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在难中》的人物形象

《潘先生在难中》的人物形象

[摘  要] 同那些以“人生派”同题小说作者一样，叶圣陶先生最能体现写实主义“人生派”的特点。他的优秀作品《潘先生在难中》就通过故事和情节写人物的性格，从而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潘先生的形象。
[关键词] 潘先生  语言  细节  人物形象

 叶圣陶先生的小说从表现对爱的追求转而倾向于客观描写后，偏重于通过故事和情节客观的、写实的描写灰色的卑琐人生，从而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潘先生在难中》便是其范例。
 《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是一位小学校长，作者在结构上采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将潘先生在战乱中带领全家逃难到上海，又因在报上看到教育局长关于照常开学的讲话而只身返回县城，以及在战火平息后违心观迎得胜军阀的三个主要片断按顺序连接，从而完成对潘先生自私而精明、胆怯而乐观的性格刻画，表现他思想性格中明显的“奴性”特征，塑造了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灰色小人物的典型形象。
 潘先生是自私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首先考虑的总是他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战争刚起，虽然还没有危及到他所在的让里，但他便立即带领全家逃到了上海。刚刚得知教育局长关于照常开学的讲话，他便立即返回。而他此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作品中有一段很详细的描写：“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浑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恩义。何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个那个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一帮自己的儿子。这个举动看似奉公守法，实际上是怕被列入“淘汰一下”之列。
 潘先生是自私的，然而又是相当精明的。他回到县里，在首先证实了局长确有照常升学的意思，并且很是赞赏自己有主意之后所忙碌的，除了一纸照常升学的通告外，便是为自己的家产奔波。他到红十字会交了会费，并宣称愿意出借校舍作为妇女收容所，把十字旗子和徽章作为“救命的神符”。不仅如此，他的精明还表现在他要一面旗子和几个徽章，旗子插到他家的大门上。多余的徽章呢？作品以调侃的笔调写到：“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一重保险，他们也就各个增加了一种新的勇气。但是，随着战火的迫近，他仍然觉得不保险。“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于是，最终连人带物一齐塞进了洋人的红房子里。
 潘先生虽然是一位校长，但由于他没有靠山，在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中，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所以，他具有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逃避，便是迎合。然而，在胆怯惊慌的生活中，他又时时能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显得精神和心理的平衡。刚刚还为妻儿失散而流泪，一寻到妻儿，又立刻为“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回了四条性命和一个皮包而庆幸，甚至还很入调地招呼黄包车；在充溢着“尿臭”和“刺鼻的油腥味”的客房里，“乐哉乐哉，惚惚酌一杯”的悠闲神情，都表现了“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的性格。潘先生的这种乐观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自卑和懦弱的遗忘”，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对潘先生来说，由于他的精明，他常常能够投机取巧，占得一点小便宜，而这一点小便宜在他备来，又是了不起的收获。所以，他可以常常陶醉在自我欣赏的快乐之中。从上海只身返回县城后，因为局长确实说要照常升学，并还以此作为裁员的依据，潘先生便很是赞赏自己回来的决定。参加红十字会，以及得到红十字旗子和徽章，心头便升起一种神秘的快感。正是由于潘先生善于遗忘，善于以自我满足去掩盖自己人格的丧失，才能他不断培养着自己思想性格中的奴性，使他能够随遇而安，自甘庸俗。
 潘先生作为一个精明的，善于投机取巧的，察言观色的人物，他对统治阶级和军阀不是没有一点认识的，即使是为欢迎军阀杜统帅凯旋而写横幅时，眼前也曾闪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等惨象，对局长的“照常升学”，他心里也非常明白，这只是一种姿态，并不是真心想在战火中坚持办学。但是，对这一切他并不敢有所表露，因为他手里端着人家的饭碗，过的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求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正义感，没有社会意识。当人们为战争停止而自慰时，他却“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恨不该去上海逃难，“不然，这一笔的冤枉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像潘先生这种唯唯诺诺，庸庸碌碌的小职员在旧社会各界的雇员阶层中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潘先生的形象具有很高的鲜明典型形象。
 潘先生形象的描写，作者几乎是采用人物自身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虽然作品中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意图，但是找不到作者的主观议议和抒情，作品的第一部分详细描写了潘先生在逃难中的种种表现，通过数十个精彩的细节，多侧面地写出了潘先生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如：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可以钻了，事事都很仔细，有着周妥安排，这似乎是潘先生的精明之处，但是，他只热衷于计划蓝图，并不计较这种安排结果，正在他自鸣得意之时，他的“长蛇阵”被混乱的人群挤得七零八落，险些家破人亡，于是，他“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然而，一旦散失的妻儿回到身边，他又立即为家人的团聚而喜庆，仿佛他的长蛇，就是要制造出这样一种由悲到喜的“大团圆”的效果。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和批判的灰色、卑琐的人生。
 作品善于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具有很强的讽刺效果，但作者不露声色，常常只取人物的一二言行，用平静的口气加以表述，其讽刺意味，便自然流露出来了，如在潘先生的长蛇阵遭到冲击时，他毫不理睬别人的指责，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一转念，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费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罢，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胳膊！胳膊”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慌地命令道：“你们都看着我！你们看着我！”甚至到了连自己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也不得自由时，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这里，除了人物的心理、语言行为的可笑外，作者在叙述中还使用了如“失约、命令、队伍”等庄重的词语，更反衬出人物的滑稽，增强了讽刺的效果，表现出一种蕴藉而含蓄的特点。
 《潘先生在难中》语言是非常朴实的，同时又是非常严谨的，在作品中，看不到华丽的修辞语，但写景叙事却十分流畅。写景文字不多，但偶尔的几段，却与作品的内容十分吻合，带有一种幽默的意味，如：“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逸国土，厨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的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 ，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在难中》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简结而生动的描写生活，刻画人物，细致描摹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茅盾：《王鲁彦论》,1928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期。
2、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1926年3月。
3、叶圣陶：《小说月报》16卷第1号 ，19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