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投资效益及科技贡献率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实证研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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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上述结果可以认为，从2000年到2002年存在技术进步，可以把它所解释的总产出变动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的指标。但由于投入产出理论本身建立在一些较强的假定上，而且本文只利用了2000－2002年的投入产出资料，这两个时期比较接近，再加上没有考虑价格变动的影响，因而得到的结果也有局限性。
（二）用生产函数和增长速度方程测算科技投入对上海GDP的贡献率约为29％。
由第四部分知上海1991-2001年的增长速度方程为y = 0.06 + 0.23k +0.38 l，技术进步率λ＝0.06；科技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8.63％，比用投入产出法计算的结果高近9％，这是由于投入产出法只考虑了2000－2002年的科技进步情况，数据偏低。故而采用生产函数和增长速度方程的结果作为参考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即认为科技投入对上海GDP的贡献为29％。[这里可插入脚注，说明本研究结论与其他研究结果差异的可能原因。]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
第一，上海经济近几年主要由投资拉动，在不考虑科技进步的情况下，投资对上海经济的贡献率稳定在50％左右。但由于投资规模已接近饱和，投资对上海GDP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第二，第二产业的投资效益比第三产业要高，在投资取向上应向第二产业倾斜，加大对工业的投资力度，优先发展资本与知识要素比较密集的制造业。
第三，在第二产业中，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对上海GDP的贡献较大，应优先发展这些部门。
第四，世博会作为将来投资的重点，对工业部门的影响最大，所诱发的增加值约占总数的54.4％，其次是非物质服务生产部门，约占19.5％。在制造业各部门中，影响最大的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含炼钢、炼铁业），诱发的增加值额为110.69亿元。
第五，科技进步对上海经济的拉动作用很明显，贡献率稳定在30％左右；包括投资、消费和净流出在内的最终需求对上海GDP的贡献率为70％。
所以，综上所述，要实现上海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需注意以下几点：
以“世博会”召开为契机，拉动上海民间投资。
“世博会”的举办将增加上海的诸多投资机会，为此，上海应该扩大投资渠道，更多的依靠民间投资，开发、利用民间投资的潜力。政府投资受到资金来源渠道、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等诸多限制，投资机会有限、投资风险偏高，而对于上海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储蓄率高、周边城市民间资金充足的地区，民间投资的规模潜力巨大，况且，民间投资具有方式灵活、投资分散、投资风险偏低等优点。在保证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利用“世博会”带来的投资机会，创造多种投资方式，吸引民间投资，扩大投资规模。民间投资向产业转移能增加企业人均增本占有量，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然后投资转化为需求，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亦具有积极作用。
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力度，提高投资的集中度和投资效益。
尽管第三产业对城市的面貌、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推动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并为之服务。在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房地产业有了较大发展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及时向第二产业倾斜，以发挥第二产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上海经济的发展。要引导企业对主业的投资力度，避免出现类似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因大量资金流入非生产性领域而酿就的“泡沫经济”现象。事实上，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和拟发展的生物医药、造船、建材等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只有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才能迅速实现规模经济。
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1956年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有80％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这句话不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中，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份额到70年代已超过60％；德国也在2／3以上。显然，上海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28.63％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政府在加大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的同时，还应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优先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的科研活动，如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活动，这类科研活动在短期内无法立即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不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却是社会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的主体。还要继续拓宽技术进步的融资渠道，利用有效的财税金融政策和市场机制引进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投入到技术进步事业。必须明确的是，上海技术进步的资金供求今后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所以，完善金融机制，发展金融市场的资金融资功能，为企业筹集资金，实现技术进步创造有效的渠道和金融工具，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投资对上海各产业和各个部门的影响，并以“世博会”为例进行具体测算，由此对其他某一项投资额可照此进行类似的计算和分析。同时，本文第五部分给出了测算两个时间段内的科技贡献率的投入产出方法，而且这一贡献率可以细分到某一具体行业。尽管由于投入产出表的不够细化和局部均衡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这一分析并不能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充分的实证支持，但也为量化投资和科技投入的产业影响度提供了一种示范方法，希望能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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