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伤逝》与《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形象

论《伤逝》与《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形象
 
 《伤逝》与《玩偶之家》塑造了两个具有鲜明民主思想倾向，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形象，成为中外文学史上以“关心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命运，提出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为主题的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唯一的一部爱情题材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被称为“中国式的娜拉”，她与挪威作家易卜生塑造的女性娜拉都是作者借描写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和反映社会和女性问题，提出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成为世界文坛两颗“以关心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命运，提出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为主题的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
    这两个女主人公形象体现出来的艺术美丽是鲜活的、生动的，让人咀嚼不尽、挥之不去，既让人讴歌，又令人叹息，更让人不断地反思，执着地探索。
    《伤逝》中，鲁迅描述了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子君不顾世俗和亲人的压力，毅然与家庭决裂，为了追求自由和爱情与涓生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可是婚后，却“每日川流不息的做饭”“成为子君的功业”“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意义全盘疏忽了”，这也就注定了她最后悲惨的结局，在子君和涓生相继失业后，人性的自私让涓生在求生路上选择了“孤雁单飞”，而子君只能跟随父亲回去，回到了那个冰冷的世界和牢笼，子君对爱情的幻灭，终于使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在无爱的人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玩偶之家》是19世纪末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作，又被译为《娜拉》《傀儡》。情节是：海尔茂刚任银行经理一职，正欲大展宏图，他的妻子娜拉请他帮助老同学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他解雇了柯洛克斯泰，而娜拉前些年为丈夫治病而借债犯了伪造字据罪，柯洛克斯泰借此要挟娜拉，海尔茂觉得名声受损，前程被毁，大骂娜拉是“下贱女人”，而当柯洛克斯泰退回字据时，海尔茂亲切地称娜拉为“小鸽子”，但娜拉已清醒地认识到冷酷的现实：丈夫关心的只是他的地位和名誉，所谓“爱”“关心”——只是拿她当玩偶，于是勇敢坚定地离开了那个“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成为一个世纪以来长盛不衰的话题。
 子君和娜拉虽然是产生在中外不同国家和时代中的艺术形象，但却都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大胆追求个性解放，“为爱而爱，为爱而活”是他们永恒的绝唱，在她们身上能找到许多相似之处。
 一、首先，她们的心中充满了爱，对丈夫无私的爱——并把它作为生活的重心和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基础。
 她们都无私地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可是在人生的抉择时刻，她们的丈夫为了自身的利益，无情地显露出自私、虚伪的面目，“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他们身上再次体现，深受伤害的女主人公勇敢地选择了出走。
    子君是一个温柔的女孩，受“五四”时代大潮的影响，她用崭新的眼光和思维、伦理来审视这个社会，她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崇敬，被涓生的真诚和坦率感动，她冲破封建家庭和封建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大逆不道”、“伤风败俗”地公开与涓生同居，这是对旧时代大胆的挑战。婚后子君全身心扑在家庭小圈子中，逐渐为丈夫、为家庭失去了自我，当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小家庭无法维持下去了，涓生为求自保说出了“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于是子君只得跟父亲再次出走，重新回到了封建牢笼中去，最后在“无爱的人间灰飞烟灭了”。
    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一直过了八年的幸福家庭生活，为救重病的丈夫海尔茂，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她伪造了父亲的签名借来了一大笔款子，此后又默默承担、独自偿还，她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是了不起的。可当柯洛克斯泰以此事要挟海尔茂时，海尔茂撕下了温情的面纱，骂娜拉“下贱女人”“犯罪的人”，而当风平浪静后，自己的地位不再有威胁时，又甜言蜜语地称娜拉“小松鼠”“可爱的小鸟”。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娜拉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她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自认为“幸福生活”的实质——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男人的附属品”，于是她毅然地出走，去寻找人的价值。
    二、她们都是善良的、勤劳、天真、纯洁的女性
    子君在婚后全力营造自己的小家庭，“侍奉丈夫每日的吃饭”，便成为她生活的课题，她勤俭持家，养起了小鸡，忙于做饭、养狗之类的家务事，乐此不疲地沉迷于小家庭，以致于和丈夫谈天以及读书、散步的时间都没有了，变成了一个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更多人生追求的小女人了。吉兆胡同里那间简陋的小屋，在她的眼中是这样的自由和幸福。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子君骄傲地抗拒着封建家庭的压力，而当小家庭维持不下去时，她又选择了重新回到旧家庭中。
    娜拉一直天真地以为自己与丈夫相亲相爱，过着甜蜜的幸福生活，当丈夫有病时，她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伪造字据，并独自承担债务。为家庭和丈夫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保全丈夫的名誉，同时天真地认为“到时候丈夫会来挑起那副担子”。
    三、她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是传统思想和礼教的叛逆者和挑战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是冲破传统观念，奋起抗争的觉醒了女性形象。
    子君不顾家庭的反对、不顾传统礼教与世俗观念，勇敢地与经济贫寒的涓生同居组建小家庭。“我是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一个同封建社会大胆宣战的女性。“不在意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强烈的反抗和觉醒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
    娜拉是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叛逆女性，她蔑视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的虚伪和不合理，她不信世界的这种不讲理的法律。“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办法救他的性命！”当她认清了自己不过是丈夫的傀儡和玩偶之后，毅然离开了这个表面温馨的家庭，去探求自己的个人价值。
 虽然子君和娜拉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作为社会的叛逆者，作为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她们身上有许多差异。
四、她们所处的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所追求的世界观不同，人格独立的程度也不同。
    子君虽然生活在 “五四”思潮席卷全国的时代，在她身上强烈地呼吁着“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和意识长期禁锢着人的心灵。子君内心深处还是一个被封建思想包围的女性。因此她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冲动、脆弱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人生是为了爱而活，为了爱而爱”，容易满足于家庭生活、以至于在家庭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变成了一个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理解涓生，不懂得人生更多追求的小女人了。她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而在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历史中，她必然是一个家庭的牺牲品，也是这个封建社会和制度的牺牲品，死亡便是她不可避免的最终归宿，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又爱又怜又叹息的女性形象。
 娜拉生活在被马克思称为“自由之子”的挪威。19世纪后半期，挪威的经济繁荣，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思想影响着人们，高涨的女权运动冲击着娜拉的精神世界。当丈夫的虚伪、自私的面具被撕破了，娜拉霍然醒悟，看清了自己在这个“玩偶之家”的地位。于是她要挣脱家庭这个牢笼，去外面寻找真正的自由和自我的价值，觉醒后的娜拉，立志做一个独立人格的女人。娜拉是一位勇敢争取独立的女性形象，她的出走，唱出了女性追求自我的歌，她不愿做“男人华丽的依附品”，不沉迷舒适的小家庭，彻底反叛了资产阶级家庭，义无返顾地出走，去经受外面世界风雨的洗礼。“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的拘束，我也不受你的拘束”，双方允许有绝对的自由。她是一个真正彻底觉醒的资本主义生活中的叛逆女性，面对不合理的法律、宗教、观念，表现得态度坚决，没有丝毫的妥协和软弱，是更值得歌颂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形象。
    五、她们虽然都是离家出走，却有着本质的天差地别。
    子君在“出走——建立家庭——出走——死亡”的悲剧历程中，前后有两次出走，终究其实她到死也没有发现“自我”，也没有自主意识。“子君是作为一个孩子出走的”，首先是丈夫的、其次是父亲的，她到死都是男权制度下的牺牲品，而且她所追求的幸福家庭是当时中国那些讲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而这是觉悟的娜拉要走出的家庭，但中国女性子君却又向这样的家庭走进。娜拉不想做傀儡，而子君却还在想做这样的玩偶。她冲出封建牢笼，却又走近了“娜拉式”的家庭，她以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自由之路、希望之路、幸福之路，其实却是一条幻灭之路、死亡之路。
 娜拉在现实生活的撞击中觉醒了，她彻底地认识了世界和人生以及自己，她由悲观绝望转向积极的反抗。“首先我是一个人”这掷地有声的呐喊，唤起了妇女要求人格独立和解放的时代强音，娜拉愤然而起，走出”玩偶之家”，关上了以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门。娜拉出走以后也许会遇到很多种命运，但是她果敢地放弃“不平等的婚姻，不平等的地位”，所谓幸福家庭，却是令人敬佩的、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惊天动地的举动，她的出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六、她们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命运和归宿不同，寄予的历史意义也不同
    马克思说“社会解放的尺度，可以用于妇女解放的尺度不同。娜拉走后，命运会怎样，也许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也许过着虽然清苦，但却人格很独立的生活；也许……这样给人民留下了永恒的思念和猜测，这正是大师易卜生的高明之处，让人们通过关心娜拉的命运，探求更多社会问题，从而提出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子君是鲁迅通过这位倒在中途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更现实、更无情、更深刻地把中国式娜拉故事续写下来，从而让人们思考造成子君和悲剧命运的根源，从而去探索、寻找一条妇女解放的道路。子君悲剧命运归结为自身缺憾、涓生的背叛、封建势力的重压。她的勇敢和无畏都是因为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成为涓生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也就是《伤逝》的局限性了。
    由子君和娜拉这两位结局不同，但都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形象，我不由地深思中国现代妇女存在的少部分现状：没有了传统的爱情观和道德观，为追求物质享受，心甘情愿地做男子的附属品，依赖男人而生存，一心挑高枝嫁大款，安心当快乐的“金丝雀”，远离社会，做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堕落到当“二奶”“小蜜”，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娜拉所鄙弃的生活与家庭却成为了他们所追求的“幸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我看文学大师鲁迅和易卜生也要捶足顿胸了，取得了自我的社会地位的中国妇女，将怎样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怎样真正体现自我的存在？妇女要取得最终的解放，只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是不够的，还必须自立、自尊、自爱、自强，这是当今妇女们要反思的问题。
    子君和娜拉这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在她们身上蕴涵了深刻的思想，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为女人，我们应该自重、自立、自信、自强，活出真正的“自我”。
                                             

参考文献
1、袁良骏主编:《空前的民族英雄》，陕西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520~525页
2、林非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陕西出版社，1996年2月，第二版，370~390页
3、朱维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四版，803~892页
4、孟昭毅编著：《比较文学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220~270页
 5、林树明著：《女性注意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五版，910~930页
6、敏泽著：《文学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三版，130~137页
 7、李达之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五版，1200~1212页
8、蒋孔阳著：《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220~225页
 9、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二版，153页
 10、季红直著：《艺术心理学女性启示录》，珠海出版社，1997年5月，第四版，980~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