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胜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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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胜利法是源于鲁迅笔下的一个小说人物阿Q，他对人对事的法宝就是精神胜利法。当然，对于他个人来说，使用这一法宝，只能说明他自高自大，自欺欺人，自我轻贱，欺软怕硬的致命弱点，但是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一人所有，也不是一无是处，在现在，甚至在将来，它将永远存在。
（一）阿Q精神利胜法的消极意义︰
阿Q的性格是复杂的，但其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高自大。阿Q是个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你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甚至瞧不起城里人。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你还不配……” 他就是这样的自命清高，令人发笑。
第二，自我轻贱。阿Q在未庄被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且他还自以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胜利了。这样的精神取胜法难道可取？
第三，自己欺骗自己。阿Q在与人打架吃亏时，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取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又没事一样。
第四，欺善怕恶。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手动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脚，大肆其轻薄。就这样他一次次取胜，而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这就是十足的欺善怕恶。
凡此种种，它使得阿Q始终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这种虚幻的胜利其一旦与现实碰撞就会走向反面，变得浑浑噩噩，甚至麻醉到什么都自以为“第一个”就是胜利的虚无飘渺之中了。阿Q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没有真正的不平，真正地作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行动，足以可见精神胜利法就是一种麻醉剂。
（二）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原因︰
1．对物质上的追求没有希望.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就那阿Q来说，他在未庄依靠打短工为生，处处碰壁又无力反抗。恋爱不成，被逼得只剩下一条裤头与破夹袄，甚至打短工也不行。不得不参与盗窃团伙却又被地保趁机索取孝敬钱。实在走投无路想从精神胜利转为要求改善生现状的实际胜利时，但假洋鬼子又不准他“革命”。赵家遭抢劫，竟又被诬陷而被枪毙。阿Q的命运在现实中始终定格为失败者的命运，无论其对现实有否清醒的认识，都是无力反抗而必然失败的。其它贫雇农的命运与阿Q的命运又何尚不一样呢？因此，可以这样说由于封建社会贫苦农民自身的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奴隶地位，由于义和团运动等反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斗争失败的历史，再加上政治上又得不到正确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思想上得不到正确有力的指导和教育，广大贫苦农民产生和接受精神胜利法是有其必然性的，精神胜利法成为阿Q式农民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2．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安慰。
阿Q在对物质上的追求感到无望时，就自然而然又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思想上的安慰。为什么呢？恩格斯的一段话就能证明。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的产生时说：“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如果说宗教的缘起是无奈的人们尝试摆脱绝望的处境，那么，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精神胜利法”是不是阿Q们用来维持心理平衡所做的努力呢？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一切生存的不幸在他身上被推演到了极致：活的苦恼、无家可归的惶惑、挣扎的无望、死亡的恐惧。更为不幸的是，他的所有摆脱绝望的尝试换来的是更大的绝望。正如审计学家说过，一个谎言需要五个谎言来掩盖，五个谎言需要二十五个谎言掩盖……对阿Q，每一次“精神胜利”的选择，也注定要用加倍的“精神胜利”弥补。于是，在绝望的轮回里，他不由自主地创新着“精神胜利法”的升级版。但失败、屈辱的阿Q如跷跷板上的黑熊，即便以退回内心、丧失自由为代价，也没有达到心理的平衡，解决与环境的冲突，最终被淹没在更大的黑暗里，像一滴墨，悄无声息地溶进染缸。
（三）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意义：
正如万事万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精神胜利法不光有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因为精神胜利法又不是一人所有，它也是人类的共性。关于这个，格式塔心理学说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主体人的精神心理有二重性：一方面，由于自然性、先天的和社会的、后天的种种原因，人的精神心理各不相同，如同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这是历史具体性。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心理又是相同的。这里有民族的同一、时代的同一，更有阶级的同一，也有人的自然的先天的同一，这是精神心理的社会一般性。就以精神胜利为例，人与人不同，因而他们的精神胜利也不同，不仅性质程度不同，而且形式也不一样。而这些不同的人，不管性质、程度和形式怎么不同，却都染有精神胜利这种习性，这又是共同的。而正因为这样，精神胜利法又显示出它积极的方面：
（1）自我安慰
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人必须要不断地接受环境的种种不如意：天有云，地不平，人离散，情无主，无论主动或被动，反正这由不得你随意差遣，召之即来，挥之则去。据印度心理学家曼格尔分析：“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能实现所有的愿望，很多情况是失败和挫折。失败和挫折使自我受到伤害，并引起焦虑和自卑感。在受到挫折时，大多数人不愿意面对我们自身的缺陷和失败的现实。”如果立于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发展这个命题，“精神胜利法”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选择，因为人总要天然地躲避“自身的缺陷和失败的现实”，维系自我与环境的平衡以求得自己的正常生存。智慧者如苏格拉底，饱受悍妻之责，即便被从头到脚倾注一盆冷水，却能温和道出“雷霆之后，必有暴雨”。领袖者如罗斯福总统，家中失盗，回信给安慰他的朋友这样说：“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这这里，总统把“精神胜利法”运用的多恰当。而相反，我的一位同行，她四十五六岁，在县城一个小学任教，她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教学上勤勤恳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与她同龄的女教师都相继被聘为小学高级教师，其中好多教师的工作能力远不如她，而她年年参评，却年年被刷下来，其原因人家老公都是县官老爷，当局长的，当科长的，当所长的……都是有权有势的，而她的老公是个个体户，没权也没势，不知道“走后门”，所以年年“落选”,一次两次还能忍一忍，次数多了这位老师积怨成疾，〔因为气是万病之源〕时间长了，到医院一检查，被判为死刑—胃癌，没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一切多令人惋惜，多令人痛心，退一步，这位老师如果能发扬阿Q的精神胜利法，认为你们虽然职称高了，但人格却低了，或者虽然你们职称高了，你们教的学生成绩却不怎么样，而我却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我仍然是胜利者，也就不会有前面所说的悲惨结果，可见在必要时刻，精神胜利法还能自我安慰，自我拯救：把我们从挫折或险境中拯救出来，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事事都不如意，生命会有转机，命运也会有转机。相信一个人迟早会有阳光灿烂时。正因为这样，我可以说精神胜利法也是一种精神瑰宝。
2．自我解压。
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方面不仅包括能自我安慰，还能自我解压。
例如深圳某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初一时有一次在课堂发言，出现紧张，脸红，心动过速，怕同学看出来瞧不起自己，因为他认为，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具有真正演讲家的风格，应从容大方，谈吐风趣，情绪平静，正因为他心理压力过大，在以后与人交往的时光里，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严重，导致参加工作后。无法胜任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恰恰要于众多人接触，假如他开始能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解压：这种情况一定会改变的，然后在众人面前多练习，这样也就一定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工作。其实好多人在对待工作时，又何尝不是这样？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性更强，这就要求人的能力要更强。因为要更强，必然存在“优胜劣汰”现象，这样势必给人造成一种工作压力，竞争压力，促使每个人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而往往是“自己努力了，自己尽力了”成效还不明显，不令人满意，使人心灰意冷，但这时千万不能破罐破摔，因为只有认为我努力了，我也是胜利者，才能增加自信心，重新鼓起勇气，争取下一次的大进步。
总之，鲁迅为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传，其目地在于暴露我们民族性格的负面，更在于医治国人灵魂。而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种精神瑰宝，所以我希望不仅在现在，更能在将来，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多思索，从而抛弃其消极面，利用其积极面，这样我们身边的事情才会少一份遗憾，多一份完美，因此我大胆的说：精神胜利法将随着我们人类社会永存！

参考文献：
（1）作者：鲁迅《坟.灯下漫笔》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24.4.29.
（2）作者：朱正《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浙江人民出版社
（3）作者:鲁迅   《且介亭杂文.“说面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4）《班纳吉的讲话》见《文艺报》    1956年第二十期附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