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合花》中看人性美--浅谈战争中的人性美

从《百合花》中看人性美--浅谈战争中的人性美
 茹志鹃，曾用笔名阿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支委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等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2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要研究茹志鹃的作品，首推其短篇小说《百合花》，茹志鹃生活的年代正是跨越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是战争的时期，一个是中国刚刚解放的时期。在战争时代，出现过许许多多著名的作家，他们以写战争中发生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中长施展小说等作品，但茹志鹃却是50年代中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短小斧致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的风格。这位在1943年参加新四军部队文工团的女作家，对战争的理解别具一格，她似乎并不在意战场上敌我双方的进退胜败，而是专注于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作家、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鹃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百合花》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成就呢？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那种在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性美，对新中国刚刚成立、对现在都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它的人性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百合花》语淡、精致、美丽，这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抗日战争为时代背景，描写了部队上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茹志鹃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要表现战争中那最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会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性美。因此，作品所体现的是战争生活，但并不是为写战争而写战争，他没写战争的场面，而且只将战争作为当时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所发现的一个一个美丽的故事。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那种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这是茹志鹃所有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的一个最重点的特点。
 《百合花》是茹志鹃早期的作品，在作品中，虽然写的是战争，却不以战争为目的，它着重刻画了那战争中那些普通人的心灵的美、人性的美，虽然在文章中小通讯员、新媳妇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看到后，他们两个人的形像早已都刻在了我的有脑海中，达到了文学作品的审美需求。这也是茹志鹃的良苦用心，她有意识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在“战争英雄”，而只写了普通人的普普通通的一些故事，因为在她的眼里，英雄其实也是普通人，与普通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战斗的时候才是英雄，而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他们都和平常人一样，也要吃饭，也会脸红，也会带有女孩子的忸怩姿态，这才是平常人的一面。好还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描写英雄人物的作品太多了，如果再写的话，读者也早已没有兴趣去看，就连读者也感到作者所写的与自己的生活差得太远，早已没有了新意，而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也具备英雄的优秀品质，英雄在我们身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而且，按照当时的审美习惯，作家是不可以让新媳妇随便笑话“英雄的，虽然在英雄小通讯员第一次借被子时遇到了失败，没有借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却会有损于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二、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独有的美好情感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
 《百合花》的审美焦点集中在人性美，昭示着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总是人们的强烈本能.这就使作品在鲜明的政治主题中，包含了深刻的人性意蕴。由此可见，《百合花》的主题是政治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它表明了“文学是人学”这个亘古不变的真作品以《百合花》为题,本身就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百合花是洁白、纯洁、美丽的象征。在作品中,无论对小通讯员的羞涩、腼腆、憨厚、纯朴的言行的描述,还是对新媳妇美丽、善良、虔诚的叙述都是为着这种象征意义的实现而进行的。是一个憨厚、朴实的,还常有几分天真稚气的青年。他有一颗关心同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美好心灵。如去包扎的路上,发现“我”走不动时,他就“自动在路边站下”等着;当他了解到借来的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感到很不合适,要送回去;在战斗中,当敌人投下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能临危不惧,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为保护群众献出了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通讯员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正是他平时关心他人的高贵品质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高贵品质的表现,又是在时空的变化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上来体现的。那位新婚的少妇,她的内心和她的外貌一样的美丽。当她明白到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毅然地把她的里外全新的结婚被子抱出来。再到把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新被平展展地铺在小通讯员的棺材底上的叙述,这位农村少妇像百合花一样美丽的心灵得到了集中的揭示。伴随着她看到牺牲的是她认识的小通讯员时发出的那充满感情的短促的“啊”的声音,她虔诚地给小通讯员“拭身子”,一针一线地给小通讯员缝补肩上的破洞的细节描写,这位年轻的农村少妇的品质和她的心灵之美就更为鲜明地展示出来了。百合花的洁白、美丽,是这两位普通而又平凡的人的品质的象征;百合花的纯洁、动人,是军民关系的象征。至此象征和实际的界限被打破,成为了读者在阅读结果上的精神认同。
三、《百合花》将战争中的人、人情、人性高度统一。
一部坦率而真诚的作品，一部对人理解深切、表现深刻的作品，笔者认为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的情感世界中的多向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要写人，写人必涉情，无情则无文。战争题材的作品也是如此。茹志鹃的《百合花》写于反右时期，但作者却没有被当时的文风所左右，仅仅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把战争作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和一个“新媳妇”的美好形象，从而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即“鱼水之情”，而更重要的是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中的人、人情和人性，这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中是少有的。
 《百合花》最感人的就是其人性的存在。作品在主人公——“小通讯员”，作者并没有把他刻画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而是把视点定位在了平凡与普通上。恰恰正因如此，才让我们觉得他有血有肉，真实可信。作者没有写“小通讯员”在战场上杀敌如何英勇，而是写了他为“我”带路及借被子两个场面，写出了他质朴憨厚、腼腆、不善言辞，特别怯于与异性交往的特点。其中，作品的细节描写是很成功的。例如：作者写到小通讯员为“我”带路时，由于“我”是女性，他不愿意与“我”接触，于是“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但是他心地善良，还是很照顾“我”的，文中处处透露着他的细心妥帖：“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我们可以看出他时刻都在注意着“我”的情况，还是很有心很负责的；虽没靠近“我”，但又绝对不会丢下“我”，真是可爱极了。又如，写“小通讯员”借不到被子时发牢骚：“老百姓死封建”，但是当得知自己借的是“人家结婚的被子”时，又想把被子送还，完全不计较刚才受的委屈，表现了他通达的一面。小处见真诚，不知不觉中，小通讯员的形象已经自然而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缺点，会发牢骚，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他身上有更多的闪光点在吸引着我们，这二者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小战士形象。
 小说刻划的第二位人物是俏俊“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她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位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她给笔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在小通讯员牺牲后的反应：当她看到了小通讯员被抬回来时，只发出了两声短促的“啊”声，但却充分表明了她的震惊和难过以及对小通讯员的敬佩之情，当医生宣布小通讯员已经牺牲时，“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洞。”这个衣服上的“洞”，本来就是小通讯员在借被子时给她留下的遗憾，现在她表现上是补衣服，其实也是在缝补着她内心的歉疚之情。只有这样做，她觉得才能表达她对小通讯员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当卫生员抬来棺材，要把通讯员放进去时，新媳妇心中的悲痛懊悔之情一刹那全部爆发了出来：她“劈手夺过被子”，亲手盖在了通讯员身上。这时作品达到了高潮，“新媳妇”内心纯朴、圣洁的感情随着她一系列无言的行动有力地表现了出来。
也许由于作者是女性的原因，她的切入点非常细腻，细节描写很到位，体现出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的风格。作者专门挑选了一条里外全新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花被子连在“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花，让作品充满诗意，最终完成了作者对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赞。由于作家摆锐了“英雄”概念的束缚，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身上的美好情感都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现。虽然小说只写了小通讯员平常的一面，但是读到最后，笔者依然感觉到小通讯员也是一个英雄，而且是一个充满人性，真实可信的英雄。英雄不是天生的，它是潜藏在人民大众身上的英雄素质在偶然情境下的迸发，更多的情况下，英雄与普通人是相同相通的。作家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的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同时，茹志鹃在《百合花》中将战争中人、人情和人性的高度统一，是把军人“神化”、“刻板化”、“标准化”的一个反拨，是文学回到人学的一个必然。无论在当时这是现在，这篇小说都可以说是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综上所述，在小说《百合花》中作者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挖掘，展开了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另外，作者以那条枣红底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的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           
 总之，短篇小说《百合花》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参考文献：
 茹志鹃.  百合花.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出版
 《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