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云南松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森林经理-研究生开题报告

1 引言

1．1森林的基本状况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涵盖大约9.4%的地球表面（或覆盖30%的土地总面积）[1]。森林覆盖着全球很大面积，并且对控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调节水文和巩固土壤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生境之一。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中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四川省森林覆盖率为35.30%[1-3]，攀枝花市森林覆盖率为60.03%。目前人类对森林资源的索取量巨大，森林遭遇到空前的人为灾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对天然森林进行疯狂砍伐，致使大片森林消失，森林覆盖率骤减，直到九十年代末国家施行“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才对天然森林进行了实质性的保护，并投入资金进行人工造林，但是人工林的生态效益远不如天然林的生态效益，因此我们更应该切实保护天然森林，为人们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4-5]。

1.2森林生物量与碳汇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将CO2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在森林植物中，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森林生物量约为陆地植被总生物量的90% [6-7]。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目光关注到森林碳汇的研究上，森林碳储量的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科研意义和社会生态意义。由于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前，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估测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综合研究上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基于森林生物量数据的样地清查法仍然是估测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最常用的方法之一[8-9]。大力发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增强森林的固碳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大气中CO2浓度的上升，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10-11]。

1.3云南松生物学特征及分布状况

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又称“飞松”“青松”“长毛松”，为松科松属的常绿乔木。树皮褐灰色，裂成不规则鳞块状脱落；一年生枝淡红褐色，无毛，二、三年生枝上的鳞叶常脱落；冬芽红褐色。针叶通常3针（稀2针）一束，柔软；球果圆锥状卵形，成熟时张开，基部宽，有短柄；鳞盾肥厚，稍平或隆起，间或反曲；鳞脐微凹或微凸，有短刺；种子褐色，近卵圆形或倒卵圆形，微扁。分布于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及西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及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是西南地区的乡土树种，也是该地区的荒山绿化造林先锋树种，多分布于海拔1000~3200m的地区，常形成大面积纯林。木材可供建筑、家具和木纤维原料等用，松根可培养茯苓，树皮可提栲胶，种子可榨油，松脂为优质化工原料[12-14]。

云南松为攀枝花市的主要树种，根据攀枝花市2012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显示，云南松林面积和蓄积都超过攀枝花有林地面积和活立木总蓄积的50%，其中攀枝花市有林地面积87517.75hm2，云南松面积48603.81hm2，云南松面积占有林地面积的55.53%；攀枝花市活立木总蓄积40658330m3，云南松蓄积25675735m3，占活立木总蓄积的63.15%。云南松分布于攀枝花市海拔1000~2500m大多数区域，其中海拔1700~2300m的中高山区域分布最为明显，为攀枝花的乡土树种。云南松具有抗寒、抗旱、抗性强、适应能力强等特点，目前也作为攀枝花荒山绿化造林的首选树种。

攀枝花市气候为干热河谷地带，很适合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生长，近年来引进的芒果便得到了长足发展，且为攀枝花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麻风树也作为攀枝花市的特有生物，将来有望代替石油作为生物石油为人类缓解能源危机。因此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对于芒果、麻风树这类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树种做了很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于云南松这样作为攀枝花市的生态支柱的树种的研究却鲜有报道，所以对攀枝花市云南松生物量的空进格局进行研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攀枝花的森林资源管理，为攀枝花的林业、生态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数据。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生物量研究进展

生物量调查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收获法、模型法、标准木法、生物量转换因子连续法和遥感解译法[15-16]，国外对于森林生物量的研究工作起源较早，早在100多年前就有学者进行了生物量研究的先驱性工作，1876年Ebermeryer在德国对几种森林主要树种进行了树枝落叶量和木材重量的测定，并分析凋落物层对于森林土壤和林分生长的影响[17-18]。1910年，BoysenJensenp在森林自然稀疏问题的研究中，对森林初级生产量进行了研究[19]。在1929~1953年期间，瑞士的Burger对树叶生物量和木材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0-21]。1944年，Kittredge利用叶重和胸径的拟合关系，成功拟合了预测白松等树种叶量的对数回归方程[22-23]。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开始关心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生产提供有机物的数量，进而对于生物量的研究开始重视，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分别对各自国内的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24-25]。尤其在60年代以后，在环境问题和石油危机日益突出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对于生物量的研究进入到一个高潮的时期。1963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以研究生物生产量为中心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资源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普查行动，使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1972年后再次开展以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并改善人类与环境关系为中心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在此计划的推动下，生物量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提出了很多生物量模型及估算方法，数据精度也得到了提高[26-27]。在这一阶段对于生物量研究呈现树种多、区域大、范围广等特点[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