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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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收入、支出、预算平衡和国家债务等各个方面。因此，财务政策是有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就我国情况而言，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它的内容和作用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在传统经济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采取大一统的形式，内容单一，基本上是一个国民收入的统配计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财政政策已不可能再用大一统的形式统揽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这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而且增加了财政政策运用的难度。改革的深入发展，是理论研究大胆突破带来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是各项可行政策出台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理论能否付诸实践，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政策低效或失败往往是改革进程受阻或造成循环往复的重要诱因。我国当前财政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与财政政策目标的导向，财政政策主体间的摩擦，政策工具运用，政策传导机制以及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仅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非常有助于中国实现长远经济发展目标。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充分调动了国内资金，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加大了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加强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财政体系包括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两个方面。
    一、政府收入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税收和公债构成。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管理国家的职能而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所以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因为税收具有这些特征，所以税收可以作为执行财政政策的一个有力手段。在西方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通常是20%—5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也平均在20%左右，中国目前的税收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根据1999年的统计，只占10%。
    税收的种类有很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种类。税收根据课税对象，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根据课税的数量，税收分为累进税、比例税和累退税。
    一般情况下，税率和税收收入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在一定税率条件下，随着税率的提高，政府的税收收入会相应地增加，但是这样一个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曲线——当税率较低时，税收收入随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当税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税收收入将随税率的提高而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分析，认为当税率提高到一定水平后，随着税率的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反而会下降，也就是说并不是税率越高，税收收入越多，这是因为当税率过高的时候，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会相应地下降，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也会受到打击，因为无论是劳动也好还是投资也好，他们所得到的收入要交纳很高的税收，因此他们的积极性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逃税的可能性会加大，所以往往在高税率的条件下，税收收入却有可能下降，所以为了追求一个效益目标，通常一个国家不能采取过高的税率。现在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都呈现出越来越低的趋势，比如日本的税率曾经高达90%，现在最高税率已经下调到50%。
    二、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两大类。政府购买是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军费开支、政府经费（包括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机关公共用品，还有政府雇员的报酬）、公共工程开支（是政府在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的时候所支出的部分，包括政府用于交通、住宅、教育、科研等等这样一些方面所支出的项目）等，是一种实质性支出，也就是政府在支出这些费用的时候，有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用这些费用购买了这些商品和劳务，所以这项支出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
    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这是一种货币性支出，也就是政府在付出这些货币的时候，没有发生相应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易，只是政府将收入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所以在核算国民收入的时候，不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因为它没有反映出一个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政府支出的这两个部分中应该说政府购买的变动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或者说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影响要更大一些。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各个项目对经济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这个影响的大小不完全相同，也正是由于各个项目都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它们都可以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工具。
    政府购买直接形成社会总需求，购买支出的大小对整个社会总支出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因而是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府购买支出中更容易调节的是公共工程开支，比如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低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提高总支出水平，在税收不增加的情况下，这样会增加社会的需求，刺激生产，从而缓解经济衰退；反过来当社会总需求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政府可以减少购买支出，这样就可以直接降低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政府购买本身具有乘数效应，而且这个乘数效应与投资的乘数效应是相同的，所以政府购买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最有力的工具。
    政府转移支付不直接形成社会总需求，但它会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间接影响消费。在转移支付增加的情况下，假定政府的税收不增加，那么整个社会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也会相应地增加，所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福利政策来调节这一项转移支付，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总需求，所以转移支付对社会总需求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这样一个机制，是通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来间接地影响社会总需求。
    税收与转移支付类似，也会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进而影响消费与投资，故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较大。在西方国家由于所得税是政府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部分，而税率的高低以及变动方向对人们的收入和经济活动又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政府通常主要通过调节所得税的税率来实现政策的目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税收与转移支付对总需求的影响虽然在作用机制上相似，但是在方向上是刚好相反的。转移支付增加可以使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使社会总需求水平提高；税收增加会使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使社会总需求水平下降。
    公债对经济也有调节作用。在西方国家，公债中的中长期债券可以进入长期资金市场进行交易，中央银行可以在资金市场上参与公债的买卖，债券的交易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收缩，从而影响货币的供求以及社会总需求，所以政府发行的公债一方面能为政府购买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也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调节经济的工具。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支工具，来调节社会总需求，从而消除通货紧缩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达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通过我国近几年的财政政策，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将实行适当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中国政府还将力求保持中长期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财政承受风险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国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财政风险，如调整国债期限结构，降低筹资成本，统一管理政府内外债务；加强对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部分国债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建立债务预警系统和偿债基金制度，控制债务规模的过快增长。对一些因历史原因形成并长期积累的潜在财政风险，如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缺口等，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正在采取相关措施逐步加以消化。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辅之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力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