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

浅析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
［摘要］
 精神胜利法是阿Q个性特征的集中表现，是一种落后的、愚妄的、病态的思想状况，是一种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病。这种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要让民众少犯这种病，只有让其深刻认识其发病的根源，找准病因，才不会沦落为阿Q的子孙。本文从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结合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体现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希望对净化现代和将来阿Q们的灵魂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  阿Q 精神胜利法 产生 根源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应时任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约而写，起初是作为开心话登载在“开心话”栏目里的，但从第二章起，伏园先生觉得阿Q并不“开心”，所以移在“新文艺”栏目了。《阿Q正传》以其“格式的特别和忧愤的深广”，浓缩了近代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作为阿Q性格核心的“精神胜利法”，高度概括了清朝末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个弱者在最大程度地逃避那痛苦的现实，而以自我麻醉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它是一种落后的、愚妄的、病态的精神特征，是一种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病。这种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要让民众少犯这种病，只有让其深刻认识其发病的根源，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才不会沦落为阿Q的子孙。以下就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及经济根源作简要探讨，希望对净化现代和将来阿Q们的灵魂能有所帮助。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文化根源。
 作为精神胜利法，顾名思义，是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失败，但却以主观臆想的胜利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给自己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为何去主观臆想，主因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给精神胜利法种下了可恶的种子。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他那等级森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蛊惑人心的鬼神观、天命观、宿命观等，总是在阿Q们的脑海里作怪。
 儒家经典作为封建教育的主要教材，以及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其精神由士人上达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无不深入人心。儒家讲求积极入世，以仁治理天下，在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教条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现世人生价值的实现。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教条，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高低贵贱，由此而论。所以中国人总是以充当别人的老子为能事，这就不怪阿Q挨打后要用诸如“儿子打老子”之类自欺的话聊以自慰了。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科举制度的侵蚀下，没有文化的阿Q们，要想在精神上战胜别人，也只能是充当有文化的人的祖宗了。
 儒家最重要的人生哲学即是中庸谦逊、折中主义，不喜欢张扬主动，中庸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于是，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出现了，每当遇到麻烦时，大家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有了主意也不说出来，沉默或附和成了人们表达观点的最好方式。即使自己是受损害者、受侮辱者、受压迫者，成了阿Q，这中庸之道，依然学得非常透彻。总是这样想，算了吧，恶人自有恶人收，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另外，道家的思想与封建迷信紧紧纠缠在一起，无疑助长了精神胜利法的滋生蔓延。道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混淆是非观念，“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让人求得内心的和谐，倡导一种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并重视偶像崇拜，食药求仙，长生不死，把人由现实引入虚幻的神道境界。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无不为”，而“无为无不为”的首要前提是忘掉自我，泯灭人的自我意识，对任何事情都抱无所谓的态度，实际上是麻木不仁。道教的实质是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解脱之法。我们在阿Q 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乐天安命、无招胜有招的精神胜利，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被送进刑场的时候，他也这样想“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种宿命的思想使阿Q们沉迷于“得意”、“愉快”、“飘飘然”之中，很少发出真正的反抗的声音。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由于其教义宣扬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认为人的今生如能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就能得到幸福。这些教义的严重毒害使人们在面临苦难时不是去积极抗争，而是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当尼姑，安于屈辱，幻想来世的幸福。就算是有人要取自己的性命，那也是求之不得的，要感谢别人把自己送进了极乐世界，感谢别人让自己成了佛、升了天。这就是佛教所谓的拯救芸芸众生。这实际上是在教导人们逆来顺受，不必与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进行反抗，只要换一种看法去面对现实，就可以得到解脱。这与精神胜利法又有何区别呢，不怪阿Q临刑前会说“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
 清朝晚期，封建的宗法制度发展到极致，它的腐朽性、反动性更加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封建制度的走向灭亡已成必然趋势。《阿Q正传》发生的背景正是清朝末代皇帝下台、辛亥革命爆发交替的历史时期。作为阿Q生活的未庄，这无非就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名门望族就是村庄的老大，在百家姓里居首的赵钱两家，掌管着未庄的封建秩序，发生在未庄的大小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作为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无姓无名、无家无室，受尽了地主阶级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和欺凌，要反抗吧，又没有那个能耐；要像闰土去求神拜佛，寄希望于来世吧，又急需解决那些接二连三而来的痛苦。于是，被人打之后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被人识破，只好说：“我是虫豸”，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甚而至于把自己的屈辱转嫁到别人身上，以欺负弱小满足自己的心理落差。就这样，精神胜利法被他发明了，继而发扬光大了。阿Q成了精神胜利法的掌门人之后，失败和屈辱这些字眼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他总是“得意洋洋”，总是“飘飘然”。由此可见，阿Q精神的产生，也是阿Q们长久以来深受压迫和凌辱，无力反抗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我们的晚清统治者，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但他们在广大人民面前，却在极力掩盖自己的失败，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晚清时期丑态百出的大阿Q们，说什么“中国地大物博，台湾，一个小岛，香港，一个烂渔洼地，让给他们吧！”说什么“中国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什么“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处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云云”，甚至以丑为美，“你说中国昏乱，那正是我们民族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你能把我们灭绝吗？”，等等。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阿Q头上自认为别人不配有的癞疮疤及“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简直是如出一辙。统治阶级的这种精神状态，必然会影响全社会。小阿Q们在遭到一次次的失败后，孤立无援，更容易受到影响。
 统治者是最善于利用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来愚化民众的，这种思想统治实质上就是精神奴役，让广大民众甘心做他们的奴才，让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特别是利用封建迷信作为精神统治工具，麻醉人们的思想，使其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或者凭空编造出一群妖魔鬼怪、阴曹地府来恐吓人们，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的封建统治者们，面对外敌是束手无策，割地就割地，赔款就赔款，通商就通商；可一旦他们的奴才们不听使唤，要起来^造**了，统治者残暴的、狰狞的面孔像野兽一样凶猛起来了，坑埋，杀头，诛灭九族，什么都干得出来。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不都在统治者血猩的镇压下失败了吗？统治者可谓是大获全胜啊！他们在洋人那儿受的气可都在这儿出了。我们的阿Q们，他们还敢轻意^造**吗，^造**可要杀头呀！只有乖乖的当顺民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了，只有这样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而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欺软怕硬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走向灭亡的。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与中国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有着密切
的联系。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用封建社会的农民们安于现状，只要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满足自己家庭成员的温饱就可以了。粮食自己种，生活资料和生产用品自己生产，终生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社会交往，极少有商品交换，这种落后、闭塞、无目性的传统生活导致了农民的孤陋寡闻，他们往往很难接受新鲜的事物。尽管阿Q曾经进过城，但他还是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是错的，城里人做大头鱼放葱丝也是错的，只有未庄的做法才对。这就是坐井观天啊！
 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再加上统治者繁重的苛捐杂税，一层层的盘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私有者，个人奋斗惯了，孤立、保守、狭隘、散漫等思想都成为他们的专利了。一旦灾难来临，他们往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落井下石就算是高抬贵手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家室，被剥夺得差不多一丝不挂的阿Q们，一个个都排着队来了。王胡，小D，不都是阿Q吗？你会割麦，你会舂米，你会撑船，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最终只能借精神胜利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了。
 以上这些，是本人对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粗浅分析。当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我们的国民，已经当家作主站了起来，不再受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普通民众已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精神胜利法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人中流行，我们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等级观念、贫富差距和尊卑差别，才能不断避免人的正常心理的扭曲，才能少犯这种灵魂深处带来的病，才会使我们的民族精神焕发生机和活力，以至彻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