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 [摘要] 精神胜利法是阿Q个性特征的集中表现,是一种落后的、愚妄的、病态的思想状况,是一种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病。这种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要让民众少犯这种病,只有让其深刻认识其发病的根源,找准病因,才不会沦落为阿Q的子孙。本文从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结合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体现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希望对净化现代和将来阿Q们的灵魂能有所帮助。 [关键词] 阿Q 精神胜利法 产生 根源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应时任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之约而写,起初是作为开心话登载在“开心话”栏目里的,但从第二章起,伏园先生觉得阿Q并不“开心”,所以移在“新文艺”栏目了。《阿Q正传》以其“格式的特别和忧愤的深广”,浓缩了近代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作为阿Q性格核心的“精神胜利法”,高度概括了清朝末年“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一个弱者在最大程度地逃避那痛苦的现实,而以自我麻醉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它是一种落后的、愚妄的、病态的精神特征,是一种来自人类灵魂深处的病。这种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要让民众少犯这种病,只有让其深刻认识其发病的根源,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才不会沦落为阿Q的子孙。以下就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及经济根源作简要探讨,希望对净化现代和将来阿Q们的灵魂能有所帮助。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有着复杂的思想文化根源。 作为精神胜利法,顾名思义,是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失败,但却以主观臆想的胜利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给自己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为何去主观臆想,主因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给精神胜利法种下了可恶的种子。特别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他那等级森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思想;蛊惑人心的鬼神观、天命观、宿命观等,总是在阿Q们的脑海里作怪。 儒家经典作为封建教育的主要教材,以及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其精神由士人上达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无不深入人心。儒家讲求积极入世,以仁治理天下,在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教条下,最大限度地追求现世人生价值的实现。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伦理教条,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高低贵贱,由此而论。所以中国人总是以充当别人的老子为能事,这就不怪阿Q挨打后要用诸如“儿子打老子”之类自欺的话聊以自慰了。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科举制度的侵蚀下,没有文化的阿Q们,要想在精神上战胜别人,也只能是充当有文化的人的祖宗了。 儒家最重要的人生哲学即是中庸谦逊、折中主义,不喜欢张扬主动,中庸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于是,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出现了,每当遇到麻烦时,大家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使有了主意也不说出来,沉默或附和成了人们表达观点的最好方式。即使自己是受损害者、受侮辱者、受压迫者,成了阿Q,这中庸之道,依然学得非常透彻。总是这样想,算了吧,恶人自有恶人收,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另外,道家的思想与封建迷信紧紧纠缠在一起,无疑助长了精神胜利法的滋生蔓延。道家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混淆是非观念,“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让人求得内心的和谐,倡导一种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并重视偶像崇拜,食药求仙,长生不死,把人由现实引入虚幻的神道境界。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无为无不为”,而“无为无不为”的首要前提是忘掉自我,泯灭人的自我意识,对任何事情都抱无所谓的态度,实际上是麻木不仁。道教的实质是为人类提供一种精神解脱之法。我们在阿Q 的身上看到了这种乐天安命、无招胜有招的精神胜利,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被送进刑场的时候,他也这样想“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种宿命的思想使阿Q们沉迷于“得意”、“愉快”、“飘飘然”之中,很少发出真正的反抗的声音。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后,由于其教义宣扬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认为人的今生如能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就能得到幸福。这些教义的严重毒害使人们在面临苦难时不是去积极抗争,而是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当尼姑,安于屈辱,幻想来世的幸福。就算是有人要取自己的性命,那也是求之不得的,要感谢别人把自己送进了极乐世界,感谢别人让自己成了佛、升了天。这就是佛教所谓的拯救芸芸众生。这实际上是在教导人们逆来顺受,不必与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进行反抗,只要换一种看法去面对现实,就可以得到解脱。这与精神胜利法又有何区别呢,不怪阿Q临刑前会说“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了”。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 清朝晚期,封建的宗法制度发展到极致,它的腐朽性、反动性更加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封建制度的走向灭亡已成必然趋势。《阿Q正传》发生的背景正是清朝末代皇帝下台、辛亥革命爆发交替的历史时期。作为阿Q生活的未庄,这无非就是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名门望族就是村庄的老大,在百家姓里居首的赵钱两家,掌管着未庄的封建秩序,发生在未庄的大小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作为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无姓无名、无家无室,受尽了地主阶级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和欺凌,要反抗吧,又没有那个能耐;要像闰土去求神拜佛,寄希望于来世吧,又急需解决那些接二连三而来的痛苦。于是,被人打之后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被人识破,只好说:“我是虫豸”,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甚而至于把自己的屈辱转嫁到别人身上,以欺负弱小满足自己的心理落差。就这样,精神胜利法被他发明了,继而发扬光大了。阿Q成了精神胜利法的掌门人之后,失败和屈辱这些字眼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他总是“得意洋洋”,总是“飘飘然”。由此可见,阿Q精神的产生,也是阿Q们长久以来深受压迫和凌辱,无力反抗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我们的晚清统治者,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但他们在广大人民面前,却在极力掩盖自己的失败,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晚清时期丑态百出的大阿Q们,说什么“中国地大物博,台湾,一个小岛,香港,一个烂渔洼地,让给他们吧!”说什么“中国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什么“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处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云云”,甚至以丑为美,“你说中国昏乱,那正是我们民族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你能把我们灭绝吗?”,等等。妄自尊大,自欺欺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阿Q头上自认为别人不配有的癞疮疤及“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简直是如出一辙。统治阶级的这种精神状态,必然会影响全社会。小阿Q们在遭到一次次的失败后,孤立无援,更容易受到影响。 统治者是最善于利用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来愚化民众的,这种思想统治实质上就是精神奴役,让广大民众甘心做他们的奴才,让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特别是利用封建迷信作为精神统治工具,麻醉人们的思想,使其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或者凭空编造出一群妖魔鬼怪、阴曹地府来恐吓人们,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的封建统治者们,面对外敌是束手无策,割地就割地,赔款就赔款,通商就通商;可一旦他们的奴才们不听使唤,要起来^造**了,统治者残暴的、狰狞的面孔像野兽一样凶猛起来了,坑埋,杀头,诛灭九族,什么都干得出来。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不都在统治者血猩的镇压下失败了吗?统治者可谓是大获全胜啊!他们在洋人那儿受的气可都在这儿出了。我们的阿Q们,他们还敢轻意^造**吗,^造**可要杀头呀!只有乖乖的当顺民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了,只有这样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而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欺软怕硬的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胜利法走向灭亡的。 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与中国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有着密切 的联系。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用封建社会的农民们安于现状,只要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满足自己家庭成员的温饱就可以了。粮食自己种,生活资料和生产用品自己生产,终生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社会交往,极少有商品交换,这种落后、闭塞、无目性的传统生活导致了农民的孤陋寡闻,他们往往很难接受新鲜的事物。尽管阿Q曾经进过城,但他还是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是错的,城里人做大头鱼放葱丝也是错的,只有未庄的做法才对。这就是坐井观天啊! 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再加上统治者繁重的苛捐杂税,一层层的盘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私有者,个人奋斗惯了,孤立、保守、狭隘、散漫等思想都成为他们的专利了。一旦灾难来临,他们往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落井下石就算是高抬贵手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家室,被剥夺得差不多一丝不挂的阿Q们,一个个都排着队来了。王胡,小D,不都是阿Q吗?你会割麦,你会舂米,你会撑船,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最终只能借精神胜利来满足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了。 以上这些,是本人对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粗浅分析。当今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我们的国民,已经当家作主站了起来,不再受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普通民众已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精神胜利法仍在某些方面或某些人中流行,我们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等级观念、贫富差距和尊卑差别,才能不断避免人的正常心理的扭曲,才能少犯这种灵魂深处带来的病,才会使我们的民族精神焕发生机和活力,以至彻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