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早期创作中的男性形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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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早期塑造的男性形象，对待爱情的第三种态度是占有，代表人物是苇弟和子彬。《日记》中的苇弟，是一个诚实、善良，但懦弱、笨拙，缺少男子气的青年，作品中写道他根本不懂得，也不理解莎菲，只是一腔情愿地执着的热爱和追求着莎菲，但他的懦弱里其实也包含着强烈的占有的心态：当他听说莎菲搬家了，是“最不快活”，因为她“未曾同他商量”；当莎菲病了要送进医院去时，他“又忙着从抽屉里递给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带去的样子……这里面有七八张是苇弟的单像，”是希望无时不刻不占据莎菲的内心；当他知道凌吉士的存在时，不特“丧着脸站起身就走了”更在晚上又来的时候，一味地哭，怄莎菲的气，完全是把莎菲当作是自己的私有，就如莎菲所怀疑的那样“苇弟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只会常常给我一些难过呢？”“这种无味的嫉妒，这种自私的占有，便是所谓爱吗？”子彬对美琳则更是一种赤裸裸地占有的心态，他希望美琳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来生活，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日常生活都由他来安排，当美琳稍有反抗时，他是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她“你疯了！”然后又后悔，“拿了两个顶大的苹果来给她”……连美琳都感到他把自己当孩子来哄。正如美琳所意识到的，子彬其实是“比一个旧式家庭还利害”的“专制”者。他一方面把她视为精神上的奴隶，一切以他为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又把她当作“小孩”或者“工作之后娱乐”的掌中玩偶。换句话说，苇弟和子彬都是想用所谓的爱情打造一个牢笼来把女人关在里面，成为他们的附庸。而这种思想内核依然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因袭，他们潜意识里是把女子当作物，当作私有的财产。
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对这些男性形象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批判，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丁玲表现出强于同时代作家更深沉的女性意识。我们知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借“五四”运动的力量，从封建家庭冲出来的知识男女青年把恋爱自由、恋爱的热情，以至所谓恋爱至上主义，看作是所谓“人生追求的神圣的或唯一目的”[3]293。同一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在为自由恋爱大唱赞歌，把矛头指向了封建正统道德，并且，这被看作是他们的时代觉醒的一种主要表现。尤其是受“五四”洗礼的青年女子，往往要通过女性之觉醒，去体验她们作为“人”的社会觉醒，然而，我们看到在丁玲笔下，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已经少之又少，而且是大胆的、坚定的，如对《梦珂》中披着道德外衣，却趁没人的时候侮辱女模特的红鼻子先生的刻画，这应该反映出对以梦珂为代表的受“五四”洗礼的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来说，对封建的东西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她清醒地看到封建道德对新女性构成的阻力是可以超越的，真正让新女性失望的是她们的恋爱对象——受过一定新思想启蒙的男子，他们虽然有一定觉醒，但多局限于社会层面上的觉醒：民主、科学等等，他们追求的是男子做人的权利，而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则不愿放弃其男性中心，在《梦珂》中，我们看到，表哥晓淞也曾留学法国，受过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也追求自由恋爱，然而他要的自由是把纯真的梦珂当作赌注和玩物，是自由地和官太太发生暧昧关系……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凌吉士拥有的是更卑劣的灵魂，他对所谓爱情的追求则是充满肉的欲望：正如莎菲所说“那情欲之火的巢穴---那两只灼闪的眼睛，不正宣布他除了可鄙的浅薄的需要，别的一切都不知道吗？”冯雪峰曾经说过丁玲是“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的作者”[4]293，那么她在书中用莎菲的话说：“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可以说清晰地表达了丁玲此时此刻的男性观！特别是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分别写到苇弟和凌吉士对莎菲截然不同的追求：凌吉士对莎菲的追逐是一个男子对色的占有乃至玩弄的欲望表现，而不是寻求感情的满足，所以，莎菲与凌吉士的爱情纠纷不是莎菲的理想之爱与凌吉士的市侩之爱的冲突,而是二者在爱情选择向度上出现了悖离或差异而导致的。因为凌吉士对莎菲根本没有爱只有欲；而苇弟对莎菲的追求感情多于肉欲，有一些柏拉图爱情至上的理想主义成分，莎菲对凌吉士和苇弟的双双失望，恰恰表现了莎菲对男性的色（肉）与情（灵）的双重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随着时代的发展，1927年以后，在“革命+恋爱”的主题的影响下，丁玲从主观上试图认可作为革命者的男性，于是创造了韦护和望微这两个形象，然而，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潜意识里的强烈女性意识。在《韦护》中，作者安排了韦护对房东亲戚作了一段自我剖析：只有当他在与丽嘉的爱情之中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已平时生活的世故与虚伪。而同样地，在《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中，当望微向玛丽抱怨她使他痛苦时，玛丽被激怒了，她向望薇大声吼道：“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准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后悔！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倦后的消遣。”作者借这些客观地叙述，深刻地揭示出“在男人们那看似十分堂皇的政治抱负与事业奋斗中，其实隐蔽着多么严重的男权中心主义的自恋与自私”[5]131。

我们看到，在丁玲的早期创作中，通过塑造这些或空虚、或懦弱、或革命、或卑劣……的男子形象，揭示出在当时的那个男权的社会，无论是空虚无聊的披着资本主义文明外衣的富家子晓淞、凌吉士，还是懦弱无能的徒有男子性别的苇弟，也无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弄潮儿韦护和望微，还是落后的趋于反动的子彬，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拥有那种异常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丁玲也正是通过这一点的挖掘，表达了觉醒的女性在追求恋爱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恋爱对象的缺失，从而彰显出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们拒绝觉醒，等待她们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现实，只能在这“纯肉感”的社会挣扎，“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
注释：
[1]谭湘. “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 [J].红岩，1999（01）：
[2]林本谦.反父权体制的祭典——张爱玲小说论 [J].文学评论，1998.(04):37.
[3][4]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A].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5]徐岱.大视角于小格局：丁玲小说的诗学审视 [J]，浙江学刊，2002.（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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