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观的经济学分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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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湖北《蒲圻县志》引苏轼的文章最具体地描述了杀女婴是如何进行的，同时也证明了这种恶习从北宋到清代始终存在：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女，辄以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而死。”[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11月第1版，P70]
“在一项对1700—1840年间出生的清朝皇室家族33000名成员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1/10的女婴有可能在出生后几天内就被杀死。（Lee,Wang and Campbell 1994）…婴儿溺杀率在平民中甚至更高，在一项依靠间接方法对出生于1774—1873年间的约12000个东北农民的研究中，李和康(Lee and Campbell，1997)估计有1/5至1/4的女性死于故意的溺杀。” [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P72]
通过这种方法，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其经济的生育计划。特别是在已经有了3-5个孩子的情况下，由于避孕措施的缺乏而造成的过量生育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以保证最为经济的家庭生育结果。这与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家庭对于子女需求曲线斜率的平缓的描述是一致的。在图2中，不论供给曲线如何变动，实际得到的子女数目将始终保持在3-5人这个由需求曲线的形态所决定的规模上了。
总结：家庭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冲突
虽然本文的分析很粗糙，特别是男性农民劳动能力的具体变化没有精确地确定，而且由于资料来源有限，有些资料与我们所考察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尽管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因为对于中国这个传统意识和行为根深蒂固延续了数千年的社会中，不同时期的数据具有很好的通用的解释力）。但分析到这一步我们仍可以大致看出，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家庭平均人口保持在5-6个人的规模不是偶然的。它是家庭经济选择的结果，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优化。虽然古代的农民可能并没有精确地计算过，但有些地区民间自古就留传着类似于“五男二女”的生育家训。这正是古代中国生育智慧的传承机制。
家庭经济的选择存在着严重的家庭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家庭的最优结果却产生了显著的负外部性：在古代中国，技术能力更新极为缓慢的情况下，人口数量指数级的增长使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可能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和自然资源都变少了。这直接导致了生产力水平的下降。近代的许多学者都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而本文正是为这种宏观的分析做一个微观的支持，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1．邓伟志、徐榕，2001：《家庭社会学》，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郭松义，2000：《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第1版，商务印书馆
3．何炳棣，2000：《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第1版，三联书店
4．侯建新，2002：《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第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加里·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新1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6．李中清、王丰，2000：《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第1版，三联书店
7．潘允康，2002：《家庭社会学》，第1版，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8．徐浩，2002：《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第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薛麦喜主编，2001：《黄河文化丛书·民俗卷》，第1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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