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诗歌运动与新诗运动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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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存在复古与创新两大文学思潮的碰撞与交锋。在诗学领域，诗歌经历唐代辉煌的颠账峰之后，复古还是创新成为诗歌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各种各样的诗歌流派与理论此起彼伏。诗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复古必定无法挽回古典诗歌的命运，使之再度辉煌，创新却也并未取得成功。本文选择晚期明公安派诗歌运动与五四新诗运动作为创新诗派的加以比较，意在探讨古典诗歌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变革的方向何在。
在诗学史的众多流派中选择公安派诗歌运动和新诗运动进行比较，首先是因为二者都是思想解放、提倡创新的诗歌潮流，与拟古或复古针锋相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文学传统有其存在的师法的价值，但任何不从精神上继承而是摹拟古人字句的创作流派违反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无法使诗歌取得新的成就。然而复古之风具备一种潜在的能力，即从反面在论争中促进诗派的理论发展和创作实践。因此，探讨古典诗歌变革的可能性，创新诗派更具有典型意义。其次，从两次诗歌运动的关系上来看，虽然新诗运动形成了白话诗歌与古典诗歌的彻底决裂，然而却与公安派及其后创新诗派具有理论及内在精神上的继承性。
公安派的诗文理论
公安派文学批评是在晚明复古气息弥漫的文坛产生的，受到李贽、徐渭等人思想的影响，他们标榜灵趣，不避俚俗，尚怪尚奇，一空依傍，以任情而发，反映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为诗文宗旨，带有明显的反抗传统的异端色彩。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一是认为文学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强调创作应随时代而“变”。袁宏道在《叙小修诗》说：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当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公安派从历代文学发展中看到“变”才是历史的必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新变的文学，各有特色和成就。《雪涛阁集叙》还从文学的内部探索了各时代文学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作为公安派文学发展论的重要依据的是古今语言的变迁，袁宗道《论文（上）》说：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字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
对语言变迁的认识使公安派提倡文学语言的通俗性和口语化，认为学习古文应从精神上与古人相接，而非字句的剽窃的形式的模仿。
二是认为诗文创作应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以真美的性情，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已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至，令人夺魄”。他进一步阐述其创作主张说：
“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有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直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
公安派的诗文理论涤荡了晚明文坛的崇古气息，然而他们逃避现实追求自适的倾向以及对文学继承性和创作严肃性的忽视，酿成了新的危机。对此有所察觉的袁中郎对公安派前期的主张作了一些修正，重新提出向汉魏唐诗学习，注意作诗的法度。这既对公安末流起到了一些补弊病的作用，但前期的创作意气也有所消退了。
（二）从公安派到新诗运动
公安派虽逐渐消退，但崇古幔帐中与之对立的崇尚自心的诗学之光却从未熄灭.继之而起的竟陵派,从矫正公安派弊端出发,提示:"求古人真诗"和"冥心放怀,其在心厚"的主张,继续活泼无拘无束的文学追求,到了清初,则有吴乔,冯班等人重新挖掘了中晚唐诗歌的艺术价值,发现诗人创作中的主观因素'心光'可以与晚唐诗中的个性特点结合.中晚唐诗歌在盛唐之后别出新境,对于后人在前辈诗歌成就之下有所作为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一发现为师心自用之说伸张了空间,为诗人创作不再依附于诗歌经典而注重心灵提供了理论依据,袁枚的"性灵说"承续公安袁氏及吴乔等人诗说.为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注入了更多的自由与个性因素.在袁枚看来,诗歌的生命在于"情"真于否,"情"的正与不正则并非诗歌考虑的问题.此后,龚自珍又以"童心"一自由和个性,来反抗现实环境和精神上的压抑而"尊情",使文学作品担当起宣泄内心情感的作用.清末黄遵宪,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但他们追求的是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和谐,使严谨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协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从晚明公安派诗歌运动到龚自珍衰世中抗逆心灵的倾露,直至晚清"诗界革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诗体解放问题.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谈“诗界革命”时说，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要“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可见，古典诗歌末路之际，他们始终无法也不愿放弃陈旧的形式和风格，而诗美的内在规律决定着形式的内容，风格和意境是辨证地统一于一体的，坚持旧形式、旧风格带来的后果只能把仅有的一点新内容与新意境也陈旧化了，因此诗歌创作并没有产生长足的进步。诗歌发展的内在驱动究竟在何处？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以一种外来的极端的方式打断了古典诗歌的发展进程。从挽回古典诗歌命运的角度来看，它同公安派诗歌运动一样失败了，但从顺应诗歌发展变革的趋势的角度来看，它取得了某些成功。
五四新诗运动并不仅仅是西化的产物，它同公安派直至“诗界革命”的，内在精神和文学理论是有联系的。新诗歌运动以语言为突破口，改变了诗坛上延续几千年的文言的正统地位。这与公安派对语言变迁的认识极为相似。例如，钱玄同，从《尚书》，《诗经》开始，反复论证；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一致的，古人都是用口语作诗作文的；语言和文字分开，口语和书面语分开是后来的事。新诗开拓者们承认“旧诗的文字是极精练和纯熟为腐烂和空洞，失掉新鲜和活力，同时也失掉达意尢其是抒情的作用了”为了表达现代生活和现代人微妙的情思，必须以白话为诗歌的语言。新诗运动与公安派语言认识的相似性体现了古典诗歌语言变革的内在需求，是经过长期的蕴积最终爆发出来的。
新诗语言确定后，“诗体大解放”的主张被提了出来，即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了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谈新诗》）在“破旧”的层面上，白话新诗运动在语言和形式上破得极为彻底，这种彻底性是公安派诗歌运动所无法完成的，但却是受到公安派“性灵”之说要求自由表达的精神影响的。尽管在“立新”的层面上白话诗的传统还太贫乏，但毕竟为诗歌拓展了新的园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体以自解脱。”从诗歌发端至清末走入末路，古代诗歌精致而稳固的艺术形式远远滞后于内容的更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诗歌每一次卓越的发展都伴随着形式重大突破。那么形式是诗歌发展的内驱动力吗？这一点需要从诗歌形式嬗变的过程来思考。
（三）诗歌发展的动因：个性化表达
从我国古代诗歌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发展过程来看，诗歌显示了其形式嬗变的轨迹。张元《论我国古代诗歌的形式嬗变》一文中认为：诗的形式嬗变由小到大，由简至繁，呈慧状扩展，其风格由古朴向规律发展，其体制随时代发展而愈渐丰富完备，到唐代达到顶峰。然而，也正是由于诗歌格律的限制，诗的形式发展止步不前了，但作为诗歌整体进程而言，诗的嬗变仅仅是慧头，其后崛起词可视为慧干，再后兴起的曲才堪称慧尾。
但我认为，与其说诗歌形式嬗变轨迹为慧状扩展，不如说呈树状扩展。因为这个扩展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存在，而是每一种形式中都孕育了其他多种可能。而是同时并存的。结合前面对公安派诗歌运动和五四新诗运动学原理及实践的比较，几乎可以认为形式在诗歌变革中的决定作用了。然而，形式所拥有的力量从何而来。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著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一文中关于时尚的观点启发了我的思考。
齐美尔认为，时尚的作用在于平衡本能化冲突和社会化冲突，将这个理论引文学领域可以看到，文学形式产生于大众的个性表达中，个体以个体的方式表达其生活和意识，但个性化的表达都“宣示着生活情感和思想意识的某些共性。这种共性像一种普遍的氛围那样，包围、浸透着那种热烈情调的个性化，并赋予个性化以形式。”这种赋予形式的过程也就是经典的产生的过程，因为形式包含了一种争取普遍事物，追求经典的基本努力。经典一旦形成，便开始象征身份和地位，这一结果导致经典于对普遍事物追求的分离，经典与大众产生对抗，促使大众追求经典之外的新的个性化表达，产生新的经典。
在诗歌的发展中，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存在经典化的过程，诗歌如《诗经》中的国风，本为民歌，是人们普遍使用的表达生活和情感的方式。这种个人的表达体现了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某些共性，孔子论诗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便体现了诗的共性。共性的存在使得四言的形式逐渐固定化，诗的功能也由表达生活变成“言志”，《诗经》上升至于五言七言、律诗，都存在经典化的过程。诗本身亦是如此，词实际是诗歌形式经典化之后寻求突破的产物。诗之余谓词，在诗的框架中无法表达的内容被移植到词中。词最初作为燕乐歌辞而存在，可以描写日常生活，咏唱小儿女之情，具有娱乐功能，与今天的流行音乐歌词有些相似；诗却须正襟危坐，忧国忧民。而当词不再用于演唱，越来越案头化时，其自身的形式嬗变已无法继续，便面临了与诗同样的窘境，此时曲成为词的形式发展的突破.这是一个原有形式逐渐经典化和新形式不断产生的树状生长过程.文学的经典化亦可以被理解为雅、俗分离的过程，经典化使文学向雅的层面发展，有促使新的俗文学的方式产生。在这个经典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形式之力量来之于大众不断寻求的个性化的表达，来之于民间。
在分析经典化之后再来-审视公安派以来流派纷呈的明清诗歌领域，便会发现：崇尚自心的诗学流派提出了许多富于变革创新精神的理论，显示了诗歌形式微之际文人的找寻和探索；但他们都未能在诗歌形式方面提出变革要求没有从民间找到诗歌发展真正的驱动力，因而最终仍未能找到出路。五四新诗运动中，朱自清指出，新诗该出自歌谣，但新诗不取法歌谣，因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出现了一个例外，受欧化的影响。这影响使诗歌彻底摆脱了古典诗歌形式的束缚，像一只吐丝春蚕，变成蝴蝶，开始新的生命历程。设想如果没有五四文学运动打断传统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诗学内部最终仍将产生形式变革之欲望，开辟中国诗歌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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