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摘要］刘备是《三国演义》中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形象。正如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个刘备。文学形象是一个作者和读者互动共同创造的过程。因为读者不同，阅读视野不同，人物的特质便有了差别。当然这也是由文学形象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形象是假定与真实的统一；文学形象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文学形象又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① 这些种种的特征加诸于一起，便有了认为刘备“以宽仁待民”，“待士以诚心和义气”，也有了鲁迅先生所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本文笔者则就自己的阅读，谈论自我阅读视野下的刘备形象。 
［关键词］刘备   文学形象   假定与真实   个别与一般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文学形象是假定与真实的统一
 文学形象，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有的甚至与生活逻辑也不一致；可另一方面，它会使人联想到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作者和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可以允许作者去虚构，去假定。因此，虚构性和假定性成为了文学形象的前提性条件。
 历史上的刘备其人——枭雄     《三国志》中的刘备是以枭雄的姿态出现的。鲁肃对其评价就是：“刘备天下枭雄”，周瑜也说过：“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陈寿还明言其“善用兵”。他也有残忍的一面，如赐死刘封以巩固皇统，诛杀忤逆他的张裕，贬斥劝阻他即帝位的费诗。他同样具有强烈的皇权欲，这集中体现在攻伐益州，践祚皇位上。另一方面，他深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如携民渡江，体现了他有一定爱民思想。他知人善任、推诚待士，如在长坂坚信赵云的忠诚，白帝城托孤于孔明。总之，史书中的刘备，是一个强悍而又深通谋略，寡恩与仁厚兼具，向往皇权又讲究政治策略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可以说，史籍比较真实的展现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的复杂性格。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刘备形象进行了加工改造——仁君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但却不是简单的复制，此时刘备形象被作者加以重新塑造，淡化了历史人物刘备的枭雄色彩，将其包装为一个仁德待人，士民归心的仁义之士。以仁义获得了民心，也以仁义获得了士心。
 桃园结义。《三国志》中有关刘、关、张的初期关系非常简单。《关羽传》说，关羽“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张飞传》说，张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仅有的这些记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同时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尊卑关系，但并没有涉及三人结拜的事。《三国演义》据此大加渲染，设计出了生动的桃园结义的场面，将“恩若兄弟”变成了“结拜兄弟”，并写出了影响后世数百年的结拜誓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开篇伊始，一个艺术化、理想化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便深入人心了。其后，罗贯中多次浓墨重彩渲染刘备与关张的手足深情。在关羽被害之噩耗传来,他“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后更欲发兵征吴为关羽报仇，赵云劝阻，刘备却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继而张飞凶信传来，他“又放声大哭，昏绝于地”，“哀痛至甚，饮食不进”。罗贯中以如花妙笔将刘关张的兄弟之情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伐树望徐”也是罗贯中的虚构。徐庶是第一个投到刘备麾下的比较有文才武略的人物, 非常受到刘备的重视。但历史上并没有记录下徐庶的业绩。后来, 徐庶的母亲的确被曹操捉去, 刘备不得不放徐庶到曹操那里去。《三国演义》虚拟的樊城大战, 让徐庶大展鸿图, 大出风头。徐庶别去, 刘备设酒饯行,“二人相对而泣, 坐以待旦”。刘备不忍相离, 送了一程, 又送一程, “玄德立马于林畔, 看徐庶乘马与从者匆匆而去。玄德哭曰: ‘元直去矣, 吾将奈何?’凝泪而望, 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曰: ‘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如此描写, 全是为了表现刘备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望人才的来归,      还有“礼遇张松”的情节也是属于无中生有。张松背叛刘璋，是将刘备引入益州的关键人物。他本想投靠曹操，但曹操以貌取人，看不起他。张松志不得酬，受到侮辱，因此痛恨曹操，劝刘璋绝操而与刘备相结，为刘备入蜀提供了有利机会。但实际上刘备并没有直接见过张松。《三国演义》却在讲述了曹操不礼张松之后，长篇虚构了本不存在的刘备礼遇张松的行动，张松见刘备“如此宽仁爱士”，很受感动，便即“披肝沥胆”劝刘备入川取蜀，并献上了蜀中地图。罗贯中正是用虚构的情节烘托出了刘备的爱才、重才。
 这些都包含了罗贯中对仁君的向往与赞美，是作者对历史人物进行精心改造和重铸的结晶。可见文学形象的虚构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必须与真实性结合起来。就是说要“合情合理”。所谓“合理”，就是合乎客观规律合乎理想。表达人民群众的真实而美好的愿望。所以一旦文学形象的虚拟性和假定性用来表达某种积极美好的理想时，文学形象也就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性，具有了艺术生命。刘备仁义形象的重塑就是因为反映了人们向善向美的愿望，所以获得了艺术的真实。
文学形象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文学与科学认识认识对象的基本方式都是概括，但二者的认识方式是不同的。科学概括虽然也从对个别事物的调查研究入手，但在概括过程中要不断的摈弃个别，是科学概括最后在抽象的、一般的领域中运行。而文学形象作为艺术概括的方式，则始终不摈弃个别，而且还要强化它、突出它、丰富它，使个别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同时，这个“个别”又与“一般”相联系、相结合，把个别与一般化同步进行，最终达到个别与一般相统一的境地。卢卡契指出：“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画像，在这里，现象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在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成一个自发的统一体。”②
 从刘备这一单一的形象塑造来说，首先他是一个鲜活的个体形象，是一个汉室的复兴者，乱世之枭雄。虽比不上曹操的完美、丰满，也比不上张飞、诸葛亮的突出；但他也还是有个性、内涵丰富的比较复杂的人物。同时推而广之看其个性，他也是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形象代表。他有着一个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凶残，也有着一个有作为的政治人物的胸怀、能力，他能礼贤下士、善于用人、讲义气。他知道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心的向背，因此都极尽其可能地笼络人心。刘备懂得要爱护百姓，让人民安居乐业。刘备的礼贤下士，求才若渴更是千古闻名。徐庶是他不可或缺的助手，但刘备为了徐庶母子得以团聚，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送走了他。为了能够得到孔明，他斋戒沐浴，三顾孔明于茅庐之中。第三次正值孔明在睡觉，他在阶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了一个多时辰，这种不畏风吹雨打，不怕山高路远的虔诚态度，终于打动了“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卧龙先生出山，为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终完成了三分天下的霸业。终其一生，每一场战役的战略战术，每一回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他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诸葛亮的作用，绝不怀疑。对马谡的判断，他甚至比诸葛亮还准确。君臣合作如此和谐，的确千古难见。初见赵云，就“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因不忍相离而“执手垂泪”，等到赵云来归，刘备大喜。在长坂坡乱军之中，大多数人怀疑赵云投曹操去了，甚至连张飞也对他说“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刘备仍坚信“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他的确是具有开明帝王那种知人善任的优良品德。刘备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传颂，就是因为他能够实施仁政、礼贤下士。
 刘备的形象，既是个别的，又是一般的。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显示了文学形象的概括性。
文学形象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形象不是客观的，而是想像的，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因此文学形象和其他的艺术形象相比，就具有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征。
 一方面，文学形象必须具备一定的确定的因素。比如刘备出身于一败落而流于民间的封建王侯家庭，是汉室之后；他有着两个结义的兄弟；他以仁义待人。但是至于真正传达给读者的是否是作者所表达得就未必如此了。因为语言在实际的传达过程中，却又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在作者预期中的正统思想下的正义之士，在今天的读者，起码在笔者读来确是有着几分攀龙附凤之嫌疑的。刘备出身于败落的封建王侯家庭，封建时代那种“龙子龙孙”的糟粕思想自小就在他身上完全流露出来。他以其出身而自豪，并到处炫耀家世。刚一出场，他便对张飞说“我本汉室宗亲”；举兵镇压黄巾军，也因“说起宗派”而被刘焉留用；三顾茅庐，第一句就是自称“汉室末胄”；……。与智者崇尚的“英雄不问出处”的理想是存在着很深的沟壑的。刘备以他的“好”出身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为他的事业打开了局面，那些思念汉室、愿报效汉室的人纷纷投靠了他。
 在书中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中，原本作者想表达的是刘备之爱民、心系百姓之品质。但是深究一下，却也并不尽然。以刘备当时的军力，要逃脱曹操大军的穷追，本来就是难于上青天的事，他却还要动员十余万百姓，“缓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左右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他却哭泣起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宁愿“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见百姓遭难，“欲投江而死”。
 其场面，很是动人。但是百姓之死，到底是曹操之过，还是责在刘备？刘备是百姓的救星、希望，还是百姓成了刘备的挡箭牌、救命草？
 赵云大战长坂坡，于曹操几十万军中出生入死几十次，救得了甘夫人和阿斗的生命，刘备居然把阿斗摔在地上，“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慌得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刘备摔子——收买人心”这句歇后语，倒是清清楚楚地揭示了刘备此类装模作样的行为的实质。
 他在临死之前，仿效刘表托孤的方法，一方面要诸葛亮尽心尽力辅助他的儿子刘禅，另一方面又怕诸葛亮在他死后会夺取他的“家业”，于是把话说在前面，“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吓得诸葛亮“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皇帝对臣子所说的话，有比这种话更可怕的吗？
 这些事笔者在自己的阅读中，对于作者所塑造的刘备形象的认识。显然这些与作者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阅读分歧，也正是因为文学形象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它给了读者接受、渲染乃至创造的机会和可能。这样的阅读乐趣和深度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所不能赋予的。
   
    总之，《三国演义》中刘备这一形象地塑造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充分展示了文学形象的特征和魅力，值得我们去好好地研究品味。对于文学作品、文学人物的解读永远都是没有终点的，外界的理念在变化，时代在进步，文学人物便有了被重新解读和诠释的无限可能。

①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二版180-182页
②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2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③吴兆基《中华上下五千年》，京华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三版。
④罗贯中《三国演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⑤张俊《中国文学史》（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