状、色彩和气味确证着；思考或理性思维同样是一种本质力量，它被本质、规律、一般性这些东西确证着。所以，重要的不是放弃什么，而是保留什么。在神圣的、千古不变的“本质”失去耀眼的光环之后，我们呼唤有限的、具体的本质。黑格尔早就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本质的一切内在规定都是相对的。所谓 “相对的”就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也就是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才有效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本质或任何的一般性，认为掌握了某种事物的所谓“本质”就一劳永逸地、彻底地掌握了这个事物想法只能是神话。但是如果设定了范围或层面，在有限性的前提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会发现离开了本质、规律或一般性我们就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言说。如果将一切理论话语都视为任意的、缺乏任何确定含义的语言游戏，那么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可能性，这显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文学理论的确不可能揭示那种没有任何限定的文学的本质。这倒不是因为文学理论的无能，而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本质。但是，文学理论之所以是“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就在于它指涉着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本质或一般性，否则要文学理论何用？只不过由于文学现象有时间、空间和层级上的差异，故而其本质或一般性也是有限的。举例来说，虚构性（或虚拟性）可以说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特征之一了，但它也仅在一定范围内才可成立：对于以叙事文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学史来说是成立的，而对于以抒情文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则是不成立的。又如，“用形象来说话”应该是更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特征了，但对于晋代的玄言诗、宋代邵雍和明代陈宪章的许多道学诗来说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许多不属于文学的话语形式也同样借助于形象来说话，例如许多宗教和道德的说教就是这样的。  然而，当我们以某种理论的态度（即不是从感想或体验的角度出发）谈论一种文学现象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是在复述或描摹这种现象吗？当然不是。我们毫无疑问是对其进行着某种判断。而从逻辑学角度看，任何的判断都是以概括、归纳为基础的，就是说是指涉着某种一般性的。一般性恰恰就是现象的某一层面的本质。例如，我们说“这篇小说是表现主义的。”这意味着我们确定这篇小说具有与其他被称为表现主义的小说相同的东西，这种相同的东西也就是一般性。而且在文学理论的言说中，当我们运用一个指涉文学现象的概念时也常常预设了某个层面的文学本质或一般性。例如，我们常说：“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伟大的天才人物。”在这个句子中，“文学发展”这个概念是指在历时性顺序中排列的一系列文学现象。但既然使用了“发展”一词，就意味着言说者认同社会进化的观念，因此不言而喻，他是将文学现象的历时性排列视为一种有序的、必然的、遵循某种规律的运作过程来看待的。这正是对文学本质或一般性的一种认识。除非不做任何判断，否则就不可能摆脱本质的纠缠。无论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情感的表现”还是说“文学是白日梦”、“文学是语言的游戏”都是对文学本质的一种理解，而且也确实都揭示着某种层面上的普遍性。  所以说，当前学界讳言本质的普遍倾向是一种神经过敏的表现。在放弃了对绝对本质的不切实际的希冀之后，寻觅相对的本质正是大有可为之时。实际上除了少数执迷不悟者还在那里寻找那并不存在的本质以及个别矫枉过正者拒斥任何普遍性之外，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转向有限之域探求相对的普遍性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一定层面上，面对具体的文学现象揭示其相对的规定性应该是今天文学理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