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二)

封建与进步二者间的矛盾，文章中充分显示出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况的不满 ,对于后清腐败民生的失望；以及鲁迅急于改变现状迫切的心境。鲁迅借“闰土”“华老栓”这类愚昧、麻木且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来唤起国民的觉醒。                                                                                                                                                 

三、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离婚》中的爱姑看农民的反抗意识和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恳能干、善良、强硬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在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政权，婆家所代表的夫权，以及堂伯所代表的族权，形成了宰割祥林嫂的硬刀子。在这把刀子下：她先是被卖改嫁；再是丧夫失子，被堂伯剥夺房屋，失去独立生活的权力；当带着丧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鲁四老却把祥林嫂看成伤风败俗之物，剥夺了她参与祝福的权力；而跟她同样地位的群众给与她的是冷漠与嘲讽。他们一步步把祥林嫂逼上了人生的绝境。而以封建迷信、封建礼教所形成的软刀子，则是造成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无形的噬血者。出格的反抗几乎早早断送她年轻的生命。对地狱的恐惧与向往、灵魂有无的困惑，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使她处在人生困境之中。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求的人，却不为那个社会所不容，得不到做人的资格与尊严。可见当时社会的残酷，人世的冷漠，以及劳动妇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

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正是封建礼教影响在她身上的演绎，使她在封建礼教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刘兰芝所体现的是对爱情的追求，是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而祥林嫂所做的是想茯得封建秩序的认可，从而使自己做稳奴隶的位子。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越是在封存建礼教的轨道上前行，则越是对自我价值的背叛。至于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怀疑也并非表明她已觉醒。虽然鬼神之说在她心并未根深蒂固，正象文中所说“这是在山里所未曾知道的”。但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只能是她欲生不能，欲死不敢的心理状态的反映，连死都不能自主，可见封建礼教害人之残酷。正象文中所说“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想在死后能够见到一家人；希望其无，是怕在死后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无论希望其有其无都是相信地狱是存在的。虽然遭受了丧夫失子的沉痛打击，但祥林嫂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她还是企图通过“捐门槛”的方式为自己在那个社会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却把她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并使她最终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丧夫失子没有使她绝望，而失去祝福的权力却使她绝望，可见她的人生价值的倒置，这样错置的人生价值，无论祥林嫂怎样抗争，最后也只能走向毁灭，走向失败的误区，成为一具尚有一丝气息的活死尸。可以说在由人到非人的异化过程中，封建社会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奴性意识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总的说来，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作品经由过程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旧中国的漆黑，是对封建宗法轨制、封建礼教的无情拷打和血泪控诉，祥林嫂的悲剧代表着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凄凉命运。　　　　                                     

同为抗争失踪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

爱姑，她不象《明天》中的“节妇”单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运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妇”祥林嫂带着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悲惨地死去，而是泼辣倔强，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挑战。  她15岁嫁到施家，天天“低头进，一礼不缺”，但公婆家人还是百般挑剔虐待，“一个个都象个‘气杀钟馗’”，“开口‘贱胎’，闭口‘娘杀’”。丈夫放荡无赖，姘上了小寡妇，不要爱姑，爱姑与丈夫的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又惹得“公婆不喜欢”，要赶她走。在忍不可忍的情况下，爱姑搬来缥悍的父亲，拆了施家灶，才出了一口恶气。爱姑不但敢于与丈夫斗，与公婆斗，而且敢于向封建族权斗。她当面骂丈夫和公公为“小畜生”、“大畜生”。为了摆脱夫权的束缚，她整整闹了三年，爱姑使婆家处于尴尬的境地，婆婆也不可奈她。即使对封建族权代表人物慰老爷，爱姑“也不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团头团脑的矮子”。在与夫权挑战中，可以说爱姑是个赢者，表现出相当勇敢泼辣，不许丈夫的随意摆布，显示出她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胆蔑视和反叛，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姑的举动是可贵的。  但是，在婚姻问题上，爱姑仍然是个失败者。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她没有见过世面。虽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对爱姑有所影响，但毕竟是个农村妇女。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压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对她背后的顽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府的罪恶却认识不清。她不知道乡下财主慰老爷背后城里的七大人，七大人背后县衙门卫老爷以至皇帝伯伯。他们作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鱼肉人民，横行霸道。爱姑自持有理，寄望“知书识理”的七大人，希望七大人主持公道，坚持公理，为她评理伸冤，然而老奸巨猾的七大人哪里把爱姑放在眼里呢？加上爱姑根本上就不懂得“屁塞”、“新坑”、“水银浸”是什么，爱姑这些见识上的短浅，以致七大人一声“来……兮”，猝然之间就把她打倒了。爱姑虽然是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她主观上的致命的弱点决定了她最终是封建礼教下的失败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这是爱姑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    从客观上，父亲不支持她，也是爱姑失败的原因。爱姑就在恶劣环境中孤立无援，久混官场的七大人知道爱姑的后劲不足，采取了威胁利诱的手段，“爱姑就从拼个“家破人亡”的反抗强音下变成不知所措，改变主意，放弃了坚持三年斗争“成果”，同意离婚的封建礼教牺牲品。    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手里，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权做后援，在封建宗法轨制下，妇女是可以被肆意欺侮和宰割的。爱姑的小我自觉招架，自然不是封建政权的对手，她的抗争失败是必然的。由于爱姑受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不能认清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残忍本质，为其“读书识理”的虚伪外衣所蒙蔽，她性格的泼辣大胆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并不能使她摆脱奴隶人格和悲剧命运。

祥林嫂和爱姑的悲剧，都深刻表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对妇女压迫的惨重，启示人们反封建的重要性及长期性艰巨性。

四、从《阿Q正传》中的阿Q看农民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鲁迅创作《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批评国人的精神弱点并加以改造这是鲁迅先生揭示农民精神世界和异化的生命状态的经典之作。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阿Q适应当时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精神胜利法”。从本质上讲，“精神胜利法”是弱者在强者面前受到欺凌和压迫，不能得到实际的“特质胜利”，而又不想用自强的方式争取这种胜利的时候，用消极、虚妄的精神抚慰自己痛苦心灵的一种方式。它的实质是，缺乏理性自我，消极地适应外界环境，适应封建社会现实，被动地接受现实社会中流行的固有价值和观念。这种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成长，就是欺侮弱小，借以转嫁疾苦。他要取得现实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侮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侮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

作品在突出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结语：

鲁迅笔下的农民均以悲剧命运告终，作者刻画这些悲剧人物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病苦，引起大众的注意。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我决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如实地描写了旧社会的丑恶、罪恶和病根，站在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深刻暴露与批判了封建的旧社会，对人民群众尤其对广大农民的生活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启示着人们应当勇敢地摧毁这无情的社会，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提出了疗效国民精神的必要，警示了民众的麻木，批判了旧思想、旧道德，凝聚着对中国命运、出路的深沉思考。　　　　　　　　　　　　　　　　　　　　　　　　　　　　　　　　　　　　　　　　　　　　　　　　　　　　　　　　　　　　　　　　　　　　　　　　　　　　

参考文献：　　　　　　　　　　　　　　　　　　　　　　　　　　　　　　　

［１］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64。

［２］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20。

［３］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63。

［４］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28。

［５］ 吴宏聪 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P5。

［６］  刘勇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P48。

［７］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８］  鲁迅《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９］  吴凤祥《论鲁迅小说人物内在精神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