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史记》思想内容的进步倾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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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史记》思想内容的进步倾向
曾有人说：中国古代的写作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
的确，这两部作品已达到了文学艺术殿堂的颠峰。这其中，《史记》更向人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都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两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颂。
谈及史记，就不能不说司马迁。他真可谓命途多舛。只因为降虏的李陵辩护，司马迁便受到了最为残酷的宫刑。受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对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是一种极大的摧残。
然而，这不幸之至的遭遇却对他思想升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武帝这一刀，割去了司马迁对统治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黑暗，让他眼睛能更加“向下”，在立场上更加靠拢劳动人民，这也使《史记》中思想内容的进步倾向大大增强，使他的作品民主性与批判性大大增强。因此，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才表现出了那么多与汉代统治者的不合拍，与那么多的民主性与批判性。
《史记》，可谓是牢笼百代，前无古人，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包笼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医学等及先秦、汉初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在此，我只想就《史记》思想内容的进步倾向作简要论述。
《史记》全书共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其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而这其中的进步，则主要是通过人物传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首先，《史记》通过对人物的刻画，表现出了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对当时来说，无疑是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
例如，《史记》中的《封禅书》对徐福、李少君这样的神仙方士和种种邪说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司马迁看来，社会的变动是决定于人，而并非决定于天。他在《楚元王世家》中将《中庸》里“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四句话加以变动，改成为“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并接着感慨道：“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之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一下子将一种迷信唯心说法变成人才决定国事兴亡的至理名言。
此外，司马迁在其它文章，如《货殖列传》中也表现出类似的观点。他先对老子的主观唯心的保守思想提出批评，然后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说明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抗拒的。在老子的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老子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尤其对世俗的变化深感不安，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给人们提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社会的构想。老子的这种复古倒退的思想是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相悖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潮流的。对此，司马迁很不以为然，他说：“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由此看出，司马迁已经朦胧地看出，社会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为的想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可能的。
其次，《史记》歌颂一种积极豪迈、敢于建功立业。甚至表现出为了某种理想、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性命的人生观、生死观和一种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奋斗精神。这与司马迁个人的坎坷经历密切相关，前文已略有表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更有明确陈述：及如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所述先贤著书的事迹不见得那么确切，然论述的精神非常清楚——通过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悲愤，阐发他们的主张，陈述往事的失败，寄希望于未来；除此之外，还与创作《史记》的艰苦历程交相辉映，其时，对落难的司马迁，奸佞投井下石，鹰犬虎视耽耽，反动作家迫害打击……这一切所造成的种种威胁和阻力，都没有撼动司马迁发奋著书的决心，反而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精神——忍辱负重，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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