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浅析(三)

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使问责制更具有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因此我国应该建立以民意和舆论监督为基础，以权力机关为主导，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大众传媒、社会公众等多方有序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的异体问责体系。发挥和完善各级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吸纳民意，监督政府的职能是深化异体问责的核心内容;强化和完善各级人大的行政问责机制这也是我国问责制度设计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突破口。首先，完善各级人大的监督程序、质询程序、特别问题调查程序、国家工作人员任免程序，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其次，舆论监督是问责制得以建立和完善的背景所在，新闻媒体曝光也应成为问责依据之一，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再次，强化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完善人民政治协商的职能。最后，急需设立举报、奖励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三）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用正确的理念引导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当前的行政问责文化建设首在问责理念建设，要利用“善治”理念引导问责文化建设。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对政府工作进行责任追究的作用，充分发挥公民、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在治理网络中对政府问责的作用，促进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和完善。还要树立法治理念，推动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形成依法问责的行政问责文化，破除行政问责过程中的“权力崇拜”文化，依靠深入的教育塑造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四、结论 

行政问责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明确政府的职责、承担行使职权过程中产生的不当行为或不良后果的责任、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的形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行政问责制真正想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生存，其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是巨大的。怎样对政府官员、政府本身、公民在公共权力配置进行正确定位，怎样协调政府与公民在利益上的冲突以及怎样平衡各利益集团的需求等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网络日益介入政府行政过程的今天，政府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及行动满足公民对于行政民主与公平的关注，怎样积极惩处各种失职行为平息“民愤”、争取行政执行上的主动权、避免“被执政”，这些都是我们的政府以其官员在实践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而我们真正期待的是在不断地实践与探索中实现行政问责制的良性发展和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12. 

[2]刘路,邓娟.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J].法制与社会，2009，（1）. 

[3]陆彩鸣,徐小军.中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J].中国发展，2008，（4）. 

[4]陈静,周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J].中共福州党校学报,2007，（7）. 

[5]毛政相：《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J]，载《理论研究》2005年第 1 期，第 95 页 

[6]林波：《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载《决策学院 》2004 年 12 期 

[7][美]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