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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莫言小说的伦理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莫言在一篇讲演中提出的一个看似平淡、却或许会有深远影响的“作为人民的写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我相信这种表述不是“做秀”，因为我记起了那些眼泪—— 即便是他的一篇在读者看来最不像小说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也深深地印着这样的痕迹：他是为最底层的老百姓写作的，是充满着血泪的文学，这似乎是最简单甚至看起来腐朽的道理，但它的感人之处正在这里，其中的悲愤和哀告，就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没有丝毫的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一个作家的良知在这样的时候才可能真正接受考验，他会反对一切正统的道德，但却体现着这样的道德追求，人民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人民的泪水就是他要在笔下化作的滚烫文字。他不会躲开他们，用了“艺术”、“生命”和“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相信莫言对最朴素的写作立场的寻求：作家首先要放弃的，就是他对老百姓的蔑视，这样的蔑视很容易会和“爱”混同在一起。五四以来的作家们在写到这样的“人民”的时候，无不是充满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是一个典型，他试图用文字来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实却是他从未相信过他们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闰土? ?他们哪一个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 “狂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喻，深深的孤独毁了他的自信。这就是启蒙主义者和他们的叙事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某种意义上鲁迅后来不再写小说，也与这样一个矛盾有着深层的关系。在他之后，知识分子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写作，无疑体现着他们对高尚的写作伦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认的，也暗含了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思想。
 有没有真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表示怀疑，因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也没有必要“写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诚，这种将自己视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识”，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的反省。这种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情境—— 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了来自商业暴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 不无关系，包含了某种“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于对前人写作的认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认同“民间”的价值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和趣味发生怀疑，在我看既是对一个固执的自我幻觉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说，以“知识分子”的心态反而是无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写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才会实现“真正的民间写作”—— 在事实上书写出人民自己的意愿，这应该是这句话的真正潜台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一概念是真正知识分子化的一种理解，不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种醒悟，一种精神的自省与自律。我认为，莫言也许因此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令二十世纪中国的作家长时间地陷入迷途的问题。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为人民”或“代表人民”的写作，虽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启蒙含义激励过无数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却往往变成了空壳—— 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所感所想，从未真正得到过揭示，正如德里达所欲图解构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人民”，他们无形当中的“所指”会变得隐晦不明。
 这一文学的“民间伦理原则”，事实上在《红高粱家族》等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显形了。与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不同，《红高粱家族》的历史叙事的核心结构正是“民间”，是民间社会和民间的生活，由原来的边缘位置上升到了中心地位，过去一直处于“被改造”的边缘地位的人物变成了真正的英雄，“历史的主体”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出了历史的中心，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以往关于“抗战题材”的主题就这样被瓦解了，宏伟的“国家历史”和“民族神话”被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所取代，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就这样被“颠覆”了。
 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真实”这一历史伦理的一种追求，是谁写下了历史?在被权威叙事淹没了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莫言找到了另一部被遮蔽的民间历史，也告别了“寻根”作家相当主流和正统的叙事目的。有的评论家曾说，寻根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最后一次”试图集体影响并“进人中心”的尝试，而莫言所选择的民间美学精神，却终结了这一企图。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历史来说，这一终结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联系起来看，在莫言早期的《秋水》、《白狗秋千架》、《球状闪电》——乃至后来的《红蝗》、更晚些的《牛》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立场”和“倾向”的民间生活，同他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民间道德精神，其实是从两个方面—— 民间自身的生机和被施暴的屈辱—— 确立了他的基本的民间写作伦理。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所设置的民间艺人张扣，应该不是一个叙事的装饰，他的底层的社会地位，纯粹“民间”的话语方式，无处不在的本能式的反应，还有与百姓完全一致的立场与命运，都表明他是莫言所追求的民间写作伦理的一个化身。
 但仅仅是“张扣式”的表达未免是过于直白了些，莫言热爱并为之感动，但却比他更“高”，他要把这民间的哀告和大地的忧伤连接起来，还要用“母亲”这样的人伦化身来激荡起它那高尚和神圣的内涵。《丰乳肥臀》才是最典型地体现着莫言对民间伦理的执著追寻的作品，他对被侵犯的民间生活的描写，同母亲的苦难与屈辱、和大地的悲怆与哀伤一起，合成了一曲感人的悲剧与哀歌。
 《檀香刑》可以看作是另一种例子，它所体现出来的民间伦理，因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变得复杂起来。用时髦的话说，其中的“现代性”的思考，对“民间”的某些文化因素构成了烛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等作品中那种民间大地的诗意，民间在这里变得分裂和矛盾起来。比如民间生活化身是孙眉娘，作者对她的态度与对《红高粱家族》中的奶奶、《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显然都是一致的，是对民间生命形态的由衷赞美；民间生活的“变体”是孙丙，他的生命形态就显示了一种可怕的分裂，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和装神弄鬼的愚昧，显示了民间价值在现代文化背景中的悲剧命运。某种意义上，民间文化本身是没有“落后”和“愚昧”之征象的，只是当它被另一种强势文化所侵犯，并呈现出某种必然的“反应症”的时候，才会显示出它“丑”的一面。孙丙的命运某种意义上既是民间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也是莫言对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现代历史的思考。它使我相信，“知识分子”的东西在莫言的叙事中仍是足够多的，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在本质上并不会放弃“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追求，相反，还会得到更逼近人民和民间的体现，将二者更好地统一起来。
 莫言作品涉及的民间生活纷繁多样，都与人们为生存的奋斗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他的作品在写到性爱时也下笔特别恣肆，这其实也是人的生存繁衍的一个基本方面，所谓“饮食男女”，其实是联系到人的生存的很基本、很深刻的内容的。正是这两点，民间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莫言作为一个民间色彩浓厚的作家，在表现这些时特别汪洋恣肆，毫不造作，有一种民间的率真。这种率真，也让人直接感受到生命本体的冲动，而没有丝毫的淫秽之感。相反，一个受过很深文明熏陶的人反而可能将之表现得很污秽。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把乡土民间的文化形态揭示得这样深刻的作家只有莫言。他没有张炜的诗性浪漫，但他能更充分地体味到民间的复杂和二元判断的艰难，更接近于民间生存的本相。作为一个民间之子，他在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现实文化空间中，把生命精神充分地张扬起来．而这种生命精神又具有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它与中国民间的现实和文化心理密不可分．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审美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