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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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旅

2. 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
由于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诗歌
 先就诗歌来看，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之下，文人的诗歌创作进入到“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等所谓“建安七子”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 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后人称为“建安风骨”。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荡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曹植诗中的个人抒情形象十分鲜明，语言精美工致，前人评价其诗歌艺术成就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写了80多首《咏怀诗》，内容大都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自己无法解脱的苦闷心情。但由于生活在尖锐复杂的魏晋易代之际，表达时采取了隐讳曲折的手法。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耿介态度。另外左思有八首《咏史诗》。他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 的进步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东晋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他因贫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采取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喜悦和辛劳，以《归园田居》、《饮酒》等为代表。陶诗的风格较多表现为自然平淡，但《读山海经》、《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陶渊明诗对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他的一些辞赋和散文，数量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兮》等。
    骈文
诗歌而外，骈文有突出的发展。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所呈现出的多阶段性。魏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呈现出高古自然的文学风格。南朝文学：经历玄言——山水——宫体的变化过程，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

    小说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这些巫师、僧侣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口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
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粗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活跃。其主要特征：
1 、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大量涌现。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是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活跃的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动的著作，那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 “ 诗教观 ” ，即所谓文学是用来 “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 的政教工具。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量出现，并已摆脱了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论 · 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如《文选》等。
2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畴。如 “ 风骨 ” 、 “ 风韵 ” 、 “ 形象 ” 、 “ 意象 ” 、 “ 兴会 ” 、 “ 兴象 ” 等，也开始探讨 “ 意与象 ” 、 “ 形与神 ” 等的关系。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
3 、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潮也极为活跃。从 “ 建安风骨 ” 到 “ 正始之音 ” ，从东晋 “ 玄言玄理 ” 再到刘宋 “ 山水清音 ” ，从齐梁 “ 新体 ” 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风貌的潜衍流变，无不呈现出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文学风貌，也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南朝的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到了南朝，由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文学观念也日趋明晰。宋文帝开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列。宋范晔著史单立文苑传。这时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界限的争论。这些无疑都对文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加以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激起了一些进步文人的不满。在这样情况下，刘勰、锺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问题的讨论历史回顾。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前此的文学史所未曾有的，而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了解西晋与东晋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 280—289 ），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 “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 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 317 年），终于刘裕篡晋（ 420 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三.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过程以及其成就分析在中国文学史上, 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自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魏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这近四百年间，涌现了一幕幕生动的、活泼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文学的独立价值被认识,地位被肯定了，文学个性,抒情性加强了 .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文学自身作过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鲁迅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着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他说诗赋没必要寓教训，他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那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说“诗赋寓教训”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艺把文学自儒家经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诗赋欲丽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等到了晋朝，陆机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细致华丽)”(《文赋》)。“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音节调利)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刘宋的山水诗又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则追新”(同上)。南齐“永明体”诗又在声韵上讲究四声，为了避免八病，追求对仗。魏晋时代又形成作诗的讲求对偶、大量用典故、讲究压韵与雕琢文辞的骈体文，直到南朝时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上面这些文学史现象都说明魏晋南北朝的确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凡此，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基。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的新的格局，开拓出了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所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

说到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大交融的时期。如流传得广而经久不衰的作品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庾信《哀江南赋》，还有“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 至从公元 196 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 589 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

了解文学发展前 , 我们先了解時代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 “ 乱世 ” 。这近四百年间，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 20 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在两晋玄学的发展中，由于阶级关系的复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调和思想，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士族统治的一切现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阶级利益的代表。鲍敬言则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创“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慝日滋”，只有“无君无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宁的生活。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与要求。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这种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现象。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译出来。不过，在玄学盛行的情况下，士族偏重于佛教义理的研究，他们吸收了佛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汉末开始创立的道教，原来主要在民间流行，这时也产生了贵族道教，出现了葛洪这样的教徒，在士族阶层中影响愈来愈大。天师道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
(2) 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 “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   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3)   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了解文学发展是存在于如何大的思想風潮中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1. 儒学式微
自从汉武帝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 “ 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 ” （《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日知录 · 两汉风俗》中说： “ 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 ……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 ” 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 “ 异端 ” 思想便流行起来。

2. 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士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晋初诗人傅玄、张华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但一部分乐府诗还不失汉乐府遗意。到了太康时期，社会的表面繁荣使士族文人更加无视现实，一味歌功颂德，形式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拟古，毫无新意；便是内容贫乏，只追求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促使少数诗人面向现实，写出了内容较充实的诗篇。出身寒微的太唐诗人左思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在西晋末年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的刘琨，写出了有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郭璞的诗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等人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直到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他的诗歌对腐朽的士族社会表现了极端憎恶与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和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由于在田园劳动中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的贫困，后期创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求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诗具有平淡自然的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

最后, 以一首曹操的 <<短歌行>> 结束 <<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旅>>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在用相存。契阔谈谦，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新书局   1925年
2.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
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12月
4. 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 7月
5.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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