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围城》的现代性策略(二)

二、形象主体的现代性

钱钟书的《围城》之所以被称为“新儒林小说”，就在于它彰显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和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命运。现代性隐含着虚无主义倾向，而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怀疑者和批判者的角色，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之间就存在紧张的关系，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就表现出种种缺憾。在中国，知识分子简直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象征。《围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小说的主体，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他们变成否定—批判的象征符号，他们在崎变与挣扎，表现了鲜明的现代性。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等同于现代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处世态度，反映着那个历史那个社会的整体风貌。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久远传统和重要影响的阶层。在过去，他们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提出者和阐述者。但面对现代社会的剧变，他们的这种作用弱化了，甚至被悬置起来。《围城》开始时，子爵号上  “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但事实上，回到祖国连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生计也无法解决。会钻营的在无耻地钻营，不会钻营的也迷失自我，成为流浪者(on  road )，成为“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多余人”。当钱钟书将视线投向最熟悉的人—知识分子时，他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而且也涉及知识界之外的人等，将他们与知识分子放置现代“围城世界”来展现“现代人”的丰姿。“‘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  ‘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同普遍的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专家没有灵魂，消费者没有心肝’(韦伯)，‘冲动系统^造**逻各斯’(尼采)，现代性‘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衰微’(舍勒)，据说，还要进一步导致‘个体肉体色情化的全面解放’。”在这里现代人的本质被规定为唯身体、唯功利计算。其实，“围城世界”的现代人就是这样唯功利计算。鲍小姐为自我欲望算计方鸿渐，虽然方鸿渐认为谁也不赚谁的，但还是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苏文执为了爱情，算计唐晓芙和方鸿渐，赵辛循为了苏文统算计方鸿渐，将他灌个烂醉，出他的丑。三间大学里相互算计更表现得琳漓尽致，甚至连古代兵法也用上了。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个个卑鄙无耻，灵魂肮脏。陆子潇和刘东方等人平庸无能，但争夺名利，匀心斗角却造诣高深。方家二奶奶、三奶奶、父子之间也相互算计，甚至方孙夫妻之间也带着鲜明的“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的色彩。在这里，知识分子这一主体消解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传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道精神，所以他们俗气，他们唯身体唯功利计算。然而，他们又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于是他们对西学深信不疑，分析与消化严重阔如，于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以标榜自我。“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疹子，非出不可”，博士文凭就成了亚当夏娃下身的遮羞布。他们异变与挣扎:高松年心怀淫欲，汪处厚招摇撞骗，顾尔谦趋炎附势，董斜川、褚慎明以西方先哲自诩，方鸿渐全无用处……所有的人都庸俗不堪，丑陋极度。这就是现代人的生存格局—困境与焦虑，作为小说的主体，面对浮躁的现代社会，无人能找到独立的生存空间，最后全倒下了，可怜可悲到“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这就是“围城世界”里的现代人。钱钟书寥寥几笔，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特征便流溢笔端，这自然在于《围城》话语策略的高明。

三、话语表达的现代性

20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日益突出，中国文学话语的“意义整体”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型。在工业革命前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古老的”。手工劳动关系，人际关系传播方式主要取的理性话语中。而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则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特点是“瞬间性”，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而叙事性艺术如传统的小说出现了危机，现代艺术走向零散性、片段性、残破性、高度风格化和隐喻性。现代话语也呈示了巴罗克风格的新变，断裂、残缺、碎片、梦吃等蒙太奇的非理性话语进入现代性文学中，语言成了被玩弄的对象，成为主体显示个人癖好、个人妄想、与个人不纯洁动机的玩物。语言成为作家任意调度和任意摆布的奴隶，被现代作家异想天开地将它们生硬的不通常理地编排和组合，让读者无法忍受，只给读者莫名其妙的感觉。在现代性的探求中，作家们将语言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小说话语逃离大众，走向绝对化地强调了语言是作家本人的一种极为主观化的活动的“个人性”。这意味着主体与一般语言出现了对杭。语言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的东西，可是面对现代的瞬息万变，它好像成了毫无生命的符号。带有现代意味的象征和隐喻就从古典与现代之间突兀出来。

四、叙事方式的现代性

吴培显在《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一书中提出了当代叙事话语的一种范式:时代喜剧中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吴先生认为这种叙事话语具有现代性或确切地说具有当代性意义。它具有当代意义是因为“时代”在这里被规定为“当代”，从泛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时代”延伸到“现代”，那么它就具有现代性意义。现代文学里的这种喜剧性的深层悲剧叙事话语实质上是转型期中西文化或新旧文化相碰撞而酝酿的表面喜剧而深层悲剧的叙事话语，代表性文本如鲁迅的《阿Q正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都包含着这种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因素。面对社会裂变与文化变迁，《围城》的叙事话语是无愧于表层喜剧深层悲剧叙事话语的典范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围城》之所以能使读者的心灵引起强烈的震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现代性的特色，无论是主题和形象主体，还是主题的传达形式和形象刻画的方式，都充满了现代性的色彩，这就是《围城》之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