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今收入分配与地理关系(三)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中国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到了汉代通过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奠定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后又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交融，逐步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中国文化也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

就在这样历史悠久，地域宽广的国家，每个时代的经济分配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地方最为显著。想根据这个话题进行整理阐述与归纳，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与帮助。

（二）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古今收入分配与地理关系的直接文献资料较少，我将从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与理论，以时间为轴线贯穿全文，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分配下的收入分配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等个方面来聊一下中国古今收入分配与地理关系。

二、简述中国古代与近代收入分配理论

（一）中国古代收入分配理论

原始社会是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口很少，人们通过采集、狩猎、捕捞等简单的生产方式获取的食物很少，难以满足人们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经济生活采取平均主义分配办法。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时期的典型。山顶洞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旧石器时代时期，人们群居在山洞或部分居住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根茎为食物，或集体捕鱼狩猎来维持生活，采取的分配方式类似于群居动物所体现的分配形式，具有共同分享的特征。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走出山洞和下到地面，开始构筑一些简单的房屋，进行一些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劳动，从而开启了人类真正从事经济活动的历史。但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把人类劳动带到一种新的群体劳动和生活方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劳动的特点更加明显，合作劳动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也体现得比较突出。对于合作生产出的食物的分配基本上采取平均分配的模式。当然，这种平均分配也不是简单地将食物绝对地等分到各个人，而是按照先成年人、次小孩、最后老人的顺序分配。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平均分配的形式。出现这种分配方式完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分配更有利于集体或部落的生存。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提到“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小南海原名小瀛海，位于重庆黔江区境内）、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63 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 28000 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 15000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1960 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10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 7000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指出的：“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只有通过把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才能建立联系。这意味着，在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原始公社时期，以社会分工发展为标志的生产力进步推动了商品交换或商品经济的产生。这使得收入分配由原始社会的宏观层面上的分配转型为古代社会的微观层面的分配。

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社会形态上，不仅产生了国家，而且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变成了土地私有制。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收入分配来看，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由于土地集中在奴隶主或地主手中，收入分配也明显地向奴隶主或地主倾斜，而广大的下层民众较为贫困。正如亚当·斯密所讲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劳的国家。”但“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君主介入收入分配的情况出现得较早，而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君主干预分配的政策。《管子》的作者指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因此，在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下，君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并出台了“抑商、限田、平准、均输”我们从这些政策。来了解古代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