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特色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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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特色浅谈
摘要:《聊斋志异》的写作特色,主要表现在幻想与现实的密切结合,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人物活动的舞台是虚幻的场景,而人物性格的立足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纠葛却是真实的人间社会.这两方面的渗透和结合,构成了《聊斋》作品的最大特色.花妖狐魅的描写,是以现实人生作为蓝本的,通过真实的细节刻画达到故事幻想与现实生活的完美统一,以情节吸引人,用细节感动人.将物性与人性充分地融合起来,使花妖狐魅的个性与现实人生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幻想与真实的高度重合,使之具有了旺盛的、常在的真实性与生命力。
关键词：幻想、现实、细节、物性、人性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人，清朝小说家，他19岁考取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44岁才补了个禀膳生，等到被选拔为贡生，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科场失意，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他感委屈、悲痛、忿恨，同时也教育了他，使他对世道有了深入的观察，许多激愤的文字，都从此而来。晚年他致力于鬼神故事的收集整理，终为我们留下了这一部“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写人写鬼高人一等”的优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整部作品以写情为主要方法，而不拘泥于生活的逼真描写，而是以假为美，以幻为真，强调虚构美、理想美，以抒情写意，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借助于佛家的生死轮回，道家的修炼成仙，民间的泛神论观念，将人界、天界、地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阻隔统统打破，使幻域与人间相互转化、渗透、映衬，任意驰骋，左右逢源，运思是那样自由，笔墨是那样淋漓酣畅，真个是玄思妙想，天外飞来，将幻想与现实密切结合，使之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创造出臻于完美的艺术形象，并且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使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其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蒲松龄描写花妖狐魅，是以现实人生为蓝本的。“使花妖狐魅，各具人情”，竭力把异域人物人情化、现实化、民俗化，并且具有针砭世情的寓意，即使那些最为虚无缥缈的神话人物，一来到世上，便与常人交往。《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不仅要与常人交往，而且置身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参与人世的矛盾与纠葛，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总之他们过的只能是世人的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政治黑暗的时代，人们希望安定，保住生命财产。特别是中小地主阶级感到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聊斋》中的不少作品，反映了他们的情绪在幻想的故事中表达了他们的需求，《嫦娥》篇异史氏曰：“然室有仙人幸能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之死。”这里作者把他的寄托说得十分明白，也十分现实。因为这些异物有他们的特技专长，可能消灾免祸，更为人们所向往。《小谢》中的男主人公陶生“获罪于邑贵介”，被关于牢狱，小谢和秋容凭借他们的痴情和鬼身奔走相救，使陶生获释。《辛十四娘》的女主人公与冯生结婚后，一再叮嘱丈夫谨慎做人，冯生不听劝阻，终于被楚银台的公子诬陷入狱，判了死刑。辛十四娘打发侍女扮成流妓，于勾阑中告了御状，冤狱才得平反。诸如此类，都反映了险恶环境下人们的愿望，时代特色很浓。
《聊斋》中有一篇写神女的《云萝公主》，就思想内容说，这篇作品不算出色，但作为仙人对世俗的干预，都是这一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故事写的是河北卢龙人安大业，大概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读书人，他生活的环境异常严峻，人民惩治贪官的复行为此起彼伏，官府执法严酷，地方上的恶势力乘机诬告陷害，屡次置安大业于死地。故事中的袁大用，是人间正义力量的化身；安大业的邻人屠氏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安大业夹在两种势力的对立斗争之是要想自立自保是十分困难的，而作者却让他的主人公渡过一个个难关，并保住家产，泽及子孙。这一切都是云萝公主所赐，他的房舍低湿狭窄，公主赐金修建；他被诬入狱，屠氏以重金贿赂监者，要在递解途中杀掉他，公主遣神虎吃杀监者，救出安生，安生自首，公主又授以辨解之术，渡过了审判关，次子可弃性如豺狼，公主配以悍妇，以毒攻毒，终于使可弃改行为善。总之所有世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由云萝公主完成。有趣的是，当公主归宁的日子里，安生便“键户下帏，遂领乡荐”。公主归来，“生得意自诩，告以秋捷”，但公主神色很不愉快，严肃地说：“乌用是傥来者为！无足荣辱，止折人寿数耳。三曰不见，入俗幛又深一层矣。”于是安生不再进取。公主又善理家政，设南北两院，北院中无烟火，只有酒具，夫妇自娱；南院中炊饮纺织，以作生计。南院卑仆作事勤惰，“女辄知之，每使往谴责，无不具吸”。所有这些描写，不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生活理想，而且把仙人的世俗作用安排的头头是道。总之，《聊斋》中异类的出现，无不负载着协调人世生活的使命。这是落到实处的浪漫主义，显得那样贴近人生。即使像，《狐谐》这样戏谑调侃的文字，也将人物的生活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一开头写道：“万福，字子样，博兴人也。……乡中浇俗，多扳富户役，长厚者至破碎其家。万适报充役，惧而逃，如济南，税居逆旅。”，于是有狐女奔之。由此可见人物与现实的联系多么密切，这是作品强烈现实感的重要原因。这种强烈的现实感。还来自人物性格的刻画。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花妖狐魅也不例外。蒲松龄虽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既要反映现实，就不能脱离生活原型。作者往往通过对人物身份的介绍，通过对人物心理、口声和行为方式的生动描写，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人物的社会和阶级属性，具有典型意义。王公生养的公主，她要下棋，“辄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则更一婢右伏。又两小鬟夾侍之。”怀孕产子，叫婢女代为。孩子交给奶妈抚养（《云萝公主》）。西湖公主不但耽于游戏玩耍，其方式也是贵族式的，比如她荡秋千，“驾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西湖公主》）。小户人家出身的女子，像《阿纤》中的阿纤，勤俭持家，“昼夜绩织无停晷。”《鸦头》中的鸦头，是市井烟花出身，便操市民的生计，“作披肩，刺荷囊，日获赢余，饮膳甚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使读者“忘为异类”，而把他们当做近邻，有着浓厚的亲切感和现实感。
第二，真实的细节描写。把谎诞与真实巧妙地结合起来，将故事幻想与现实生活完美统一起来，是《聊斋》写作的重要特点。情节能够吸引读者，但只有细节才能感动读者。《聊斋》中有一篇小说题名《珠儿》，故事荒唐，内容似不足取，但其中一个细节在艺术手法上很有启发作用。它说明只有生活细节才能令人动情的道理。故事写常州人李化的女儿小惠病死多年，父母亲一直怀念她。老人打发能走无常的珠儿去阴间看望小惠。见面后，珠儿对小惠提起父母的悬念，她毫无反应，如睡眠中一般。为勾起她对生前的记忆，珠儿讲了一个生活细节，说：“姊在时，喜绣并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涴绫子上，姊就刺作赤水云。今母犹挂床头壁，顾念不去心。姊忘之乎？”这一生活细节，果然深深刻印在小惠的脑际，随即豁然动情，答应归省父母。《荷花三`娘子》中写一个睹物见情的细节，也是很好的例证。故事中的宗湘若依照僧人去邪除妖的方术，设坛备符，等待狐女到来。多情的狐女怀揣金橘前来探望，方就榻前问讯，即被吸入坛中，家人急覆坛口。“宗见金橘撒满地上，追念情好，然感动，遽命悉之。”这是以金橘系情，打动人心。蒲松龄深喑此中三味，在他的作品中，即使那些编造得最为离奇的情节，其中的细节刻画也极为真实可信，是眼前生活的写照，因而能勾动人的情感之弦。
《聊斋》中一些传统题材，通过蒲松龄的创造与发展，与其说是情节的曲折丰富，毋宁说是细节的饱满而精深的刻画。如《向杲》中写人化虎杀仇的故事，源于唐人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逢”条，张逢化虎吃掉郑录事的故事，环境描写虽较具体，细节刻画却谈不上，《向杲》则不然，他化虎是出于气愤中结，无处申诉，道士点化，以化虎为手段，雪恨报仇，使人物情感与情节密切配合，描写细致入微：
一曰，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塞，冰雹继至，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岭上旧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内蔫。……见景衣服濡湿，乃一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景易衣，忍冻蹲若犬，自视，则毛草顿生，身化为虎。
这里从“寒战颇苦”到“痛痒不能复觉，”死后魂灵奔赴山神祠，到道士投袍，最后化虎都是从向杲的自我感受中生文，情节中包含着一连串细节描写，后面叙述向杲的复生，从虎被射毙，向杲恍若梦醒，直到回家后只能卧床，“蹇涩不能语，”身体虚弱又做了一次不能说话的猛兽，所以说不出话来，文字虽简短，但已把死而复生的情态描摹尽致了。这就在神奇中示以平常，这种平常的品格主要是靠细节来完成的。蒲松龄这种手法的例证还有很多，突出的如《雷曹》篇，写乐云鹤随雷神作云中之游的情景：
少时，乐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觉身摇摇然，不似榻上。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突天地。仰视星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老莲实在蓬也，大者如瓮、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坚不可动；小星动摇，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拨云下视，则银海沧茫，见城郭如豆……
于云空遨游，在蒲松龄的时代，只能在神话和梦境中出现，足见作者想象的神奇。但其描摹却非常真切，这些如莲实、如瓮、如瓿、如盎盂以及大星坚、小星动摇的描写，显得如此真实，如在目前，摸得着，看得见，都是人们可以体味的事物。后文有一段乐云鹏协助雷曹行雨的细节，文中说：“因取一器授乐，令洒。时苦旱，乐接器排云，约望故乡，尽情倾注。”看似随手写来，却把人们顾念家乡的一点私心刻画得入情入理。
为了加强幻化故事的真实感，蒲松龄精心提取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借以刻画人称的情态。构思新巧，韵味甚浓。比如《叶生》中叶妻“掷具骇走”的细节，为人们称道。叶生是个名冠当时的饱叶生是个名冠当时的饱学秀才，因困于场屋，抑郁而死，为证明“非战之罪”，他的阴魂随同知己，传艺授徒，学生高中，自豪己也考取举人，于是情舒气畅，衣锦还乡：
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妻惊视之，衣冠履，如脱委焉。大恸，抱衣悲哭。
执簸具劳作，是贫寒家庭妇女的平常事，这个细节，暗示叶生家境的凄凉，但
携具是为掷具而设的，掷具的大幅度动作表现叶妻的极端惊慌，也是情节陡转的惊人之笔，这一细节与下面“扑地而灭”的鬼魂的消失，把实与假，实与幻结合得天衣无缝。它告诉人们，幻设的喜庆故事，乃是人间的悲剧的反射，因而震撼人的心弦。
有一些细节描写，写似与不似之间。事物是人间实有的真情，但经过作者的夸饰处理，已经艺术化、理想化，使生活与神话连接得更为紧密，过渡得更为自然。如《晚霞》中对“莲亩”的描写，荷数十亩是人间常见的，莲叶和莲花更不稀奇，但莲花“皆生平地上”，而且叶大如席，花大如盖，落瓣堆梗下盈尺，便不同于凡尘了，这是龙宫仙池的特征，幽美而又神奇。这种把人间景物与仙境特征相融合的写法，非常微妙地沟通了现实与理想的隔阻，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情趣。
细节描写是为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的，细节的真实必须条例人物性格特征，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婴宁》篇通过一连串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刻画了一个天真、活泼、娇憨而聪慧的少女形象，她们不曾受到封建礼教的污染，世人的虚伪、造作与她无缘，她把真性情隐藏在笑声中。文中写到她的养母要她随表兄回家，她离家时并无悲伤，显得那样自然，平静。这固然是为了保持婴宁性格的统一，因为还没有写到她因为现实的教训而变得严肃起来，但从其纯真性情方面讲，这一细节，却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女子出嫁，一般要放声哭泣，这已成为习俗。但是结婚是喜事，女儿的心情总归喜多于忧，蒲松龄作有《琴瑟乐》俚曲，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女子出嫁前后的欣喜心态。可以测知，蒲松龄写婴宁此时不着悲意，主要是从她没有世俗伪装的角度考虑的，并不是写她无情，她对抚养她十余年的老母感情深厚，后文的“抚哭哀痛”可证。这样的细节，看似不经意之间笔，恰恰表现了作者刻画人物性格的功力。
第三，物性与人性的融合，也是蒲松龄把幻想与真实结合的重要手法。大家知道，《聊斋》是一部富有童话色彩的小说集，其中描写的生物世界非常广泛，与人类有关的外部世界差不多都涉及到了。在动物方面，有人类的近邻如乌鸦、鹦鹉、蜜蜂、大雁、鸽子、蟋蟀、老鼠等等；有人类的助手如犬、马、驴、骡、猫等等；有的是人们豢养的家畜家禽，如猪、鸡、鹅、鸭等等；有的是田间的益虫如青蛙、蜘蛛；有的是人人类的敌人，如虎、狼、蛇、蝎、牛蝗之类。在动物世界中，取材最多的是狐狸，因为狐狸善于变幻，便于构思奇异的故事，而且狐狸的故事流传很广，民间有“无狐不成村”的谚语。在植物世界中，蒲松龄描写的种类也相当繁多，有柳数，橘树，菊花。牡丹，荷花等，之外，书画，石玩，也能变成精，通哓人意。总之，蒲松龄擅长把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通过巧妙的运思，编织成形象生动的童话故事，使作品充盈着诗情画意，形成蒲松龄特有的艺术风格。
在《聊斋》中，那些幻化为人的自然界的各类精灵，他们既具有人的性情作风，同时又保持着物性的某些特色《黄英》、《葛巾》、《香玉》、《阿纤》、《白秋练》、《花姑子》、《八大王》、《绿衣女》等，都是具有上述特色的名篇。
《黄英》写菊花精黄英与爱菊如命的马子才的婚姻故事，它是《聊斋》中最富有象征性的名篇之一。作者把黄英的自然属性与高人赏菊的雅兴以及艺菊商人的生财之道融于一体，借用爱菊嗜酒的陶渊明的旷达性格与审美情趣，塑造了菊精姐弟的艺术形象，同时融入时代精神，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做翻案文章，为清贫者解嘲。妙在文中的每一细节，都是传统思绪的化身，又是菊花物性的写照，特别是陶生醉死化菊的细节，尤为精绝：
陶卧地，又化为菊。马见慣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
陶生醉倒现出菊精原形，这是神话；菊种“醉陶”“浇以酒则茂”，这是异想天开。但是，这里的所有细节都是艺菊功夫的描摹，合菊性，合时令，不过加上艺术`的提炼和夸张，使物性含有灵气而已。《葛巾》中当常大用怀疑葛巾与玉版为花妖时：
女蹙然变色，遽出，呼玉版抱儿至，谓生曰：“三年前，感君见思，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因于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生方惊顾，则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后数日，堕儿处生牡丹二株，一夜径尺，当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
这掷儿成花的遐想妙思，既是具有自主自重女性的决绝举动，也是园艺工匠的良种移植，作者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既离奇又接近常情的美妙境界。
《阿纤》写的是鼠精，她家中的摆设、生活方式以及习性等，无不符合老鼠的生态特征。但作为人的原型，作者又是以小户人家的生活模式来构想的，比如阿纤家里的设施是矮桌矮凳，既简陋，又矮小；她父亲的动作是“拔来报往”，既殷勤又委琐；她家的专长是积蓄谷物，待客的饭菜是冷食等等，这些描述，读者就想分辨哪些是人性，哪些是物性，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经过作者的艺术处理，二者完全融合为一体了。这种融合，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如《八大王》中醉鬼和鳌鱼的统一，《雷曹》中落难雷神与飘泊豪杰的统一，《苗生》中虎性与侠士的统一，《绿衣女》中细腰蜂与少女的统一，他们的形象、性格、口声都兼有二者的特征，如雷曹“欣然而长，筋骨隆起”的长相，“陆无屋，水无舟，朝村而暮郭”的落寞生涯，既是雷神生份，又是人间豪杰的遭遇。《白秋练》中写生活在湖中的白秋练，动身迁往北方，“将归，女求载湖水，是把鱼类的自然属性人文化了，它蕴含着人们眷恋乡土之情和难以改变的生活习性。后文又写道：“归后二三年，翁南游，数月不归。湖水既馨，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奄然遂毙。后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时许，渐苏，自是每思南旋。后翁死，生从其意，迁于楚。”“日夜喘急”，是鱼缺水？是人病焉？“浸一时许，渐苏”，是死而复生的神话，也是涸池鱼枯，注水复活的写照，因为这些细节建立在深厚的土壤之中，所以它们的真实性湖生命力是往旺盛的、常在的。

参考文献：
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
二、初中语文教学参考书
三、《教学参考》杂志]
四、《名著赏析》
五、《写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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