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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禅意与画境

 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诗人。他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基调自然优美、清雅冲淡，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以至早有“诗中有画”的美誉。然而，王维的山水诗并不单纯是对自然美的赏玩，更包含着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审美解悟。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号的诗人。他一生潜心奉佛，不仅是一位虔诚的禅宗信徒，而且其佛禅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正因为把自身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融汇于诗歌创作之中，使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又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这种禅意与画境在诗中的完美融合，形成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歌的独特艺术风格。本文试就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禅意与画境作一论述。
一、“以禅入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受推崇的时代无疑是唐代，而唐代文学的明珠便是唐诗。唐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以往诗歌追求表面华美的形似风尚，转而深入心灵深处，追求神似的境界。唐诗的上乘之作，都有一种玲珑淡泊、不可句摘的整体的诗境。而山水田园诗派的作品正表现了这种美,王维则为该派首推诗人。由于笃志信佛，参禅、作诗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诗人深得禅家三味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禅宗美学思想。除对自然景物外在的描绘外，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更多的是创造出一种蕴含禅理和禅趣的优美意境。诗与禅正是在他这里溶合为一了，于是“以禅入诗”便成为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风格之一，并为历代文人所称道。那么，禅宗究竟为何？诗与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王维的禅宗美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诗人又是如何以禅入诗的呢？本章将针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一）禅宗思想的形成及诗与禅的联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以儒、道二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此走上了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而儒家和道家文化强大的的兼容并包力量，同时又在改造佛教，使之本土化。儒、道、佛融合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宗派即为禅宗。到了隋唐二代，禅宗已演变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并在此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禅宗肯定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个性，并主张摒弃烦琐的外在宗教形式，使宗教枷锁桎梏下的个性得以释放。找回人的自然属性：自性。禅宗认为要真正到达顿见本性，把握本体，依靠语言、概念是不可能的，只有凭个体的亲身感受、领悟、体验才有可能。“禅是动中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到外来的佛教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张培峰，《佛在心中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15页）
 在禅宗兴起以前，中国诗歌已有极长的历史。而当禅宗在唐代兴起和流行以后，则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意境。在某些诗人身上，诗和禅更是变得密不可分。原因何在？袁行霈先生在其《诗与禅》一文中谈到：“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诗的作用在于帮助人认识世界和人生；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泯灭人生的意义。它们的归趣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他们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禅和诗的相互沟通是双向的……”（参见《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第87页）。可见，禅与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起作用的。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说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59页）
 禅与诗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上。唐代不仅是禅宗的鼎盛时代，也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山水诗歌的创作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此时大家辈出，山水田园诗派王、孟、韦、柳的山水诗堪称彪炳千古，而其中的魁首当然是王维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或写花鸟、或绘山林、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未谈禅，但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却寓有禅意。如王维的《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诗的禅意融入自然景物，化为诗境，查无痕迹。只感觉到一种空灵，而找不到一句佛语，没有义理之句作梗。于是意脉流畅，气韵通达，意境浑然，完整圆润。正是“以禅入诗”的最佳典范。“以禅入诗”追求也正是这种不著文字的超然之境；从诗歌意境而言，也是以这种“得意忘言”为最高境界。
 （二）王维禅宗美学思想的形成。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极深，因此历代诗评大多认为，王维诗境独立特出之处便是禅意。王维所生活的中唐，主要经历的年代，正是禅宗大盛时期，他与同时代的士大夫们一样，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不同之处在于他家学的渊源，加深了这种影响。王维的母亲崔氏曾事北宗普寂禅师三十余年，“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参见《王维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七卷）。这种家庭潜移转默化的影响，对一生习禅的王维来说，早年便在心里埋下了信佛的种子。习禅已成为王维重要的生活内容，并深深地渗透于他的思维活动中。
 王维的参禅奉佛与当时整个唐代社会文人士大夫奉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纵观其一生，王维的仕途之路并不平坦。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诗人既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屡遭排挤，内心痛苦不堪。仕途不平，人生道路的坎坷使诗人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寻求解脱。王维信佛主要是因现实而促成的，信佛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隐遁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享受空门、山林、寂静之乐成为王维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诗人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法禅宗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认识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华书局，第3页）。佛教对王维的影响是思想方法的影响，是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是一种哲学的影响。王维正是在禅的妙悟中得道。在禅的妙悟中获得洞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获得自省的精神，获得彻悟。禅悟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其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中国文人仕子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于山水之间，产生审美体验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和谐境界。通过内在心性与外在物境的契合而获得一种解脱。正是在这种“境静林间独自游”的生活中，诗人王维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思有所悟，获得了无人干扰、心清境静的静美享受，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田园诗也就在这种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高度融合中诞生了。
 （三）解读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与禅境。
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它强调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王维王维诗中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往往表现得恬适平淡，有时近乎自然原状。其中，常常出现诸如“空山”、“隔”、“落花”、“白云”、“明月”、“松风”、“远”等能够参禅悟道的意象。对于这些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近乎白描，不事铺陈、张扬。通过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象进行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解读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与禅境。
 1、“白云”的意象。
 悠悠白云，象征飘忽不定、无从把握的人事。白云，在佛法看来是无相之相，有如世事，有如人生。读王维的《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渔舟胶冻浦，猎犬绕寒原。惟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诗写苏员外来访不遇，诗人得知后的惆怅心情。谷口，荒村石路，山家，渔舟，猎犬，寒原，诗中的这些景象，都是远眺所见，渺远而迷茫。从视角看，诗人总是退出场景之外看场景，拉开了很大距离，并不深入其间，因而没有具体、细微的事物描写。而白云、疏钟、猿鸣等意象强化了前面的叙述与描写，使整个蓝田谷口的景象都笼罩在象无具象的意蕴中。访与被访，遇与不遇，都是无常的，缥缈的，有如白云，可望不可及。有如钟声、猿鸣，可闻不可即。这样一来，山村看似平常的景物便因为留下了许多空白而变得虚幻，显现出佛禅的意境来。
 2、“落花”的意象。
 “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义。花被用来供奉于佛前，以花供养功德，花在佛事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在佛道中被赋予了真性、纯洁，不污染等象征意义。王维诗中的花，负载了佛理，虽为实体，却成幻相。由于是以法眼看花，诗中的花便成为了虚空花而无实相了。所以王维诗中出现的花，不是明艳的，不是富于生机的，而是归于寂灭的。是任其生灭自然，了无分别的。以《辛夷坞》为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首诗的视点其实并不在芙蓉花娇艳的红萼，而在花开花落这样一个生命归于寂灭的历程，在于开的不张扬，谢的不怨不艾。在于花开花谢所处的环境：深山之中，深涧之中，无人关注，无人怜惜，开得也盛，寂灭得也从容坦然。生灭既无分别，也就无碍、无造作。芙蓉花进入了佛境，成为了诗人笔下的“虚空花”。浅显的文字，道出的却是幽深的诗境，令人回味。
二、“诗中有画”。
 王维不仅是谱写山水田园诗篇的圣手，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文人画大师，又精通音律，可谓多才多艺。高度的文学修养、绘画修养和音乐修养使得诗人能自如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和艺术语言创造诗境。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不但善于着色取势，而且善于结构画面，诗歌层次丰富，远近相宜，乃至动静相兼，声色俱佳，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无怪苏轼在其《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参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第七十卷）。
 如王维的《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首诗可谓王维融画法入诗的力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面的背景。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向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纳浩瀚江流于画中，为整个画面渲染发气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动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与“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都动了起来。最后一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流露出诗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这首诗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画面布局远近相映，疏密相间，加之以形写意，轻笔淡墨，又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所谓“诗中有画”便在这里成为了很好的例证。
三、禅意画境入诗情。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人审美情趣的新阶段，即：抒情写意，借物咏情，不拘泥于形迹摹写，重在明心怡性，而这种新的审美情趣与他濡染佛学禅理有深刻的联系。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宗境界，诗人在孤独与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悟佛法禅理，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密切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其山水田园诗歌中别具一格地创造这种既富禅悟、禅趣又充满优美画意的诗境。在《鹿柴》中，诗人感受着空灵、恬静的意趣。他对山水形态的客观形象并无细致的描摹，而诗人身处其中的情趣、心境却跃然纸上。
 作为诗人，王维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在诗人看来，外在的一切物境都是生灭无常的，而自己的心性也是虚空无常的。因此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中，无论是人是物，是一花一草，一鸟一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时时处在生灭变幻无常之中。无常即为事物的本质，刹那即为世界的永恒。这是王维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达到哲学层次或宗教层次的产物。正如他在《鸟鸣涧》中写的那样，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之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由于心境特别虚静，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诗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
 参禅悟道如此密切地融入诗人的日常生活，而诗人所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富有诗情画意、以景物舒畅心意、觉心悟性的境界。
四、小结。
 综上所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语句显豁明白，意境恬淡冲和，诗人往往由景的勾画引出人的心境和体悟，暗示出一种意象，传递出一种意念，意念最终又消融于景物描写之中。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既构成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禅意画境在诗歌中完美融合形成王维诗歌的独特艺术个性。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指出的那样，王维的山水诗“的确是处心积虑，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寓托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包含着禅理的意蕴”。

参考文献：
1、黄河涛：《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一版。
2、张培峰：《佛在心中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一版。
3、袁行霈：《诗与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版。
4、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5、王维撰，赵殿成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6、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7、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史知识》，中华书局，1987年，第五期。
8、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