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点思考及建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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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α）φ（Y-θX）+αφ[（Y-θX）-π（Y-X）]            （1）
F：表示纳税人的预期效用，φ（.）是所得的效用函数，Y：纳税人在某一时期的收入， θ：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了计算方便，假定是固定税率），X是纳税人向税务部门申报的收入，即实际税收的计征额。α：纳税人偷逃税的查获概率，π：罚款率
对X求导得：
dF/dX= -θ（1-α）φ‘（Y-θX）-(θ-π)αφ’[（Y-θX）-π（Y-X）]     (2)                    为了书写方便我们把Y-θX=W，（Y-θX）-π（Y-X）=Z
当X=Y的时候，dF/dX=-θ（1-α）-(θ-π)α 当其小于0的时候，即πα<θ，纳税人会选择逃税，因为此时即使逃税被查获，而罚款获得的效用也比按章纳税来得大。
由一阶导数等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的条件来保证有最大值的存在，且取值在区域[0，Y]内。F’’=θ2（1-α）φ’’（W）-(θ-π)αφ’’（Z）<0 假设自动满足。
我们可以知道对于纳税人是否进行逃税的行为影响因素主要是：Y，θ，π，α。这样我们建立另一个函数模型，纳税人决定申报的收入X=Ψ（Y，θ，π，α）
    对Y求偏导，得
ЭX/ЭY=θ（1-α）φ’（W）[φ’’（W）/φ’（W）-（1-π）φ’’（Z）/φ’（Z）]/F’’                                              （3）
对θ，π，α分别求偏导可以得到
ЭX/Эθ=Xθ（1-α）φ’（W）[-φ’’（W）/φ’（W）-（1-π）φ’’（Z）/φ’（Z）]/F’’                                         （4）
ЭX/Эπ=-α[（Y-X）（θ-π）φ’’（Z）+φ’（Z）]/F’’                           （5）
ЭX/Эα=-[-θφ’’（W）+（θ-π）φ’（Z）]/F’’                               （6）
逐个分析四个因素对X的影响
首先收入Y对X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只有当π>1时才可能是X随着Y的增大而增大。这个显然在显示生活中不成立，因为对没有纳税部分（Y-X）的处罚只是大于θ（Y-X）而不可能是没收（Y-X）部分，甚至是要倒贴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论呢？因为模型没有考虑纳税人偷逃税的心理成本η（X），随着X的减小即偷逃税增大，纳税人的心理成本是增加的，因为一旦东窗事发，他所要承担的名誉损失，社会地位贬低等就越大。如果加进这个因素，就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随收入增加，纳税人偷逃税的可能性增加，偷逃税额也增大。
第二，税率对X的影响不确定。因为存在两种效应
1、“收入效应”：税率提高，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减少，由于纳税人是风险的规避者，他此时更倾向于保住收入的稳定，不会去冒险逃税
2、“替代效应”：税率的提高，使纳税人进行偷逃税的边际收益提高，为了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偷逃税。
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收入高的由于税率高，更多的是考虑“替代效应”，而收入低的因为原本纳税额就小，更多的考虑“收入效应”。
第三，罚款率π和查获概率α的作用明显，如果π，α增大，纳税人将减少偷逃税行为。
五、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点政策建议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明显的观察到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实际征税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出现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等日益收到重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必须进行改革。我不主张现在对我们的税制进行“大手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税制需要稳定。正如前文提到的，与任何体制变迁一样，渐进式变革是一种低成本的改革方式。在现行税制下，可以着手做的，是加强对个人的会计审稽与督查，对个人所得税的严格征收。
结合前面分析的税收流失的原因以及模型中几个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从纳税人角度看，提高自觉纳税的意识。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尽管有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但是大部分人不在纳税的行列中，长久以来没有形成氛围。而且我国的税务宣传是矛盾的，一则将“强制性”，二来“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怎么用不清晰。纳税人普遍有了抵触心理。尤其是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税，如果纳税人能自觉主动申报真实收入，显然可以大大降低征税成本。另外形成全民纳税的机制，可以提高纳税人偷逃税的心理成本，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B、从税制的完善来看
逐步建立综合所得制，由分类所得与综合所得相结合慢慢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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