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的招安结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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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跟农民队伍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不觉悟性也是分不开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反贪官而不反皇帝。正因为如此,即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们也就可能接受宋江这样看法和主张: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不好;除掉奸臣,也就除掉“闭塞”天子的祸根。同时,梁山泊队伍也只有归顺朝廷,才能报效国家,个人也才能争得好的前途。总而言之,只有接受招安,才是一条“正路”。小说第十九回写阮小五曾经唱出了这样一首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酷吏脏官跟天子并没有关系,认为只有酷吏脏官这样一些虐害百姓的贼官才是应当杀尽的人,并且把消灭这些贪官污吏看作是一种“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实际行动。他还末能认识到,他所要忠心报答的赵王君和他的臣子们,包括朝王权奸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同属于一个阶级,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他也没有意识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事实上不可能建造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对于起来^造**的革命者,不是镇压就是招安,即便是皇帝“恩赐”招安,也还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此外,梁山泊队伍之所以终于接受招安,从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拉拢、利诱。朝廷里的官员对梁山泊起义军的态度是不同的,一派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权奸主张剿灭梁山泊起义军,这些愚蠢的家伙实际上根本不懂得如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宿太尉、御史大夫崔靖为首的开明绅士主张招安。招安既调动了梁山泊这支力量去抵抗辽兵,又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为日后朝廷对起义军逐个收拾,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三、招安导致的悲剧结局及所揭示的意义
小说《水浒传》从第七十一回到八十二回,为全书重要的转折点,排座次是义军兴盛的高峰,招安大计就是在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订下的,从菊花会后,起义军的政治纲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宣扬忠君思想和招安路线,一种悲剧的气氛开始弥漫。结果起义军在二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军事全盛时期却低头接受了招安。招安并不意味着他们日后的生活是平坦的,他们仍处在高俅、蔡京等人的的官僚网的笼罩之下,危机四伏。《水浒传》第八十三回至百十九回,主要写宋江等受招安后,奉命征辽,平田虎、灭王庆、擒方腊等等。起义军接受招安后,立即打着“顺天”、“护国”两面大旗,气宇轩昂地开向东京,未册封就奔向疆场,在征辽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一百零八位兄弟不折一员。至此,辽国郎主派欧阳侍郎前来进行招降,宋江不但拒绝辽主的招降,而且还严肃批评了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吴用,他说:“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日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是他和吴用共事以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第一次出现分歧。在宋江看来,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尽管在征辽战争中,梁山泊义军立了赫赫战功,但由于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谗言,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只有宋江、卢俊义两个人得以“随班朝贺”。朝贺回来,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吴用问故,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朝廷对梁山泊义军的态度,引发了宋江的忧虑和许多将领的不满,李逵心直口快,埋怨宋江主张招安是失策,并且建议重上梁山。他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人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在这里,再上梁山去,却不快活!”虽然宋江对宋室朝廷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感到忧心忡忡,但他的忠君思想仍占上风,兄弟们的话他哪里听的进去,李逵说这些话,自然是会遭到宋江的喝斥的。
宋江招安后的处境与忠君思想之间的矛盾,使他一步一步地陷入痛苦的境地。第八十三回写宋江手下军校与克减御品、侮辱梁山义军的厢官相冲突,一怒之下把厢官杀了,宋江责备他“做了这等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小说写宋江痛苦地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的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终于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然后斩头来号令。
《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到百十九回主要是写梁山泊义军破完辽后,朝廷随即又派他们去平田虎、征王庆、擒方腊等事。在平田虎、征王庆的作战中,梁山泊义军又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并未因作战有功而受朝廷重用,相反朝廷却处处设关卡刁难起义军。奸臣蔡京奏过天子,在城门上出榜禁约“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违者治罪,看到这一禁约,从将焦躁起来,“尽有反心”。李俊、张横、张顺等与吴用商议,大意谓“朝廷失信,奸臣弄权,闭塞贤路,我等破辽之后,又平田虎、王庆,如今却遭如许禁治,不如背着宋江,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不敢主张。之后他私下与宋江言谈,透露兄弟们受招安后,为国出力,却受到拘束,不能任用,“兄弟们都有怨心。”宋江却说,“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随后又召集众将,苦劝大家服从朝廷“出榜禁治”,最后断然表示:“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众人见宋江如此,俱备垂泪设誓而散”。这些一方面说明了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江忠于皇帝效忠于朝廷的思想已到了顽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地步,也预示了梁山泊起义军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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