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自审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自审意识
 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自审意识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女性意识和自审意识。什么是女性意识呢？乔以钢曾说：“从女性的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张爱玲无疑是做到了这两点。第一，她沿续“五四”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审视男人和女人。而在表达“时代的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这一总主题时，她又总是把女性的命运作为一个部分来叙述。由于她忠实于她与生俱来的性别感受，不故意掩饰和歪曲，也不作刻意的性别夸张，从而在她生命本能的创作中客观上出现了女性倾向。第二，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女性形象占据了主要篇幅，她描绘了一批生活于乱世，平凡而普通的女性形象，她们为了生存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挣扎，最终逃不脱悲剧的命运，以此深刻的揭露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和女性本身的悲剧根源。
 其次是自审意识。如果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由于与生俱来的性格所致，自然流露的话，那么，那么她小说中的自审意识则是有意而为之。作者高春霞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一文中说道：“张爱玲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张爱玲站在女性立场上，以女性独特的眼光来审视女性自我，从女性心理、生理两方面揭示出女性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中备受压抑的处境及其觉醒与反抗，并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女性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
 由于张爱玲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她不仅写出了女性成为“第二性”的种种外部原因，更写出了女性自身的主观原因，内在原因。
 张爱玲曾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什么呢？”“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
 因此，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总是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出发，处处用审视的眼光，将形形色色的女性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写出了深藏于她们内心深处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而导致的阴谋、变态、以及她们面对生存现状时的无奈、彷徨、失落、挣扎和堕落。张爱玲的叙写是冷静的，甚至有些残酷。她像一个精确的解剖师，笔锋所至，痛之所在。在网上，有一个对张爱玲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个天才的女作家，张爱玲笔下的文字极富自己的个性，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觉，独特的心灵体验。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感性的热情与冲动，也充满着理性的冷漠。她用一双超于人间的非世俗的眼来俯视这个世界，俯视繁华陈旧的上海。她用极其细腻刻毒的语言来写小说，以一个女人的细腻和敏感描写世界，却以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刻毒来写女人。”的确，张爱玲这种独特的角度与立场，使得她的小说能在自我审视的眼光下暴露女性压抑的本相，并毫不留情地揭示女性的种种心理痼疾，虽然她所提示的这些女性的心理痼疾从更深刻、更深远的意义上说，是数千年来男性中心社会形成的，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女性群体的心理痼疾，处于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其他女作家也可能在部分作品中对此有所涉及，但像张爱玲一样集中笔力揭示女性的负面，不能不说她是之前和之后相当长时间里的唯一女作家。正是这样，才成就了张爱玲特有的女性自审意识。
 张爱玲的女性自审意识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她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揭示。在她的小说中，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物。“与五四来其他女作家不同，张爱玲颇具自审的眼光，多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女性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作为女性，张爱玲不是掩饰女性的缺点，而是以敏锐的眼光去剖析女性自身、真实地指出由于女性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种种不幸。”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展示的由于女性心理痼疾和女性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种种不幸中，笔力最集中的是女性的“依赖性”。在她的笔下，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女性，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附心理。旧派女性没有女性的自觉，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婚姻是他们寻找依靠的惟一手段，也是最终的归宿；新派女性坦然接受现代的物质文明，谈西式恋爱参加跳舞一类的社交活动，但仍然自甘为男性世界中永远的奴隶。她们可能挣脱了没落的封建礼教的旧家庭，但永远挣不脱以男性为生命支柱的思想意识。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数丧失了独自求生的能力，她们皆渴望有所依附，首先解决物质的生存困境。她们除了做 “女结婚员”外，别无他长，也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们把依附男人当作天然的思想和行为。在那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中，对于那些一无所长的没落世家的女孩子来说，首要的选择是结婚，寻找一个依靠。这无论是对她们死要面子的长辈还是对她们自己都是最好的选择。对长辈来说，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或者是有钱的做女婿，保住了他们“世家”的面子，免除了所谓“抛头露面”的耻辱；对她们自己来说，结婚是最轻松的生存选择。
 “女结婚员”一词对她们刻薄的嘲讽，但在嘲讽中又流露出对她们无奈的同情。张爱玲在对郑川嫦命运的描写中，更充满了作家深深的同情。郑川嫦出生于典型的落泊世家，整个家庭的气氛死气沉沉，灰暗无聊而又勾心斗角。川嫦在家却只是一个弱者的角色，她生得平凡，有点美丽但不聪明，在姊妹间弱肉强食的争斗中，她的生命变得毫无华采。留学生章云藩来到了她的面前，谈不到爱，也谈不到不爱，因为爱与不爱都是同一个理由，能结婚就是川嫦最大的愿望。
 假如川嫦与章云潘结了婚，倒也不失为一个平凡又有些温暖的归宿，但命运不济，就在这平凡的小花即将开放之前却凋落了——她生了肺病。她对生命还有渴望，父母却不愿拿出钱来给她治病，父亲本来就没有钱，而母亲却是怕暴露了私房钱。川嫦终于连“女结婚员”也没有做成，凄凉地死去了。
 和郑川嫦相比，《鸿鸾禧》中的玉清却幸运得多了，她做成了“女结婚员”。玉清嫁了个新近几年才富起来的“暴发户”子弟，虽然她比出身于暴发户的小姑子二乔四美，有见识有学问，显示出贵族的高贵气质，但贫穷已使她没有了底气。结婚是她这一生中最华采的乐章，是生命的高潮，她把父母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五万元陪嫁统统花在自己身上。婚礼一过，最灿烂的一刻也就过去了，“新娘出去的时候，白礼服似乎破旧了些，脸色也旧了”。热闹的婚礼却处处弥漫着荒凉，玉清也明白自己即将面临的未来，然而她的表妹们却正千方百计走玉清的路。
 “女结婚员”们在婚姻的路上越走越远，久而久之丧失了独立人格而不自知，物质和生存之上的精神，如人格、爱情等都成为可以忽略的需求，因而即使婚姻中没有爱，她们也不敢有丝毫的不满，白流苏、敦凤、薇龙等人皆如此。张爱玲常借小说主人公的婚姻选择、感情的矛盾、半推半就的无可奈何，细腻地剖析女性这一精神上的痼疾。
 张爱玲在一篇文章中曾感叹：“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相对于敦凤等懦弱卑贱的女性来说，曹七巧是个“彻底”的人物，她强悍狠毒，但经历和环境未能为她提供一个到家庭之外发挥的可能，她只能在家庭的环境中争取经济的“自主权”，她用半辈子的青春和心血换来了掌握家庭经济的“大权”，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女性精神被奴役的创伤，使她不可能走向人格的完善，社会也还未给予她走向人格独立的条件，对男性的依靠转化对金钱的依靠，她在占有金钱的同时也被金钱所占有。
 七巧父亲是小麻油店铺的老板，出于势利目的，牺牲女儿，把她嫁给一个有钱有势门第高贵的官宦之家，但丈夫是个害了“骨痨”的病人。
 七巧正视这个不幸命运的安排，她唯一的希望是，丈夫死后，得到财产。虽然他们有两个孩子，但抽大烟的丈夫只是没有生命的肉体，在情欲上不能得到满足的她处在苦闷与煎熬之中。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刚刚结婚的小叔子姜季泽。虽然平时季泽爱拈花惹草，但面对伸手摸他的嫂子七巧，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十年后，七巧死了丈夫和婆婆，她分到了家产，自立了门户。当她的小叔子把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的时候，便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了。起初她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多少年了，她和他近不得身，原来也有今天。“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站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然而究竟还是那个人啊！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曹七巧这一转念，立刻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他一身。事实上七巧早把自己套在金锁里，爱与不爱一个样。但也许是一种回忆的甜蜜，或是内心深处的虚荣，她的心还是颤动了，“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啊！就算是骗她的，迟一点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跟真的差不多吧？”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被她骂跑了。她提着裙子，慌慌张张跑上楼，“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他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生活把七巧“修炼”成一个变态的女人。当她在爱情方面失去一切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她望着儿子长白，“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不住——他娶了亲。”她一生没有幸福，也嫉妒别人的幸福，甚至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能有幸福。儿子长白是个大少爷，虽然娶了妻妾，但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由于七巧自己的情欲不能得到满足，她就把儿子当成了她嫉妒的对象。她刻薄地挖苦他，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深更半夜只能陪她抽大烟。在她残酷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她对女儿长安也一样，千方百计使长安不能正常地读书，只能为母亲牺牲，并认为牺牲是一种美德，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个自卫的武器。七巧不愿意长安离开自己，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使长安也抽上了鸦片，直到三十还没有结婚。长安终于有了男友，订了婚，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还戒了烟瘾。可是过不了母亲这一关。七巧恶骂女儿不要脸，最后只能与男友解除婚约。她可以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女儿的幸福而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这小小的 “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描写，显示出小说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悲剧力量。
 张爱玲的深刻之处在于以此证明，背负着传统的精神痼疾，女性在争取到经济的自主权后不一定能获得人格的完善。
 女性不仅在物质上、生存上形成了依赖性，而且在更高层面的爱情领域也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依赖性，张爱玲深刻地指出：“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男性的爱与不爱，是她们生命价值的核心。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最好的归宿。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这点贱。”白流苏在小说中的苦苦奋斗经历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争取被爱”，她费尽心机，历经波折。终于做女人胜利了，因而惹得女人们的嫉妒和仇恨，倘若她失败了她将遭到所有人特别是女人的歧视。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在婚变中皆埋葬痴性，消失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
  “依赖性”、“虚荣心”、“对物质的贪欲”等，张爱玲都作了审视。在对葛薇龙的描写中，张爱玲揭示了这位青年女性虚荣与贪图物欲的心理痼疾。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葛薇龙初入梁太太家的用心，然而，却终于无法抵御物欲的诱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场，薇龙之后的堕落，每走一步都与虚荣心与贪图物欲密切相关，她曾想过逃离梁太太的魔掌，却迈不动逃出去的脚步，终于一步一步地从一个想有所上进的女学生成为堕落的交际花。尽管明知她的未来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虚荣心与贪图欲并非女性专有的心理痼疾，张爱玲也是把它当作人性中的弱点来提示的。但是当它和“依赖性”结合在一起时，就显得更为沉重，在一部分女性的身上显得更为鲜明。
 张爱玲对女性精神奴役创伤的自审有重要意义。从继承关系上说，她延续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批判的传统。张爱玲在谈到鲁迅时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死后，突告中断，很是可惜。此话证明张爱玲对鲁迅的理解与认同。鲁迅在二十年代中期对出走的“娜拉”们指出过她们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在为女性解放思考和探索新的道路：经济的独立，并敲响了社会解放的大门。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也写了不少旧有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女性形象。
 白流苏（《倾城之恋》）被逐出了夫家的大门，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醒悟，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她想尽一切办法“回来”，先是回到娘家，受尽兄嫂的委屈之后，又想“回”到一个新的可能有所依靠的夫家。
 郭凤（《留情》）再嫁，有了选择的自由，她仍然是选择一个有所依靠的老头给他做妾，委委屈屈地过日子。
 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走出没落的传统旧家庭之后却是走向了堕落，最后心甘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整天“不是为齐琪弄钱，就是为梁太太弄人。”
 在这些“回来”与“堕落”的描写中，张爱玲没有也不可能为她们寻找新的出路，在她看来“就事论事，她们也只能如此。”与鲁迅从女性所处社会环境思考不同，她更在意审视的是女性自身的心理痼疾，是这些精神奴役的创作使她们不可能寻找到新的出路，社会环境并非唯一的原因。
 她对人性丑恶部分的展露，在一定程度上与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劣根性有相通之处，但是，鲁迅与张爱玲的目标不同，鲁迅的目标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并无再造民族灵魂的愿望，她揭示并接受了人性丑恶的客观事实，仅此而已。尤其在她的前期作品中，基本特征就在于提示人性的阴暗面，少有亮色。对女性心理痼疾的揭示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
 女性若没有对这心理痼疾的自觉反叛，任何社会的解放也不能达到女性真正意义的解放。女性人格的独立，不仅需要经济的独立，社会的解放，更需要对千百年来形成的女性意识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展示的女性心理痼疾，对女性意识的重建和发展是一个贡献。
 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多少有些人性的或者生活的亮色。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虞家茵（《多少恨》）、顾曼桢（《半生缘》）或多或少寄托了作家关于女性的一些理想。她们摆脱了“依赖性”，独自走向社会，逐步树立了自立精神。在底层劳动妇女的身上，张爱玲更看到了她们的艰辛与自立精神，如（月香《秧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能不断适应环境，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比起她的丈夫来，月香显得更有决断，性格更为坚强。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展露女性的心理痼疾，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注视她笔下的众多女性，她基于女性的自审之后，获得清醒的认识，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始终是自立自强，独立自主走向人生的大舞台，并且取得了成功。作为一个在旧时代以职业妇女的身份自立于社会的女性，她深深体会到了它的艰辛，何时也从自立中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