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边城》的现实描写

论述《边城》的现实描写
                       ——积极浪漫主义带来的人生力量
 
 《边城》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让人难以忘怀的，读过后，心里久久地在回味。上世纪三十年代出自文学大家沈从文的手，如此的携久流远。
 这就是《边城》的魅力。
 《边城》，写的是一个隐痛的绵里藏针的悲剧，悲剧脱离不了“现实”。
 首先，我们都感受到，边城的是一典悠扬的牧歌，它的文字，它的语境，它描写的真善美的人性，它的世界里简朴单纯的生活，还有湘西世界里一景一物融一情如此优美和谐，都会使人轻轻叹息向往。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如刘西渭的《<边城>舆<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 ②。汪伟的《读<边城>》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 ③。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④。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 ⑤。
 牧歌并不是一味地歌舞升平，哀怨凄楚的挽歌也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⑥。
 沈从文用一种优美的带有诗意的笔调讲述一个悲切的故事。这曲牧歌，谱的真正的底音是哀歌，不带着泪意，不带着痛苦的呐喊，也不带着一丝对人生不如意的控诉，却给予读者一种坦然从容的力量。
 然而， 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认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与模式写作，于是评价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指责《边城》是虚构了一个过于真善美的世界，是一种虚伪，意在麻痹读者的神经。
 沈从文曾明确声明要“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 《边城》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然而虽然说浪漫主义描写理想，并非指浪漫主义就丝毫没有现实性，只是说浪漫主义不是真实地描写现实，而是理想地去描写对象、描写理想化的对象而已。所谓理想并不是现实，但理想有反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也有合乎现实发展倾向的，于是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差别。太过理想化的东西，往往是空乏而无生命力的，然而《边城》无疑是一部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品，它并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相反，一切情节的发展都跟现实息息相关，以下我将一一论述。
 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写道：“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住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我很同意以上观点，读过《边城》的朋友，多会从中得到一种美的感受，美的力量，然而这种感受却不是虚无缥缈而无助的，因为沈从文并不是一味地将一切理想化了，也并未将小说的人物置于“世外桃源”，相反，小说里无处不在地透露出一份“薄薄的凄凉”，也就是我以下要论述的“现实”的真实存在，还有“现实”对人物命运所带来种种无形的压迫，正因为是以“现实”为支撑的“理想化”，才使小说具有给予读者坚实力量的感受基础。
 我认为，小说中所描写的“现实”可以表示在以下三点。
 其一，虽则小说描写的湘西世界是如此的景色怡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自然和谐。然而小说所体现的残酷的现实却也是无处不在的。这个现实包括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社会现实的直接描写几乎没有，渡船的爷爷的赤贫令他在顺顺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也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不安，以致于使他一而再地承受当年女儿和那个可怜的兵士殉情所带来的忍痛，他心力交瘁，他一心一意地希望翠翠能得到爱情的幸福归宿，每天都思量着这件事，然而他却无力改变这样的现实，希望一次次破灭，操心过度，爷爷渐渐走向死亡。要说应天命，尽人事，爷爷是真正地做到了。
 女儿的悲剧也有着残酷的社会现实，试想这个爱情不是发生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这
爱情不是也有被成全的可能吗？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请注意“无人可以阻拦”正是即旁人给他们施以的道德压力，据研究也兴许有汉苗通婚的压力。等女儿“生下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这一切对于一个父亲而言是多么沉痛的打击。在作者淡淡的叙述中，不着力地描写，像水墨画，荡漾开的是一种深远的 更具感染力的忧伤感。如果没有作者那样优美的着墨，就这个生存现实而言，爷爷实际上正承受着生命的残缺。试想一个贫困的老人承受着白头人送黑头人之痛，孤独地抚养遗孤，这不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局面吗？
 再者就自然现实而言，茶垌的景色恬人并不作为其自然环境适宜人生存的例证，恰恰相反，此处自然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在这山水间的人们时时在自然界的天灾人祸中求生存。小说写道：“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脚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等待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此情此景可想知是多么的艰难。“某一年水若来 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这是在无力抗争下对自然的无奈从而妥协。
 其二，人物性格造成的现实。以翠翠为例，“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有可人的性格，是一种由山水间灵气养育出的真善美，然而正因其美才显其脆弱。想像一下翠翠的生存环境，如此的单纯，她所受的教育也无外乎一些日常性的生活，并无经过所谓“现代文明”的教育，也无经过多”人事的历练，温厚的爷爷对这一遗孤的成长给予了无限的关爱与保护，以弥补她无爹无娘的凄凉，这样的成长使得她保有纯真动人的性情，但同时，也使她过于内敛，不善于察觉环境的变化，不明白应变与争取的可贵，不懂得表达的性情。在大老求亲后，尊重翠翠感情的爷爷想试探翠翠的真实想法，他隐隐感到翠翠爱的是二老，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祖父说：‘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翠翠便勉强笑着轻轻的带点儿恳求的神气说：‘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翠翠站起身了。‘我说的若是真话呢？’‘爷爷你真是个……’翠翠说着走出去了。”读者可以设想，若果一开始二老先于大老求亲，也许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然后就是不凑巧，生命里充满着许多不凑巧的偶然，人为改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然而时机很重要。此段姻缘有两个障碍：其一是大老求亲在先，一女不可许二夫，何况此两人是兄弟，爷爷须得尽快给确切的答复；其二是中寨人想招二老为婿，竟以一座碾坊作为陪嫁的条件。这种情况下，翠翠的过份内敛使爷爷无法获悉她的真实想法 ，正因太疼爱这个孙女，所以他才慎之又慎，他的迟迟不作表态 ，大老与二老的斗歌，大老在 得不到确切应许的情况下灰心离去，埋下了大老意外身亡的伏线 ，更将翠翠和二老的姻缘 推向了破灭的边缘。爷爷的社会地位，也使他在顺顺面前有一种难言的自卑感，毕竟中寨人给出的是一座碾坊，而他只有一个公家的渡船。在爷爷为翠翠而无比焦虑着的时候，翠翠却正在她内心燃烧起的爱意里挣扎着欢喜着，她是多么的懵然不觉啊。
 直至爷爷离开了人世，从旁人嘴里，她方才醒悟了爷爷为她所做的一切，才明白身边的变幻是如何地与她的终身幸福切切相关，她才真正长大了，真正懂了一些人事，从而可以展望，未来日子的她会更坚强独立地面对生活，争取自己的幸福。然而沈从文却以一个带疑问的感叹句带出了这样的一个幸福寄望——“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无论结局如何，翠翠在她可以把握幸福的时候，与相爱的人失之交臂一次，这种遗憾除了其它种种因素，个人的性格现实存在的缺陷不也是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之一么？试想一下，两个人郎有情妾有意，二老也早将心意公开表达，翠翠却一味地女儿姿态，让爷爷从一开始的摸不着头脑无法给大老确切的答复，此间接造成大老出走而不幸意外身亡。“船总性情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这是很明白的事情。”翠翠和二老的婚事由此难上加难。翠翠在见到心上人时的反应：“下坎时，见两个人站在码头边，斜阳影里背身看得极分明，正是傩送二老同他家中的长年！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二老的爱意表达并无得到温柔的回应，他困惑翠翠的心思，事实上，老二在大老过世后，仍不改他的想法，回应中寨人的打探，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它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久久得不到翠翠的回应，父亲在旁给他施予压力，二老在失望中伤心离开家乡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小说的故事，一切是那样自然地发展着，然而其中的不如人意却也在其中自顾自地演变着不幸。
 其三，结合沈从文写作时的心境而言。沈从文承认《边城》是个悲剧，他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可以想知，沈从文在创作的时候，并不是带着一种美化世界的愿望去写的，他是预备要写“现实”中处处可能发生的悲剧的。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
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易于
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
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
久的原则：悲哀。” ⑦
    这种悲哀又何况不是“现实”无情造成的呢？
    由此，我认为 《边城》是一部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品，它里面丝丝入扣的现实描写，人物
命运的坎坷，故事情节不如意的“凑巧”，都让它不可能是一支空乏的只懂追求美感的幻想曲，
这些仿佛不着力的“现实描写”与“理想化”共同成就了一部关注人生的大气之作。
《边城》是一部现实的悲剧，然而这个悲剧却并不会使人对人生灰心失望或者抱怨控诉，
相反，使读者感到一种生命的尊严与坦然，一种从容的力量——这正是《边城》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①在西方，牧歌(Pastoral)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远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用它表现牧羊人在村野和自然中的纯朴生活。牧歌作为文类，它的高峰期在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文学中也能见到它的身影。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兴起后，牧歌没有因为缺乏记实性而走向衰落，它在崇尚经验和写实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走出西方文学的范围，广泛渗透到后发国家的文学中。牧歌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涵义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学者已不再只限于从文学类型的层面上理解它，燕卜逊在《牧歌的若干形式》一书中认为，“牧歌并非由传统特征和惯例构成，它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形式的限制，并得以存在下去”，“如今，牧歌仍然具有体裁名称的功能，然而它同时获得一种引申意义，这种意义与批评家探寻文学的神话和原型的努力直接有关”。牧歌的实质，是在与复杂、败坏的城市生活对比中，表现淳朴、自然的乡村生活。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许多牧歌的描述与城市和乡村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满足了人类回归自然，回归乡土，回归单纯朴质生活的永恒愿望。
②（期刊）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1935年6月《文学季刊》2卷3期。③（期刊）  汪伟：《读<边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④（著作）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162页，176页。⑤（著作）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619页。⑥（著作）参阅《简明大英百科全书》"elegy"辞条，台湾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⑦（著作）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第５６页，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