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阿Q就是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国外,他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Q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阿Q正传》之所以有如此大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部小说中鲁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阿Q的形象。 阿Q,封建世俗阶级的小人物,座右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偏偏,事与愿违,一方面志存高远、心猿意马,另一方面骨子里囤积着陈旧迂腐、市井愚昧的封建味。 初中时候,我第一次读到《阿Q正传》这篇文章时,似乎还不太懂阿Q这个人物,后来再读这篇文章,对阿Q有了新的理解。阿Q,骨子里非常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即马斯洛的金字塔腰——尊重需求。同时,他迫于温饱的肌肤之苦,即金字塔底——生理的需求。于是,一方面他极力用他的幽默、诙谐、花旦式的自我表现力争众人的尊重、认可,另一方面他深受衣食温饱之折磨,忍辱媚笑争取赵太爷的短工活。当这两种矛盾活生生地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他选择了自嘲,即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温文尔雅的自欺欺人。阿Q精神人格的改变源于“革命”一词。革命,在他的骨子里,就是高尚的使命,可以让他欢呼雀跃、招摇过市、翻天覆地的崇高、神圣。自此,他在精神上攀上了金字塔尖——自我实现的需求。可悲的是,高尚的革命到底让他跌得粉身碎骨。阿Q不是哲人,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孤独。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究竟让人嗤之以鼻的同时,不得不深思。革命,革命,阿Q其实不知道何为革命,只是觉得革命好。就像对懵懵懂懂的小孩子说给他东西吃,他欢呼雀跃伸出手,可他不知道给与他的是糖果还是毒药,只是开心,这是本能。阿Q,作为封建到民主过度的牺牲品,最清醒的时候或许是他被杀头的那一瞬间。他呐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眼睛却掩饰不了生命的悲哀。精神胜利并非完全等于自欺欺人,至少在阿Q的时代,他“左右逢源”。 阿Q是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成功的人物形象,阿Q的性格十分复杂,他质朴而又狡黠、自尊而又自贱、保守而又趋时、蛮横而又卑怯、敏感而又麻木。而在其复杂的性格中,所有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几乎一致都公认“精神上的胜利法”是他性格中最为突出和显著的因子。而鲁迅先生在这部小说中正是通过对阿Q 这种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和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 一、精神胜利法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原因 精神胜利法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身上的一种弱点,也不值得奇怪。其原因是: 第一,文明古国的包袱。中国有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有近四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历代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培养造就了许多雄视千古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和骄傲,但也使一些人背上了包袱,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屈辱时,不愿正视现实,盲目自大,在失败的事实面前仍不愿承认失败,自我陶醉,以精神文明自居,由此自然地产生了精神胜利法。 第二,统治者苟活的需要和对虚伪心理的维护。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道貌岸然,非常讲究“名”和“面子”,因此他们有时也需要借助精神胜利法中的健忘、瞒和骗来为自己服务。有的统治者死皮赖脸地在臣民面前装得龙颜虎威,而对自己的缺点却讳莫如深。 第三,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压迫和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毒害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国家是不多见的。在地主阶级长期残酷的镇压和贪婪的剥削下,中国农民一直无声无息地被压在封建大山之下:一方面小生产的中国农民本身就具有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容易满足现状。每当灾难降临,他们不是积极地进行抗争而是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的未来或下一代。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心理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每当失败或者是受到屈辱时,都不愿、不敢或不能正视事实的屈辱和失败,而幻想用健忘、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等虚伪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麻醉,在失败中求得解脱和安慰。 二、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 阿Q非常穷,穷到只剩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他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阿Q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是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 阿Q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Q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 在阿Q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Q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 阿Q作为一个小说人物,是作者虚拟出来的,自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但这个虚构的人物的悲惨的命运集合了我们民族那种阿Q式的对待生存挑战的态度和方式。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大量的民谚、俗语、笑话、史实、文学作品,反映出众生的阿Q相。比如,某人被盗而丢了钱财,就会在心理上自我安慰,说什么“破财免灾”;吃了亏又没办法伸冤时就想起“吃亏是福”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与仇人对骂而骂不过,就以“鸡不和狗斗”来收场。这些现象都是在普通日常生活里随处随时可以看到的。又如,在我们中国传统中的避讳,也体现了阿Q精神。明明是死了,却要说“仙去”;以前尊祖或圣人或皇上的名字要避免直说出来,不得已的时候即要缺笔;而今,我们对领导也是不敢直呼其名的。阿Q也是避讳的,头上有癞疮疤,于是讳“亮”“光”“明”等,别人一说,他要脸红,伤了他的尊严。 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体现了整个国民的劣根性。 三、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是对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毕生探索的重大课题就是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因此,“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就成为我们解读鲁迅创作的一把钥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对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如此独特思考和深刻剖析的莫过于鲁迅。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那么,鲁迅是如何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呢? 阿Q是“现代中国人沉默的灵魂的艺术典型。”阿Q“精神胜利法”不只是农村贫雇农身上所特有的顽症,他更是所有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痼疾。正如鲁迅先生自述的“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对于国民性,诸多专家有诸多论述。虽然大家们所站的立场不一样,观照的角度不一样,审视的层次不一样,但对国人的精神缺点的剖析和批判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其实这些在鲁迅作品里都有反映。一个阿Q就完全的代表了这所有的一切,一个精神胜利法就完全代表了一切。阿Q就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阿Q精神寄植者,精神胜利法的典型。鲁迅写阿Q就是“意在暴露国民性的弱点”,“画出国民的灵魂来”。 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文化战士。他毕其一生,不断对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的黑暗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阅读鲁迅的作品,其中对中国国民性中痼疾的揭示和批判则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也最能体现鲁迅身上所具有的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实质。鲁迅的杂文、小说,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劣根性,而闻名中外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所说“国民性”的缺陷也是民族的弱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奇形怪状。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国民。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在于愚弱的国民。在日本,那个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的日俄战争影片的被示众者和看客,使他联想到所见的“愚弱的国民”,他首先指出国民劣根性以愚昧和精神麻木为特点。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他弃医从文的缘由。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的“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 鲁迅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沧桑,受尽战乱和动乱之苦,在新旧世纪交替的今天,正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昭示着它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迎接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眼下,中华民族似乎已没有被“挤出”的危险,但鲁迅先生的担忧并非多余,他在许多作品中反复揭示的“国民的劣根性”有许多仍顽固地“驻守”在我们国人的身上,严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反思我们国人的整体素质,我看仍有十分的必要。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研读鲁迅作品的意义所在,也是再次认真思考阿Q精神胜利法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刘阶耳.鲁迅研究.山西师大中文系,1988 [3]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 [4]王晓明.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读鲁迅的《阿Q正传》,http://www.white-collar.net [5] 止止.再论阿Q的典型性http://www.guxiang.com/xueshu2002/10/24 [6] 曲志红、李斌.永远的民族魂,http://luxun.chinaspirit.net.cn [7] 徐恩惠.就呐喊中的几篇小说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煤炭普教》2003年第1期 [8] 林非.《阿Q正传》与鲁迅,.http://www.sina.com.cn 2001/10/09 [9] 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哲学和心理内涵》。 [10] 鲁迅《热风·随感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