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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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书中多数内容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谈狐说鬼，但内容却取材于现实生活，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作者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蒲松龄作为一个落魄书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憎恨无法宣泄。屡试不第的他科举梦无法实现，只能借助花妖狐魅的力量聊以精神的自慰。他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但大都与蒲先生一样，精神是空虚的。他的孤愤，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怀才不遇，而是代表了广大人民反封建，反剥削的要求，以及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蒲氏故居提过的一副对联，或许是对这部文言小说集最好的诠释。《聊斋志异》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了形态各异的书生形象，揭示了人世心酸悲凉的生活场景，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以及向往美好爱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浪漫情怀。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聊斋志异》中迥态各异的书生形象：
　　一、最为生动和富有活力的“狂生”形象
《小谢》中塑造了狂生陶望三。陶望三是一个书生，生性一向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但又不会被美色所迷惑，因家境贫寒，向姜部郎借闹鬼的荒院居住，并写了一篇名为《续无鬼论》的文章来说服姜部郎。陶生入住后遇到了秋容和小谢两个女鬼，并经常教她们写字，小谢又叫来了弟弟三郎拜陶生为师，在荒院设起了鬼书堂教小鬼读书。陶生准备去赶考，三郎算出他此行不利，劝他装病。陶生却认为装病太可耻了，执意要去。先前，陶生爱用诗词讥讽时事，得罪了城里的权贵。权贵们借此机会诬陷陶生行为不检点，把他关入狱中。经过秋容、小谢和三郎的辛苦奔波得以释放。后又经过一神秘道士的两次帮助，二女得以相继还阳，并嫁给陶生。这篇文章中，陶生不为利益所迷惑，美色当前能把握住自己，不畏权贵，敢于用诗词讥讽，是一个不苟且于夜奔妇的正人君子。作者借文章体味和发展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浓厚的审美意味。
再如《织成》中的柳生，因应试落榜醉卧在船中，适逢洞庭湖水神借船游行，遇到侍女织成，心生爱慕，便咬住她的袜子。被发现后为自己争辩，做文章时为自己辩解“当年左太冲的《三都赋》十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文章重在内容的好坏，而不在写作速度的快慢。”文章收到王者青睐，并将织成许配给他。这些书生生性豁达，面对强权敢于讽刺敢于为自己争求，不屈服与命运，敢想敢做，
　　二、勇敢追求爱情的书生形象，反抗世俗婚姻制度。
    《连城》是一篇以宣扬追求爱情的作品。文中的连城是史孝廉的女儿，知书达理，性格温良优雅，又精于女工。父亲以连城的“倦绣图”为女儿征婚。乔生的诗受到连城的赏识，连城便假借父命，给乔生“赠金以助灯火”，乔生收到后很感动，称：“连城我知己也！”从此两人心心相印。但连城的父亲史孝廉嫌乔生太穷，竟然不顾女儿意愿，将连城许配给一个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不久，连城得了一种病病，需要男子胸肉一钱，捣合药屑，才能把病治好。父亲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不但不肯帮忙，反而讥笑连城。乔生听说连城生病。即刻前往，拿出刀来，割肉作药引。但史孝廉因惧怕王家，不敢把女儿改配给乔生。只是设宴酬谢，以千金相赠。乔生愤怒至极，随即拂袖而去。连城派一媪安慰乔生，乔生重申“士为知己者死”，自己并不是贪图连城容貌，若连城是我知己，再见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乔生对连城的爱情确实达到了生死不渝的地步。后来，经过磨难，两人终成眷属。在文章中，乔生为了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胜利。可以生又可以死的书生形象突破了封建制度下的世俗婚姻。作者借文章歌颂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情感。    《瑞云》中的余杭贺生倾尽所有钱财，只求一睹瑞云芳姿，能与她说说话。瑞云不以金钱地位取人，将贺生引为知己，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的社会都算得上轰轰烈烈。一掷千金和不以物取人，敢于面对现实爱情，这都超出了当时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庸俗观念。通过贺生这个当时的书生形象的描绘，作者写出了爱情应建立在情感，性格，爱好一致的基础上，不以貌取人，更不能把婚姻建立在钱财，权势和其他世俗的考虑上，文章中歌颂了这种超乎形骸的爱情。
　　
　　三、不畏强权，与官吏权贵作斗争的书生形象。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的黑暗。人们对正义的渴求往往寄托在非现实的理想上，当时的人民面对法律的软弱和法律的不公正，奋起而反抗
     例如《向杲》一文中，向杲得知哥哥心爱的女人被庄公子霸占，且哥哥又被打伤。他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层层上告，但却处处受阻。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道士，道士送给他一件袍子，他穿上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咬死了毒害哥哥的庄公子，而醒来却浑然不知。文中的向杲不是弱者，也不是孬种。而是命运的强者，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的英雄。文章有力的抨击了在封建世俗社会中通过正常的法律进行层层上诉的情况下往往是有来无回，受剥削受压榨的还是老百姓。
再如《席方平》这篇文章，此文借席方平在阴间为父伸冤的故事，重点刻画了席方平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席方平的父亲席廉老实厚道，生前和死后受尽了羊某的欺凌与压榨，羊某靠着钱不仅在人间飞扬跋扈，在阴间也大逞威虐，席方平得知后便到阴间代父伸冤。他层层上诉，从城隍、郡司，乃至告到冥王那里都无济于事，但他却毫不气馁，毫不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必讼”！面对席方平始终不屈，冥王便施用软的一手，让席廉投生富贵人家，但席方平不受利诱，绝食自杀，又归阴间。最后找二郎神告状，冤案才得以昭雪。此文揭示了在正常的封建法律诉讼途径无法得以昭雪时，只有采取复仇的手段。总之，主人公的冤案一天不得解决，便一天不停止斗争。席方平历经阴曹地府各级官吏以至冥王的种种酷刑，甚至被锯解肢体，始终不屈，亦不为利所诱，坚持斗争，直至胜利。这种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也是现实生活中人间正气的写照。无论阳间还是阴间都是漆黑一片，作者借二郎神之口针对当时的时政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抒发了作者忧愤感慨的心情。文中的席方平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父伸冤，不畏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阻，勇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他不为利益所诱惑，毅然决然，深刻的表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大无畏气概。
三、讽刺世俗民风的书生形象
    《劳山道士》也是《聊斋志异》中家喻户晓的名篇，讲述的是一个整天梦想当神仙的书生去崂山学道，学了穿墙术就打算以此行窃，结果头上撞了很多包。这个书生好逸恶劳、急功近利、偷机取巧，既想获得奇异的道术，又不想经过艰苦的学习和修炼。文章谴责那些好大喜功的人，有点小墨水就认为可以通行天下，就象此书生一样一旦得志便全然忘记以前的艰辛和志向，变成了贪图享乐的世俗小人。这篇文章是作者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恶劣现象进行有力的批判。    《画皮》描写的是一书生名叫王生，遇到一个恶鬼幻化成的美貌女子，并被其所惑。后终因一道士及妻子的解救才得以脱身。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对于恶鬼，不能心慈手软，必须除恶务尽。对坏人慈悲，好人就要遭殃。
     三、反对封建科举制度，抨击社会黑暗的书生形象　　
    《书痴》是一篇佳作，它描写了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读书成痴。他的痴，表现在家里贫困，什么东西都卖光了，只有父亲的藏书，一卷也舍不得丢弃；表现在他日夜读书，不管严寒酷暑仍不间断；表现在看见亲友来了，他也不懂得接待，寒暄几句话后，又高声读书，弄得客人不得不自己离开；表现在相信“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表现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之验，表现在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表现在连夫妻房事都要颜如玉教他，学会以后还把这事到处说，把书生的痴夸张到了极点。在颜如玉的强制督导下，郎玉柱逐步从书中走出，学会了琴棋书画，懂得了社会交往，由只具“书本知识”的书呆子，变成一个不仅对书本知识深有研究的，而且对社会现实能够掌握的人。最后考得进士，做了朝廷巡察大员。书中的郎玉柱本是一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然而经过颜如玉的督促，变成了一个对书的内涵理解相当透彻的书生。这一文章说明读书是重要的，书中记载着人类的知识和思想和经验；不读书，就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传承人类文化、提高自身修养，但要做到学以致用，才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篇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朝廷获得的不是人才，而是迂腐，食古不化的榆木疙瘩。    《叶生》是《聊斋》中的名篇，故事写的是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屡试不中。他因受县令丁乘鹤的赏识和接济，死后，魂魄追随丁公而去。他教育并帮助丁公的儿子连中三元，考中进士。文章中的书生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但当时的科举制度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只是一味的追求条条框框。叶生这类书生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依恋，阻碍了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从小就以求取功名为目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科举实现改变自己人生境况。作者对他具有真才实学却“困于名场”，“所遇不偶”给予极大的同情，同时，作者又饱含热泪的揭露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无奈与痴心。    《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大多家境贫寒,如陈锡九,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的有骨气,具有高贵的品质,如正直,善良等，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往往怀着济世救民、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望.与这些正面的东西相反,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种特有的东西大都又是负面的和不堪的。    席方平持之以恒，为父受苦。陶生的受苦受难，郎玉柱的读书成痴，叶生的名落孙山，乔生的为知己者死，贺生的突破旧俗，种种情形都与蒲松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学识渊博，但屡试不第。这些作品显然寄托了作者对自身的写照。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    总之,蒲松龄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没有回避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写的书生不仅仅是个人失意,寂寞的代言人.更是整个时代的变态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而他的这种真实而不朽的书生形象更为后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封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的风暴式的揭露作了不可忽视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