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伪君子》的艺术特色
莫里哀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经典作家。莫里哀是这样一位讽刺家:他是法国当时社会时尚的非议者和嘲弄者,是一个对上流贵族阶层的挖苦者,还是一个对市民阶层劣根性的冷静观察者和批判者;又因为《伪君子》的创作,我们更把莫里哀看成为一个斗士,他洞察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性。如此,莫里哀的一系列的讽刺喜剧,陡然变得辉煌和伟大。《伪君子》是一部著名的诗体喜剧,也是莫里哀的喜剧创作中现实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他在艺术上的根本成功在于,它的艺术形式能有效地为内容服务,它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与作品抨击宗教骗子的伪善主题相得益彰,在《伪君子》中他嘲弄贵族,嘲弄的并非是贵族阶层,而只是经过概括塑造出来的某个平庸无聊的形象;他讽刺答尔丢夫,这种讽刺也与宗教人士无关,讽刺的只是虚伪的骗子。其中充分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古典主义喜剧艺术。 简练生动、波澜起伏的情节设置与古典戏剧原则 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能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受到同时代某种艺术思潮的影响,莫里哀作为一位古典剧作家也不例外。 所谓古典主义是指17世纪流行于西欧特别是法国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它在政治上拥护中央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思想上崇尚理性;艺术上提倡模仿古代,重视规则。莫里哀在创作中运用了古典主义。他注意吸取古典主义那些成功的艺术经验,当古典主义某些艺术原则和法规不妨碍,或者有利于表现自己的现实主义时,他自然也愿意奉行或运用。莫里哀的《伪君子》运用了古典主义“三一律”①的创作原则写成的:故事发生、发展的地点——富商奥尔恭的家里;情节从开端到结尾不超过一昼夜;全剧紧紧围绕着假虔徒答尔丢夫伪善这一中心主旨,没有与这一情节无关的节外生枝,作品从奥尔恭作出决定开始,封建式家长奥尔恭决定毁掉女儿原有的婚约,要她嫁给自己心目中的圣徒答尔丢夫是情节的开端;与这一决定有利害相关的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包括当事人主人的妻子以及女仆桃丽娜)为阻止这一荒谬决定与伪君子答尔丢夫及崇拜者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情节的发展阶段;答尔丢夫丑行被揭破,奥尔恭的眼睛被擦亮,剧情达到高潮;结局是得到“伸张正义”,骗子受惩,受骗者被赦。情节既简练而又生动,我们看到喜剧的情节不是信手拈来的现实生活事件的结合,而是经过作者精心提炼的生活事件的有机结合,每个具体情节(包括场面和细节)都是高度典型化的。具有提示人物性格、作品主题的作用。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极为推崇莫里哀,他说:“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②并在1826年7月26日和他的秘书谈到《伪君子》的情节介绍:《伪君子》的情节介绍在世间只能见到一次,它在同类体裁中要算是最好的。③在剧本中,一开始就是一个悬念,一个陌生人何以登堂入室进入这个家庭,得到这个家庭受到宾客一样的待遇,以至于他“对什么都要阻挠一下”成了这个家庭实际上的人。随着剧情的一步一步展开,我们看到这一切全凭的是他那虚伪的虔诚。答尔丢夫身上种种恶习,是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时尚。为了表示一个“宗教虔徒”的崇敬,他不仅把答尔丢夫接回家里,待为上宾,并且不惜亲手破坏女儿的婚姻幸福,把女儿嫁给他,达米斯揭发了答尔丢夫的丑行之后,奥尔恭不仅不相信儿子的揭发是事实,而且为了安慰他的“良心导师”还决定把儿子赶走,并立下字据,把全部家产赠给答尔丢夫。这里不仅看出当时天主教势力的影响之大,也预感到了宗教伪善的严重危害性。答尔丢夫凭伪善这一时髦的恶习,从来时连一双鞋子都没有,轻而易举地进到奥尔恭家作威作福。他在这个家庭里作恶有恃无恐,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他一面接受主人许配女儿的好意,一面又去勾引主人年轻的续妻,当丑行被彻底揭破之后,答尔丢夫不仅要凭手中赠给财产的契约赶走主人,攫夺主人的财产,还以主人出于信任保存在那里的“小匣子”向王爷告发,企图借政府法律置自己的恩人于死地。情节波澜起伏。这一系列具体情节深刻地提示出答尔丢夫的性格特征,而完整的情节又给我们勾画了他的历史现实。我们不难认出答尔丢夫是现实生活中那一类人的艺术概括。《伪君子》产生于法国天主教猖獗的年代。作品的情节是有着浓厚的现实生活基础的。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一些教士黑袍,操起宗教职业,靠宗教特权和宗教伪善来维持他们的寄生虫生活。答尔丢夫正是这类破落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④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莫里哀,在深入世态、敏锐地观察了社会生活以后,便毅然地提起笔,“攻击我的世纪的恶习了”。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品简练生动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对于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艺术构思之精巧。 二、匠心独具、严整紧凑的戏剧结构 作品的结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作者在进行艺术构思时对生活材料做了精心的处理和巧妙的安排。《伪君子》在谋篇布局上别出心裁,独具特色。全剧分五幕,第一、二两幕间接表现答尔丢夫,介绍登场人物,展开戏剧矛盾;第三、四幕直接揭发答尔丢夫的罪行,暴露其伪善的性格。喜剧的第四幕已经进入高潮,第五幕本该交待故事的结局,但作者对彻底揭露这个没落贵族,伪善教士的代表人物似乎有余言未尽之感,所以在第三幕埋下伏笔第五幕才有法院执达吏催带奥尔恭交产权的情况,在这一幕中又引出“小匣子”的情节,写答尔丢夫陪同宫廷侍卫官司来亲自逮捕奥尔恭使喜剧进新的高潮,这就把答尔丢夫阴险狠毒的嘴脸彻底暴露出来了,剧中虽事件众多头绪纷繁但由于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所以显得层次井然有序。开场时奥尔恭和他的至亲是以受蒙骗者出现的,终场时他们醒悟受到教育;奥尔恭开始要解除女儿与瓦尔赖的婚约,最后是决定成全他们的姻缘。剧首提出的矛盾,结尾都得到圆满解决,首尾照应。《伪君子》一剧没有闲笔,戏剧矛盾提出后,剧情一步比一步紧张一直到结尾,全剧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喜剧的开场确是匠心独运,不同凡响,历来受到评论家的称道。歌德认为这在开场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只要想想第一场做了什么样的介绍工作,也就成了;从一开头,就句句话富有意义,吸引我们注目更重要的事情。”莫里哀在这出喜剧的《序言》里告诉观众,他创造答尔丢夫这个典型人物时,经过认真推敲,有意识地用特殊的手法促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欲念,急切盼望见到这个被年轻人认为是故作虔诚这徒,而老一辈却把他捧成道德君子的人物。⑥莫里哀写道:“我……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了他的面貌;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划一个恶人的性格。”⑦这个开场好就好在它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出戏剧剧本冲突和它的中心人物。幕后打开,显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柏奈夫人同家人的一场争论。通过剧中人物的口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种种矛盾皆由一个早就住进家里来的陌生人引起的。家庭的其他成员都认清了答尔丢夫的真实面目,憎恨他,而奥尔恭和其母却把他引为良师,尊敬他。然而答尔丢夫究竟是个虔信上帝的“圣徒”,还是个无恶不作的伪君子?开头两幕只是提出问题却没有急于去做结论,作者在安排他的主要人物登场上可以说是独运匠心的。喜剧用了两幕的篇幅来准备主要人物登场,这两幕的戏紧紧抓住读者,具有烘云托月的效果。答尔丢夫这两幕没有露面,但两幕中无一场不与他有关。作者通过剧中人物对他进行多方面的描绘,使人们在这两幕对他的伪善行为有了初步了解。为他登场伪装立刻暴露他性格上那些本质特征奠定了真实可信的基础。难怪歌德说:“像他那样开场的是现存最伟大的最好的开场。” 答尔丢夫在第三幕第二场一出现,作者马上揭示他虚伪的性格。他将自己装扮成“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对任何东西也不爱恋”的虔诚教士,实际上却是贪食贪睡贪财贪色恶棍。“他一顿饭就很虔诚地吃了两只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一离饭桌,他就回卧室,猛孤丁一下子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他从楼上下来,发现桃丽娜后,马上吩咐劳朗,让他把自己修行用的鬃毛紧身的鞭子藏好,说如果有人找他,就说给监狱囚犯分发捐款去了。下楼后,看到桃丽娜袒胸露背时,竟扭过脸,掏出手帕,要把胸脯遮起来,说这会伤着他的灵魂,引起他不洁的念头。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与他的丑恶行径形成强烈的对比,紧接着,作者以他勾引欧米尔这个事件迅速剥开他的画皮,首先暴露荒淫;第四幕末尾写丑行败露后,答尔丢夫恼羞成怒,企图以手中的契约霸占奥尔恭的财产,暴露他的贪婪;第五幕写答尔丢夫找来了法院执达吏要赶走奥尔恭一家人,除了继续他的贪婪掠夺本性之外又引进“小匣子”的情节,进一步暴露他阴险狠毒的本质。至此,伪君子罪恶用心已昭然若揭。 至于戏剧的结构更是耐人寻味。从整个剧情来看,始终是答尔丢夫占上风,他步步进逼,使奥尔恭防不胜防,眼看悲剧就要发生,最后,皇恩浩荡,英明的国王揭穿了这个伪君子,这种意外的结局看起来似乎不够真实,但这正好反映了在当时的法国,宗教势力是何等猖獗,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穿像答尔丢夫这样的伪善人物,非出现奇迹不可。同时这一结局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王权与教会之间那种微妙的政治斗争,莫里哀为了争得演出权,最后一稿利用“降神”机制加上这一“光荣”的结局,终于得以胜利。这不正是资产阶级借助王权跟宗教势力斗争这一历史事实的艺术折射吗?总之,作品从生活材料的普及教育,布局和衔接是精当得体的,剧情发展顺理成章,井井有条。 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与活泼的喜剧氛围 《伪君子》一剧处理上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富个性特征的语言反复锤炼,使之典型化。这种语言从人物的口来活现人物的性格。这一点仅从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便可得到证实。答尔丢夫常打着上帝的旗帜为自己的丑行辩解,他的语言充满宗教伪善的气味;他向欧米尔求爱:“面对上帝拿自己做蓝本做出来的最美的像,我心里不觉发生一种炽烈的情爱。”并扬言这是“敬爱上帝”的表现;当奥尔恭送他一点钱时,他总是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当奥尔恭把全部家产赠给他时,他没说个“多”字,却大言不惭地声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丑行被揭破恼羞成怒时他说:“要替被侮辱复仇。”答尔丢夫的这些语言的典型化,有利于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因而也是个性化的。奥尔恭是个具有封建保守观念的家长,他的语言粗俗傲慢,带有武断、蛮横的气势;面对家庭多数成员反对他的荒谬决定,他说:“呸,我跟你们大家一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话是必须服从的,我是这里的一家之长。”这个基督教徒在答尔丢夫的影响下语言中还表现出一种宗教狂热,女仆桃丽娜向外出归来时向主人汇报答尔丢夫在他家打发日子的情形时,奥尔恭连接问四次“答尔丢夫呢?”并接连说了四句“真怪可怜的”甚至答尔丢夫吃得太饱了打个嗝也要说:“上帝保佑你。”女仆桃丽娜的语言则和她那大胆好动、热情机敏的性格相联系,桃丽娜富有正义感的同情心,在围绕玛丽雅娜的婚事这场斗争中,她的语言尖刻有力,朴素生动,且常常是语意双关的,我国文学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形象,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就酷似桃丽娜。她的身份也是婢女,她在主人家的地位也与桃丽娜大体相当。她和桃丽娜一样,也有着泼辣、机智、爽朗和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这种光彩夺目的“仆人”形象,被世人所传诵,至今仍没有失去其意义。《伪君子》中这种生动、活泼,高度个性化的语言对于实现人物性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不但在艺术技巧上,而且在创作思想上都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特点。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莫里哀虽然站在古典主义立场上,但他的创作思想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当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不妨碍他创作时,莫里哀基本上是遵守的,但对剧情有束缚时,他也不惜抛弃,他提出一个原则:“博得观众喜欢是最大的规律。”他还认为,喜剧所写的并不是作家臆造出来的英雄,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挑选出来的人物,喜剧家必须使他所写的人物和实际人物相像,如果大家对他所写的人物看不出是同时代的人,那就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古典主义的影响,加上时代、阶级的局限,莫里哀的《伪君子》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以往评论所指也的那种塑造上的公式化,人物性格单一化等缺点。不能从更广阔的范围来展示当时社会斗争的现实,也不敢触及当时社会制度。塑造的个别人物性格也比较单一,如克莱昂特议论过多,行动过少,有传声筒的作用,就答尔丢夫这个形象来说,一是由于教会人士与世俗人物相比较其性格就缺乏丰富性;二是遵循文学反映生活的一般原则和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二者发生矛盾的,莫里哀宁肯牺牲前者而保住后者,所以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比莫里哀的现实主义要高明些。产生《伪君子》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答尔丢夫式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远未绝迹,我们还可以在“四人帮”及其死党身上看到答尔丢夫的影子;对我们来说,远没有换去它认识上的意义。这正是莫里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明之处。 因此,不论就作品实际高度还是就作品问世三百多年来所受到的公正评论来说,《伪君子》都不愧是一部既具有鲜明的古典语言戏剧艺术特色的又集民间喜剧艺术精华的杰出喜剧,是一部思想与艺术高度统一的艺术杰作。
注:(参考文献) ①“三一律”,为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戏剧关于时间、地点、动作的三统一律。即时间在戏剧中不可超过一日,地点不应变换太多太远,戏剧动作应一致。论者亚里士多德所定,其实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专著《诗学》中并无这种明文规定。 ②歌德:《歌德谈话录》,人民出生社,1979年第12期88页。 ③歌德:《歌德谈话录》,人民出生社,1979年第12期99页 ④白居易:《与元九书》 作家出版社 1980年10期67页 ⑤莫里哀:《伪君子》而写的“第二申请表”。 ⑥歌德:《歌德谈话录》,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4期120页。 ⑦莫里哀:《答尔丢夫的序言》,《文艺理论译文》1958年第4期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