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后感之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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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钱钟书先生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充满了幽默和讽刺，书中生动活泼地塑造了一群现代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然而她们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各有自己不同于人的性情和个性，由此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围城世界，向人们展示了三四十年代的女性知识分子的生活的一面。
在这部小说里主要描写了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但这并非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只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的一条线索。小说依着这条线索，揭露并讽刺了社会中种种畸形现象，而知识分子则是小说批判、讽刺的主要对象。而作者钱钟书先生也特意利用了给小说人物起名字来揭示一些社会的悲哀。
全书以方鸿渐为中心，通过描写方鸿渐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际遇，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一系列旧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形象。方鸿渐被鲍小姐引诱然后抛弃，而且被苏文纵羁摩然后报复，最后还被孙柔嘉欺骗然后驾驭。在这些语言表达中，除了方鸿渐与赵辛楣还有其真诚直率的一面外，其他角色都很不光彩。作者在描绘他们时，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手法而使其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形神毕露。本文主要从小说中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来探讨，现将感受总结如下：
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主要有晓芙、文纵、柔嘉等，她们大都美丽、智慧、多情、善感。这些美丽的女性每一个名字，就像《红楼梦》中的“十二钗正册判词”中对那些女性命运的点判一样，隐含了她们的吉凶祸福，指出她们追求的理想生活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孙柔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从名字上来看，孙柔嘉，柔者，温柔文弱也；嘉者，美好高雅也。这就大概也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子出场给读者带来的初步印象吧。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显着女学生的胆怯幼稚。到达三间大学，鸿渐看柔嘉仍是个“事事要请教自己”的毛丫头，因惧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拢之意，却发现她“不但有主见，而且很牢固”，一但订婚，鸿渐便“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开始佩服她的驯服技巧。待到辛嵋唤醒他朦胧的警觉时，他已身陷“围城”，再不能“称心傻干”任何事了。孙柔嘉虽教过英文，却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领域守护传统钳制异议，成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笼。她那种从“羞缩缄默”外表下渐露的“专横与善妒”个性，这正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孙柔嘉企图以控制丈夫来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鸿渐又希望得到自由与安宁，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早就暗藏着孙柔嘉苦心经营的婚姻终将走向破裂的必然逻辑。文本揭示披着洋袍而骨子里却一味地守旧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号。
苏文纨有苏小妹才名及法国博士帽，难免自视清高，自我感觉良好。钱钟书在这位小姐的名字里用了“文纨”二字，有独到之处。“文”字里有文人的自视清高，和浪漫情怀，也有文人的腐朽之气。“纨”字大概取意纨绔子弟，说她出身名门，爱慕虚荣，渴望别人的赞美。因此行为举止不免会显得娇柔做作。她自有她强势的资本，家境好，学历高，长相就算不是什么大美人，也还至少是“眉清目秀”的。手中握着如此多的资本，自然会以为全天下都应该是她的，全天下的男人就算不为她哭泣，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也是理所当然的。
书中唐晓芙的名字，有如塘边芙蓉，露染胭脂色未浓。正似美人初醉着，强抬青镜欲妆慵。苏东坡云：“溪边野芙蓉，花水相媚好”，而《楚辞·九歌》中“湘君”一节唱道:“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唐晓芙不造作、不化妆，是摩登都市里的一个“罕物”，是一个没有被上海这个物质社会污染、没有经历过男女情感风云的美丽、飘逸的少女。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鸿渐的最爱。她是有独立意识的新知识女性代表。她是书中男主人公心目中的理想异性，她也是作者女性美的化身。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围城》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将她嫁给方鸿渐。” 的确，在《围城》中可以梳理出的六十多位有姓有名、有姓无名或无姓无名的女性，作者唯一没有调侃、讥讽的就是这位唐小姐了。涉及唐晓芙的笔调都如同言情小说般温柔可人、情意绵绵。作者是这样描绘唐小姐：“唐小姐妩媚端庄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唐晓芙的性格是丰富的，她并不是完美无缺，而是自然、天真、率性、聪明、有立场、有主见的综合体，这些都可以从小说叙事中见出端倪。对待爱情她能主动争取，不愿受人摆布。但她偏执于女性彻底解放，对待恋人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望，从而导致方鸿渐最终对她的自私和强烈的占有越来越不满，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流变，方终不能爬树去摘那水生芙蓉。文本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烂漫稚气便不免流于幻想。唐晓芙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到头来连婚姻都虚无缥渺。
鲍小姐呢?“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鲍小姐是小说中第一个明确受作家批判的角色。她作为方鸿渐情欲的引诱者，可算着方鸿渐情爱生活的开端。作者对鲍小姐有这样的刻画：“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又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鲍小姐毕竟是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在法国邮船上，鲍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却如勾引浮士德卖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鸿渐船上吃亏，自叹“女人是最可怕的”。鲍小姐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的道德观念中是放荡和不检的代表，自然成了遭受抨击、批判的对象。同船的孙太太惊讶鲍小姐这个又黑又粗的又没有什么美感的女人居然引诱得了方先生，苏文纨认为在大众目光睽睽之下与方鸿渐调情的鲍小姐不要脸。鲍小姐留学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带回来自由放荡、不守妇道德性。作者对她的讽刺也是明显的，最为辛辣的莫过于一句：“她自信极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给人引诱了。”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从探寻《围城》中几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隐含意义入手，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情心理和社会定位作出分析，可以看出文本揭示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尴尬处境:她们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许现代意识，为追求人格价值体现与理想生活境界，挤入男性社会刻意巧画人生，率先尝到了女性解放过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时，她们融通古今，深知天经地义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现实又无力摆脱沦为父权宗法制度牺牲品的命运。这种二律悖反的处境，使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动而无法成为主潮，最终消失于无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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