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题材研究(一)

杜甫诗歌题材研究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自唐代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其诗作实现了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其诗如后人所评论的那样：“艺术性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其诗吸引了众多诗词爱好者的研究和评论，比如唐元稹曾评价其诗作：“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苏东坡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明杜诗研究专家卢世榷美誉杜甫流寓云安时撰写的《十二月一日三首》为“七律之神境”；清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而在1960年，开国元勋陈毅在其诗《吾读》也说“喜其题材备”，而叶剑英元帅则在《成都草堂》里说：“杜凌笔落伤豺虎”；后人有称杜甫《秋兴八首》是“声韵雅畅，词采高华，气象冠冕，真足虎视词坛，独步一世”的“力抗九鼎，勇夺三军”的名作；对于杜诗赞美之词不胜枚举，有人用诗、有人用文，有人抄录、有人借用，后人称其为“诗圣”当无虚夸耳。

杜甫还是位矢志不渝的爱国诗人。爱国是时代之呼唤，是国家、社会之要求，但作一个爱国的人确实有些难度，当一个失志不移、屡次遭受变迁的爱国之人则更加难，但杜甫用它的实际行动和真诚话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表里如一，责任感强的爱国形象。他曾经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地要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出力，他曾经无忧无虑地准备着仕途生涯，但他的人生充满了诸多无奈，英雄报国无门、朝廷衰败，安史之乱爆发，个人穷困潦倒，流落饥寒，终生不用，满腔热情、一身才华无处施展。他曾经“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曾经遐思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撒平芜”，“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但是后来仕途不济，国家衰败，他想着“欲陈济世策”，仍“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种不顾个人兴衰、荣辱，一心报国的思想值得钦佩，这种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和人生观在他的世界观中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西蜀，唐肃宗灵武继位后，杜甫又赶往灵武，结果途中被叛军抓捕，在长安期间又写下了《悲青坂》、《春望》等诗。 后又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了长安，逃往肃宗所在地凤翔，晚年的杜甫仍不忘国家发展，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想必在他心里对分离祖国的战争该是多么的愤恨，对那阵阵号角该是多么的无奈。对其爱国思想和诗文风格，陈毅元帅曾在《吾读》里面说：“吾读杜甫诗，喜其体裁备。干戈离乱中，忧国忧民泪。”，这当是一代元勋热爱杜诗，喜欢杜甫的原因，由此也可揣测出开国元勋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喜欢杜甫之诗，参观杜甫草堂，敬佩杜甫爱国思绪之端倪。

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安史之乱”是造就这一历史巨变的重大事件，而诗人自身也经历了从“开元盛世”到“万方多难”的坎坷经历，诗人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使人民身处水深火热、国家陷于严重危机，也将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杜甫传世之作多达1400余首，他将自身的辗转经历、所见所思都凝结成了所作诗篇，这就决定了杜甫诗歌所选题材必然多样。长期在人民中的生活，使他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交游酬赠、爱国忧民、辗转漂泊、山水咏物，诗人都曾作为创作的题材来抒发情感过，其中蕴含的思想情怀也历来为一代代文人所传诵至今，被不断加以研究分析，乃至对今日社会价值观都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出于以上种种因素，我选择了杜甫的诗歌题材研究作为我的毕业论文课题。

二、文献综述

自唐代以来，诸多文人墨客都对杜甫诗歌作了详尽系统的分析解读。现代的不少学者也针对杜甫不同人生阶段、不同题材类别的诗歌作品分类别作了深入探讨，经过分析整理，简要介绍以下几篇杜甫题材研究：

1.王福雅在《此“游”不逍遥》中评杜甫游历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