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笔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摘要]：
 鲁迅先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他全方面展现了当时正处于社会激烈变革时代众多社会底层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惑、彷徨。本文将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归类分析，粗浅探究一下鲁迅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惑的看法。
 
[关键词]：鲁迅 知识分子 困境

论鲁迅笔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鲁迅先生是当代文学巨匠，他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赫，所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尤其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全方面展现了当时正处于社会激烈变革时代众多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其中，知识分子（特别是小知识分子）始终是鲁迅先生文学创作一大重点。从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惑、彷徨。本文将通过对鲁迅先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归类分析，粗浅探究一下处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前后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下，鲁迅先生对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惑的看法。
 一、鲁迅先生笔下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背景。
 要客观理解地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理清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从整体看，鲁迅先生所处之时代正是社会大变革之时，封建专制体制正逐步解体，外国殖民主义加紧进入，资本主义艰难发展，共产主义初露端倪，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冲突，各种思想浪潮激荡起伏。
 从具体看，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继占领台湾之后，占领朝鲜，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 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半个中国。 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满清政权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总统之位，之后国民党发动北伐，以军事的胜利促进政治的统一团结，实现了形势上的统一。但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西山、冯玉祥等等。在经济财政金融上，外国买办资本加紧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民族资本艰难生存。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呐喊》到《彷徨》，鲁迅一直在思索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来源于其对社会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民族的精英阶层，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作为民族精英、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中国何去何从，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所思考的。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也通过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出来。
 二、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分类。
 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四大类：
 1、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
 这类知识分子崇尚民主，反对封建统治，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变革乃至革命废旧立新，有着坚定的革命志向，为了追求、实现理想不惜牺牲，如《药》中的夏瑜形象。在当时现实中我们可以从夏瑜形象中看到秋瑾、柔石等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鲁迅笔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结局没有一个是圆满的，夏瑜最终被砍头，连其坟头的乌鸦也未如夏母所愿停留在枝头而是远飞而去，给人一种沉痛失望的扼腕叹息的审美体验。这或许是因为鲁迅生活在如此重重黑暗的社会中，见到了秋瑾、柔石等众多革命知识分子的鲜血所致。
 《伤逝》作为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子君与涓生两个人物。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与涓生的思想是有着共同基础的。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但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面临生存危机时，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这篇文章看似一篇爱情小说，其实真正要旨是批判知识分子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
 2、思想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
 这类知识分子精神上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重压：有反抗上千年封建社会沉淀下传统礼教的狂人（《狂人日记》）；有面临来自现实生活压力的涓生（《伤逝》）；有因理想实现的渺茫而至屈从于现实，在日常旧俗中消磨生命的吕纬甫（《在酒楼上》）；有对社会现状倍感绝望，以反常的反抗态度活于人间的“疯子”（《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中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思想上虽然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各种进步思潮的影响，但对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尚不能作清晰准确判断，更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胆怯、懦弱使他们不敢走上革命道路。在这类形象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寄寓着鲁迅对知识分子出路何在这一问题的探求。
 在 “狂人”意识中，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且，在狂人看来，不仅“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更令人不堪的是“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自己也是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狂人”最后的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绝望”与“希望”互相交织、起伏的内在思想、情感、心理线索。⑴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小说主人公的一系列对于封建社会离经叛道的清醒认识，仅仅是出现在他处于精神失常的异态时，当他精神回复正常后，他依旧是社会旧统的遵循者：在小说的“小序”中分明地提示着“狂人”病好后“赴某地候补”的结局。“狂人”前后迥然不同的行为，恰恰昭示着有着进步思想的思想启蒙者周围重压的胜利。
 再如吕纬甫，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骨殖，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受母亲之托，给原邻居顺姑送两朵剪绒花，可姑娘已死，他就将花随意送人，却打算向母亲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3、麻木不仁的知识分子。
 这类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先进思想，一心只求以科举成名的方式踏上仕途，飞黄腾达，但最终都落得个悲凉之极的下场。实质上，他们正是被封建主义制度腐蚀掉灵魂，为之“吃掉”的无辜的牺牲者。《孔乙己》和《白光》中的孔乙己、陈士成，就是其中的代表。“哀其不幸、怒其麻木”是鲁迅先生对他们的态度。
 4、阻碍进步的反动文人。
 他们已经为“利”“名”等世俗的追求所异化，失去了知识分子所固有的责任感及人文性，追名逐利，沦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类知识分子如《肥皂》中表面道统、内心淫邪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不学无术的高尔础等。
 三、鲁迅笔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困境的根源。
 1、保守思想力量强大。
 首先是由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国民劣根性构成的根深蒂固的“无物之阵”。鲁迅先生及其同时代的改革者，尤其感到苦恼的是，所遇到的对手常常不是一个明确的敌对阶级力量，而是一种多数人的社会力量、社会心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旧习惯势力。阻力不是来自罪恶的个别人，而是一种多数的社会力量。这在鲁迅这样的改革者心理上，常引起一种孤独感，一种自我嘲弄感。看看我们上文已经分析过的“狂人”吧，围扰着他周围的总是怀着“吃人”主意的一伙：包括“狂人”的大哥、赵贵翁、陈老五、路上的行人、街上的女人，甚至是赵家的狗，在“狂人”眼中，都是对他怀着“吃”的意识的“杀人团”，正是这重重的精神重压，导致了“狂人”疯狂后对封建制度“清醒”的认识，也致使了他最终痊愈后的“循规蹈矩”。甚至可以说，知识分子在这“无物之阵”的层层包围中，其所为往往只能是一种徒劳无功、孤寂一人的情感上的对峙、道义上的批判。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狂人”——吉光屯中的“疯子”比“狂人”更悲惨的命运：在《狂人日记》中，狂人虽然发狂，虽然受到身边众人的不解，虽然备受狂后孤寂之苦，但他毕竟仍然受到家人的照顾，他也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但《长明灯》中的主人公所受到不仅是众人鄙弃的孤愤的煎熬，更甚的是全是敌视、哄骗和威压，他的下场不再是什么“赴某地候补”，而是被村人合伙关进庙里西厢房，“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就连孩子也唱着歌谣，把疯子戏弄够了，合唱着随口编的歌，笑话着疯子的放火，笑吟吟地向自己的家走去。——虽然经过狂人们的一阵阵反封建的呐喊，但社会仍然没有变化，封建时代的“长明灯”照得更其分明了。更令人扼腕的如《药》所揭示的：为华夏的变革而牺牲的夏瑜仅为大众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他的鲜血仅作治疗华小栓肺痨的药！——对于封建社会下愚众的敌视、戏谑、麻木，知识分子同情他们的苦难，希望他们沉醒，但更频繁地表达出的是失望：无知的民众毫无觉醒的迹象，自己却缺乏有效的方法救助；看到了社会的弊病，自己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它。
 2、知识分子自身软弱。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为何会由一个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鼓吹者变为一个碌碌的文人？我们再看看《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当了杜师长的顾问后的待人处事的改变：“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过去见了房东叫老太太，这时叫“老家伙”；人送来仙居术，他自己不吃，摔在院子里，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为何他前后态度如此截然不同？从吕纬甫自己说的历史循环式的“绕圈”理论，我们可以窥见其因：“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由于受到上述第一重困境的重重围困，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传统文化体系在知识分子处于这一种思想困惑和精神真空时在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间重新抬头，重新收拾为新思想所洗涤所占据的地位，终成为了吕纬甫行为的指南，他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追求的精神。然而他对于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正是如吕纬甫般的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而魏连殳，虽说他的从俗是他复仇的手段，但无可否认的是，其所作所为正是传统意识导演下的正统文人的行为，这是一种以精神堕落为代价的自我毁灭式的方式。
 3、国家民族出路不明。
 可以说，在鲁迅先生小说创作中，还没有正面地、明晰地回答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以众多的失败者的形象，一再地昭明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归结到一个结果——此路不通。对于吕纬甫的从抒发民主主义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到宣扬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苟且偷安的行为，“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我”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仍坚持走向与他的消沉退伍相反的前进方向。相类似的，还有如在《故乡》中，“我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对于无论是自己还是朋友、民众现有的生活都持否定的态度，“我”也立定志向要继续前行。但是，国家、民族、知识分子的出路究竟何在？在“我”的思想里远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向。这在《伤逝》中有着更明白的揭示：“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这不能不说又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重困境。
 面对这三重困境，正如当时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扑朔迷离一样，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也充满了变数，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所思考的问题。但有一点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尽管知识分子面对这三重困境，困惑、彷徨，但终究有人觉醒，如李大钊、毛泽东，成为未来中国的星星之火，成为中国这段大起大落时期的历史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