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复活》的批判力量和局限(二)

三、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对农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朽寄生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基础之上的。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一方面揭露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一方面又以沉痛的情调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所过的悲惨痛苦生活的同情。在《复活》中他通过对聂赫留道夫处理田产时与农民接触、耳闻目睹到的农民所过悲惨痛苦生活的描绘，痛斥了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对农民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残酷专制压迫。聂赫留道夫问一个农民孩子：“那个寡妇的丈夫上哪去了？”孩子回答说：“在监狱里喂跳蚤呢！去年夏天他在主人的森林里砍了两棵小白桦树，人家就把他关起来了。现在已经关了六个月，老婆只好讨饭，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可怜的老太婆。” 聂赫留道夫在彼得堡与一个马车夫谈话，车夫他说：“现在有许多人到城里来……多得多啊！现在到处满是人，可怕呵！东家们丢工人好像丢木屑一样。在乡下没有事情可干，没有土地呵！”车夫对聂赫留道夫所谈的话，真实地反映了由封建农奴制急速转向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共同压榨情况。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批判锋芒，在《复活》中是同时指向了正在兴起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由车夫对聂赫留道夫所谈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称托尔斯泰已经为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这一问题而忧虑了。不仅如此，他又借聂赫留道夫之口提出了自己对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计划。聂赫留道夫在自己的田庄上耳闻目睹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之后，“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乃是拒绝土地的私有权。”并决定把自己的田地分给农民，因为他认识到了“领有土地，在我们这个时候，正和领有农奴在五十年前是同样的罪恶。”托尔斯泰借聂赫留道夫之口提出了贵族地主自动放弃土地、分配土地给农民的主张，无疑是由于他信奉道德上的神父主义而产生的改良主义所使然。然而这种改良主义，在沙皇专制下的俄国真可谓是痴人说梦，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正因如此，所以列宁恰如其分地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四、托尔斯泰主义的局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贵族地主、资产阶级以及维护他们统治的政府、法庭、教会等一系列国家机器作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农民和工人所过的悲惨痛苦生活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并且批判了贵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不合理现象，提出了分配土地给农民的主张。所有这些均说明“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具有的思想与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尽管托尔斯泰“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等作品，”尽管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一切所有的假面具”，“对社会的欺诈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诚的抗议，”然而他又“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痴呆地鼓吹不用暴力去抗恶”，“鼓吹世界上一种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 （引文同上）列宁的这些话确切地说明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及其作品的局限性即是道德上的神父主义。此种道德上的神父主义体现在《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身上就是他的“良心忏悔”和“道德自我完善。”由于他的始乱终弃，使无辜的马丝洛娃走向“堕落”乃至“犯罪”之路。在马丝洛娃受审被判苦役之后，聂赫留道夫的良心却忽然发现了。他于是求救于上帝“主啊！帮助我，教导我，来到我心中，使我快乐，失去我地一切污秽吧！”……托尔斯泰在此尽情描写聂赫留道夫的“心灵忏悔”和“道德自我完善”。内心中的上帝实际上就是宣扬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道德上的神父主义，从而借此说明只要人的心中有了上帝，则人的一切恶即可消除，对于恶人（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对他们不必采取“以恶抗恶”的暴力手段，只要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心灵中有了上帝，他们即会改恶从善。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的这种道德上的神父主义，如果被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则广大劳动人民只有俯首帖耳，任凭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长期奴役了。正因如此，所以列宁又说：“在我们今天（即俄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任何人如果所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辩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神’的呼吁，他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良心论’和普遍的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无为主义的说教，这些企图都会发生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害处。”（列宁《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参考文献】

1、[俄]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袁伟信，《.新编外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张从益，《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