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法制建设“重农抑商”方针的由来及其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目 录

内容摘要2

一、 重农抑商政策的目标3

（一） 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特点3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和目的3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4

（一）“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4

（二） 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5

三、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6

（一）积极影响6

（二） 消极影响6

四、结论8

参考文献：9

内容摘要

中国社会在秦汉以来，历经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这种制度能够如此长久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是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这种制度的诞生和发展，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不可分割。作为我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思想中的关键部分和重要内容，重农抑商思想为封建社会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发展的背景下，再回顾重农抑商政策的目标、产生原因以及对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重农抑商，古代经济，封建社会

看中国法制建设“重农抑商”方针的由来及其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的目标

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国”的“法治”，反对“礼治”，要求代之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然而，中国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不可混为一谈，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民主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刑罚发达，而私权利不足。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存在只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限制着谁的权力。其中，重农抑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蕴涵着丰富的合理资源，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民众、民生的深度关切，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倾向。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内容和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一则重农,二则抑商,顾名思义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抑制商业和重点发展农业,历代王朝也通过制定法律等手段宣传其对商业的打压和对农业的支持。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并非只是单纯地的鼓励农业和抑制商业，隐藏在它背后的是深刻的政治目标。

第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能够最大量地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使农民安土重迁,减少社会流动性,国家的统治需要基层的稳定，而广大农民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社会基层，因此稳定农民就是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其维护国家统治目标的用意可见。第二,农业是古代社会的主导经济,广大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王朝国家的基本税收。农业经济的萎缩，势必带来财政税收的减少，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削弱、个人或者团体经济收入的增加，势必会威胁到统治。因此，国家的税收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农业的发展保证了财政税收的稳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着明确的国家财政利益目标。第三,古代是极其重视长幼尊卑秩序的,私营业的发展，会破坏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也会破坏大家都要简朴的这种社会意识,,助长了社会的奢靡之风。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有利于维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封建道德和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这是对到的目标的明确。以上只是这个政策一方面的目标,而最主要的政策目标，统治者不会大力进行宣传和说明。

重农抑商政策的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是由国家统治本质所决定的,根本上是为维护王朝统治服务的,这表明重农抑商政策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统治者以法律的形式，将这项政策法制化,强行推出，从道德、财政、经济、政治诸方面来维护王朝统治稳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一）“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

 中国早期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踏上了实行专制主义的道路，在这其中，政治秩序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君主很难进行统治，而在那个各方面条件和设施都不发达的年代，绝大多数民众会选择农业生产来养活自己，小农经济是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坚实基础，春秋战国由于没有统一的君主，时局十分动荡，小农经济的稳定性的有点日益突出，民众在社会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可见一斑，所以说，如何稳定小农经济，确保农民们的生活不受到大的冲击和伤害，进而稳定社会状况，是那个年代法制中最主要的一点。这从侧面更深刻地将整个社会的关注点转移到农业生产上面。但这与其说是在关注农业生产，不如说是在重视专制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受制于君主权力，民众对国家应该是仰视的态度，而国家掌控不了民众是万万不可能的。各朝代的君主提倡“以法律贱商人”有何不可告人的原因呢？其实也就是为了朝廷的利益而已。为了使专制的秩序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恐吓，朝廷采取了各种不利于商人发展财力的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重关市之赋”，使“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更钱造币”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个人或团体经济实力的加大，容易威胁到朝廷的势力，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富商有了钱可能会恋权，到时候就聚集贫民，自组军队，打击朝廷势力，自称为王，试问统治者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针对“重农抑商”，朝廷还直接设官设场进行盐铁酒茶等专营制造并垄断买卖。

 在春秋时期，领主土地占有形式开始瓦解，到战国末期已经完全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所代替。这时候“重农抑商”的思想产生。通过租佃土地剥削地租的封建地主制经济是地主阶层获取利益的方式，而与此紧密相连的自然经济正是地主阶层获取其集团利益的基础所在，所以，维护自然经济、保障获取利益的基础便成为地主阶层执政的应有之义。而此时商业的发达程度己经明显地超过了社会经济容许的限度，社会经济容量有限，商业资本没有出路，必然造成对土地的投入，兼并土地，从而破坏小农经济，这无疑威胁到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基础。一方面，商人将其积累的资本转向购置土地，使其商业利润地租化，于是，“富者田连叶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商人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削弱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基础，同时又与地主阶层争夺利益，就会

受到地主阶层的抵制，这必然会导致抑商政策和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高额的商业利润诱使农民“避农”而趋利，“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因此，如果不抑制工商，必然会产生农业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的现象，这又必然会导致地主阶层的收益锐减。所以，在地主阶层这一利益集团足够强大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来抑制商业的发展进而抑制商人阶层的发展与壮大便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必然选择。

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1.重农抑商思想萌芽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我国，商鞅是最早提出“重农抑商”这个政策的人，这也是我国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在《周书》中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农业和工商业的地位是对等的；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的模式成为了农业的普遍生产形式，城市中出现了手工业和工商业；此时商鞅提出“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正式对重农抑商政策做了说明，秦国也由此得到较大的基础支撑，而渐渐强大，秦国经济的壮大也由此而来，为日后的统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的封建制度有着自己的一套体系———“王制”。在秦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秦始皇嬴政很看重这条策略，并视为他治国的根本方法。而到了汉朝，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重农抑商”的现象日渐成了趋势，刘邦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明朝时期，朱元璋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更是强势，商人还有可能因为从事商业活动过于活跃而被判处发配到边疆的刑罚，洪武二十四年，对于不从事农业的人会被视为游民。而清朝广为人知的“闭关锁国”也可以看做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物。

三、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秩序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在封建时代，中国地多人少，由于没有技术的支持，生产力水平难免很低，于是耕作的人就多，正如前文所述，农业的发展对统治阶级本身是有利的。重农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农业作为重点发展，减轻徭役赋税。为了顺利地重农获税，封建统治者只有加大力度地干预商业，无疑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自身实力的加强更是不在话下。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统治的要求，地主阶级往往会变换相关政策，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巨大的。

2，它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繁荣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对传统农业的保护是有目共睹的。而同时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让小农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由于该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稳定小农经济的发展，避免土地被个人兼并，商业资本的发展就更不用说了，个体小农的稳定生活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便促进了古代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的繁荣现象。

消极影响

1，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最终导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极不发达，瓦解不了小农经济，就不能实现经济向现代化转型。这种法律制度的存在推缓了中国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经济模式，维护好它不被其它经济迷失所破坏，统治者不得不通过法律来压制其它经济成分，因此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地位天差地别，在众多法律中中得以体现。由于统治阶级一直采取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不允许商人做官，不允许商人正常的经商，更不允许商人买卖土地，要想过富有的生活更是梦寐以求，所以许多商人不得不用经商得到的利润用于其它方面的发展，而不是再次扩大生产。历史上许多官商勾结的例子实则是这种制度之下的产物。官僚地主并不满足于官场上的权势，他们对金钱也看得很重，而他们手中的权力就是获得金钱的最佳方式，商人又想在获得财产的同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官商就这么形成了，商人身上的封建化性质越来越烈，他们将商业的发展寄希望于封建体制，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行为的后果仅是对那些制度的巩固和强化，商人们原本渴求的环境却没有得到到改善，更别说在整个体系中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更别说会对古代的农业发展有什么大的冲击。官商结合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越走越艰难。

2，严重影响了农民向工人、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变和近代化的形成

 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商人手中的资金不是继续投向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上，而是投向了购买土地和政治经营。商人想要获得尊重，就只能改变发展方向变成自己土地的地主，或者通过政治投机来改变政治身份，以获得自己满意的现状，也如前文所述，这种政策带来的歧视性，不可能促使商人发展更大的产业，单个个人或者群体是不敢与这样的法律环境做出抗争的。同时农民因天灾人祸失去土地以后被迫进入城市，按理说他们应成为商人或手工业者雇用的对象，但封建统治者害怕这些人进入城市会给本来就不是太安定的城市带来麻烦，统治者自然不愿他们流入城市带来一些隐患，这些群体在城市中的处境一般来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并且，大多数农民告别土地、来到城市的状况，一定是出于无奈，加之思想的禁锢，一有机会肯定会回到农村，他们也希望政府能给他们一定的土地。政府和农民对待农耕的的出发点虽不一致，但是行为和想法是高度的统一的，当政府允许农民有一定的土地的政策制度出台，大量的流民就告别城市重新回到了土地上，继续过着他们代代相袭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中国古代，流民的数量是有些规模的，但是在这一大批的流民当中，有效力的劳动者也是微乎其微。这个政策的实施，就是为了使商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不要过分密切，两者合作更是不必奢望。这样农民还是农民，商人还是商人，农民无法转换成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近代意义上的工人，而商人尤其是手中有大量资本的地主更无法转换成近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最终不能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农村的经济成分和生活模式万年不变，城市的工商业则是缓慢发展甚至倒退。在这种法制观念下，农村只能是农村，古代的农村城市化简直就是望洋兴叹。而乡村的不发达，恰恰制约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也使得国家现代化所依赖的条件无法得到实现。

四、结论

任何政策都有一个形成发展乃至灭亡的过程，重农抑商政策也是如此,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但是，由于政策本身的弊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它又是暂时性的。“重农抑商”的政策目标明确,但它所暴露出来的缺点在现代来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本着以史为鉴的精神去看待每一件事，也是能得到许多启发的。

参考文献：

[1]丁孝智.《中国封建社会抑商政策政策考辨》[J].社会科学战线,1977,(1)

[2]赵倩.《浅谈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J].经济师.2008（10）：290

[3]赵宇，张旭.《浅谈重农抑商政策及对三农的影响》[J].科教导刊.2012（1）：60

[4]童书诚.《中国商品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孙晓春.《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