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刘备形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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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刘备形象

《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历史生活中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这些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以突出描绘。使小说达到对古代人的性格描绘的极高水平。以刘备形象塑造为例。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但是，当作者用仁君的标准去拔高原型的时候，当作者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原型进行规范化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可敬而不可爱的人物。
根据正史的记载看，刘备的形象确实比较宽厚。《三国志·先主传》写道：
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比到当阳，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三国鼎立，比较而言，蜀汉的内部比较团结，曹魏的内部关系最为紧张。可是，小说夸大了刘备的性格特点，把刘备定格为仁义之君、定格为与曹操本质上完全相反的人物，问题就来了。从三国的立国过程来看，蜀汉的建立最为艰难曲折。且不说小说中已经大大地夸大了蜀汉的国力。得孔明以前，刘备东奔西走，寄人篱下，被动挨打，穷于应付，不成其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没有根据地，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刘备身边人才寥落，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班虎将，但文职人员如孙乾、庆竺等人，充其量也只是三流人才。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根本不可能制订出有远见的战略。在这个阶段，刘备还远未具备割据称雄的条件。小说写到赤壁之战以前，刘备形象的虚伪性并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当时刘备势力尚弱，羽毛未丰，还没有力量去欺负别人。三让徐州是刻画刘备仁义品格的重要的一笔。小说在这里用张飞来衬托：“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让，何必苦苦推辞？”刘备回答说：“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从表面上来看，此时的刘备已经近似于宋禁公，难怪毛宗岗就此挪份刘各道：“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津之益州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连毛宗岗这样同情刘备的人也在怀疑刘备三让徐州的动机。其实，刘备之所以不敢贸然去接，还是怕人心不服、怕袁木来攻。《三国志·先主传》谈到刘备让徐州的时候覆道，陶谦死后，陈登劝刘备顺从陶谦的遗愿，接任徐州刺西川的地图，刘备赶忙向他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刘备的形象确实比较粗豪：
小说第六十二回写到，刘津对刘备的意图有所察觉以后，“乃量投老弱军四千，米一万科，发书遗使报玄德”，想看一下刘备的反应。谁知一向宽和谦虚、能忍能让的刘备竞拍案大怒：“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效命乎广且“扯毁四书，大骂而起”。刘津的使者吓得逃回成都。刘备这次的失态，连庞统都感到有点奇怪：“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其实，刘备的失态，只是反映了一种急于寻衅而一时又找不到袭口的急躁心理罢了。所谓“仁义为重”，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刘备攻下涪关以后，设宴庆贺。酣醉之徐，又有一次失态的表现：“次日劳军，设宴于公厅。玄德酒酣，顾庞统日：‘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日：‘代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回：‘吾闻昔日武王代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铁？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返！’庞统大笑而起。’”（第六十二回）庞统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刺着了刘备的痛处，一向礼贤下士的刘备竟把庞统赶下宴席。早先他还说刘璋也是汉室宗亲，“恩泽布蜀中久矣”，现在要夺人基业，便说人家是纣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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