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忠义”观

论水浒传的“忠义”观
[摘要]梁山英雄忠义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应该从他们所懂得两个社会领域，即“江湖”与封建正统社会，这两个领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意识规范和需求，前者所需为一个“义”字；后者乃是“忠”。本文从宋江这个本书中最复杂最矛盾的人物身上分析《水浒传》中的忠与义。
[关键字]忠，义，矛盾，江湖，封建正统，宋江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中，公忠不仅被看作个人“修身之要”，且被定为社会道德最高准则。究其原因，它的盛衰兴废，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社稷安危。战国末期的儒者，特别提出了“忠先于孝”的思想，把忠提到了至高地位。至于宋明时期的儒者，则以天理论证公忠。维护忠君道统。《水浒传》中的“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
 “忠”这一思想贯穿小说始终，主人公宋江曾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在“九天玄女受天书”一节中，这位娘娘给宋江做的启示里，有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人也为数不少，最典型的李逵曾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首的主“忠”派压制下。
 宋江浔阳楼题了反诗，之后种种被逼上梁山，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坐等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书中一再称颂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小说职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这一至高规范。宋江甚至在被毒酒毒死之前，还仍然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忠”的思想，使《水浒传》蒙上一层“道德正义”的色彩，成了小说流行的“通行证”。以统治者眼光来衡量，梁山英雄只能是贼寇之流。小说以这些盗贼流寇为主角，能为社会喜爱，并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肯定要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解释，赋予这些贼寇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
 “义”是儒家恪守的“五常”之一，即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山好汉的“义”，突出表现在英雄对弱小者的同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道。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行的都是“义”；当然也表现在把梁山贼寇组织起来的共同的生活的生活信念和道德行为准则。从“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由小到大，皆因义的力量，才使得梁山的事业越做越大。
 “义”是先秦游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打抱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同，但这一点却惊人的相似。结合作者曾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队伍，应该是深深喜爱这种朴实的均贫富、求平等的绿林风格，所以在刻画卢俊义、武松、燕青等人物时，往往抱着赞美的态度来描写他们的义气为先、义无反顾的豪侠风范。
 《水浒传》在写梁山贼寇的“义”时，是极为精彩的。把“义”写的有胆略，有精神，因为这个义，这些贼寇才被赋予了英雄好汉的品格，才成为千百年来一说再说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但在处理“忠”与“义”的关系时，作者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之下，放在孝之下，而“忠”“孝”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是联系极为紧密的孪生的一对同质伦理范畴。义服于忠，义服于孝。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绝非泛泛之笔，而是要让忠居于义之上。宋江碰到义和孝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之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宋江的性格的核心“忠义”，使人物呈现出完全对立的特征，成为复杂的矛盾体。宋江的身上积聚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意识规范（江湖与正统封建社会），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忠义兼收，传统儒家的意识惯性使他又不能兼容，导致悲剧。他身为下级小吏，虽处于封建官僚系统之中，而是被边缘化的，更多是与下层的三教九流为伍，其重义的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交际背景中形成的，也是必须的。此为生存之需要。然而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史，从文化教育上讲，完全是正统社会塑造。一正一偏，一先一后，限制并塑造着人物性格。就整个《水浒传》文本来考察，依历时的叙事，宋江的两种意识冲突表现为三种模式：侠义英雄时期，义字当头孝义两存，矛盾萌芽；梁山时期，义以为忠，正统拒斥，现实尴尬；亡命江湖、落草为寇。
 时期，以义求忠，以忠统义，忠义全失。
 一 、前期（侠义英雄时期）
 小说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和与他一样的侠义之人。一贯扶危救困救人之急，因此闻名山东河北 有“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美称，总之，突出一个“义”字，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义最普遍的人际交往的信条，尤其是常常越出礼法的江湖社会对义的道德需求更大。
 像宋江这样的押司小吏，远离政治核心，只能在底层为上层驱使，既无机会接近帝王，更谈不上忠君之事。宋江与底层社会接触非常密切，尤其押司一职，属司法系统，更便于他与江湖人士结交。书中还交代，宋江仗义疏财，施舍救助对象扩大到城市居民中间，如郓城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连他讨取阎婆惜，也主要是可怜母女二人无人赡养，并非出于好色。相对底层而言，宋江身为官府之人，政治地位高，收入可观，为他施义提供了条件为他尽孝提供了条件。
 当宋江与真正叛离正统社会的江湖人物结交时，义就获得了一种平等相待的意义，同时也与忠孝观念发生了冲突。义是私的，忠是公的，义是友情的，忠是僵化的，义是平等的付出，忠是等级的屈服，必然无法并立。他被正统社会抛弃，不是与黑暗现实直接冲突的结果，而是重义惹得祸。可以说，义是宋江与黑暗现实发生冲突的导火点，也是他与梁山起义开始联系的媒介物。智取生辰纲是义举，也是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向正统社会发起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使得宋江虽然出于义就了他们，但从内心深处有觉得他们犯了弥天大罪，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做出抉择。
 二、 中期（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期）
 重义气的负面效应导致宋江与正统社会的疏离，也使得他获得江湖的认可，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在宋江这种风云变幻的历程中，有不少人受义的牵引而投奔水泊梁山，其原因虽然不一，但绝大多数是慕宋江之义主动来归。从这些描写来看，如果离开了宋江的重义，就不可能形成四方英雄齐聚梁山，百川汇海，群峰尊岳的局面。
 然而虽身在江湖，宋江却不能忘怀正统的儒家教导，忠君之念。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暗喻身在草莽不忘君国，朝廷弃我我不弃之的深心。实际上，替天行道的口号模糊笼统，对宋江而言，此天非他，乃是天子，既然贪官污吏横行，奸臣豺狼当道，就要替君父除之。
 然而宋江的队伍在局部上震动了封建政权，只会遭到一次次的围剿杀戮。江湖社会的孤军奋战必定没有出路，这就使他在事业巅峰期考虑招安问题，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取其一，以忠统义。
 三、 晚期（招安期）
 宋江的事业巅峰时期招安思想也发展到极点，他渴望进入封建正统社会，要实现他的忠义之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得不舍弃江湖社会的义气，以牺牲义来求忠。统治阶级惧怕江湖势力的破坏力，一旦收服，必定绝其后患。宋江受招安后带领众人平方腊，实际上是正统社会以江湖制江湖，以寇灭寇的手段。残酷的现实把梁山好汉代入绝境，忠义全失。
 宋江悲剧在于，他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底层知识分子，无法进入封建统治的核心，无法直接向帝王效忠，转而为江湖社会的义所导引，投身进入江湖社会，与正统封建社会抗衡，然而又不彻底，时时留恋，固有的传统意识束缚了他，最终又满怀希冀投身于正统社会，导致可悲结局。
 《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曾在朝廷为官的作者，又对在朝廷中和他一样不得志的有为之士抱有同情之心，并把它转化为对人物的描写，例如描写林冲的坎坷人生，强烈讽刺了所谓“忠 君”思想，对朝廷的忠心换来的却只是悲惨的结局。这不仅在林冲这个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同时在一批前为朝廷命官的梁山好汉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行者•武松 （原朝廷公务员）、小旋风•柴进（皇家出身）、小李广•花荣（原朝廷武官）、双鞭•呼延灼、霹雳火•秦明、大刀•关胜、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金 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双枪将•董平、没羽清•张清等（都原为朝廷将军）。可想而知， 从食君俸禄，高高在上的将军到走上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之路，这些人受到了朝廷黑暗势力何等的欺压，才会走上“逼上梁山”之路。这些充分表现出作者在元末为 官三年的时间里，所感受到的对朝廷中黑暗现象的强烈不满和控诉，也是通过这些反叛将领们的经历表达出自己对所谓“忠义”朝廷，“忠君”思想的强烈厌恶。
 作者在书中所赞扬“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梁山精神，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上，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而梁山反叛的好汉最终接受招安，终成正果的结局，也反映出所谓“忠义”底 子里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期望平等、期望博得统治者认可而 光宗耀祖的愿望和意志的一面。正是因为书中“忠义”所具有的阶级欺骗性，所以才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而没有因为宣扬反叛群体而被统治阶级所查禁，从而成为四大名著之一。这也体现出作者施耐庵在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生存智慧，他只能用这种春秋笔法来宣示自己对元末农民起义具有历史局限性而不抱 有希望的想法，同时又期望民众能够摆脱愚昧的“忠义观”，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暴政。
 施耐庵在书中写尽天下豪杰，读至书尾下场俱都惨烈不忍回顾，读者莫不扼腕叹息，唯有这小乙哥，放下功名，白衣一担飘然而去，怎不令人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水浒传》，《百家汇评》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
2、 胡小伟：《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人民出版社，2003年
3、施耐庵：《 第五才子书》，线装书局，2007年
4、林晖：《 江湖社会与封建正统社会伦理意识之冲突》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