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浅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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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82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党政机关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干部选拔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但从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来看，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领导人具体的行政领导职责，许多法律在这一领域处于空白状态；一部分法律即便略有涉及但也大多责任标准过于笼统，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二）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

严谨、合法的程序是公共行政问责制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现行的问责制存在着程序化问责触及的范围狭窄、问责操作程序的不规范等问题。我国问责制主要是对那些已经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重大事故的失职时间进行追究，而对于那些虽然还没有产生不良影响但很可能存在失职情形的职责行为还没有正式引入问责程序。现实中政府问责的启动往往在出现重大事故，群众投诉、控告、媒体曝光或上级干预之后启动，实际上是把重大事故或具体过错作为问责启动的条件，而少有由人大或公众等其他主体来启动

（三）异体问责的缺失

行政问责制不仅应该有不同的问责主体，而且还应该有异体的问责主体（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公众等），而现在我国主要实行的是主体的问责，即行政机关的上级部门或领导和其他专门的审计、监察部门，异体问责发挥的作用还很微弱。如果异体问责不能够很好的贯彻执行，那么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一些包庇纵容、执行不力、暗箱操作等不良之风。只有异体问责的真正介入才能够产生比较有力的监督效力，使掌握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本领、素质，努力地办好手中的“差事”。

（四）行政问责文化的滞后

在我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意识仍非常牢固，比如“君王不能为非”，依此延伸出的是权力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依法行政与官场“潜规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趋势。行政问责依赖于依法行政，在现代不少官员的意识中还存在是权大还是法大，是政策大还是法大的疑虑。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的现象仍然还是普遍，这也阻碍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我国行政问责制多为行政系统内部上问下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人大、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介、公众对于政府问责的作用经常得不到发挥。这样的局面在实践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官官相护、暗箱操作从而难以做到真正问责。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新闻媒体独立报道权和舆论监督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公众缺乏知情权，民主党派和公众的监督、问责实际上无从做起。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途径

（一）加快行政问责的法律建设

完善我国的立法体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系统，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到法制范围之内，是依法治国的基础。行政问责制要想成为一种长效的机制，就需要在法律上加以不断地完善，因此我们的立法机构应该在整合现有法律、法规、条例中有关公务员权责事项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使问责法律化、制度化。只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行政问责制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应当加强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法律真正被应用于生活当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是法制化真正地深入每一个公民心中，转变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

（二）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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