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思想的形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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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聊斋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摘要] 聊斋有故事496篇，内容繁复，其中一些嬉笑人间的智者、沉着坚毅的勇者、坚决无畏的叛逆者、独立自主的经营者等女性形象，表现了作者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叛，她们美丽、真挚、纯洁、坚毅，是人性美和心灵美的化身，她们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突出显现了封建社会道德观念下，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人性美心灵美反叛意识

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妇者，伏也，伏于人也”，妇女完全是男子的附属物，受佛教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女人的肉体视为邪恶的东西，看作腐烂的臭皮囊，但又对妇女的外表美竭尽夸张描写之能事，又夸大女子的情欲和物欲，污其品性。
基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从男性主权的角度出发，为中国妇女设定了两类理想的形象。
其一，贤妻良母。这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美谈，节妇烈女的牌坊都是父权制文化对这一类女性的接受、认可。但是，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妻性职责，特别是这种母性职责、妻性职责又与“妇者，伏也”的第二性原则、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时，就严重地压抑女性作为人的更为丰富的生命需求，压抑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
其二，才女佳人。才女佳人的标准是“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吴震生《西青散记序之前》）这一类女性色相艳美，符合男性的感性需求；才气聪慧，符合才子们的精神共鸣需求；情感幽抑而不是热情奔放，品德贞洁而不是放纵不羁，对男权道德规范不构成任何挑战。这种理想女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来设置的，而不是按照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设置的。
蒲松龄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男人，他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传统的思想，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其作品中的女子形象更多的恐怕还是传统观念下的女子，就如上述两类理想的女性，但在其小说《聊斋志异》中，确有一批超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女子，尽管多为花妖鬼狐的幻化，并不是现在社会的人，她们的才智、见识均在男人之上，大多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人生目标。这无疑表现了作者思想意识中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反叛，他把女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不是男人的附庸品来塑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独立、平等的社会权利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进步的妇女观念的显现。
《聊斋志异》凡496篇，其中花妖狐魅幻化的女性，大多集真善美于一身，是纯美的人性与心灵的化身，被赋予了美丽、纯洁、善良、智慧、坚毅、情义等美德，通过对她们的赞美，形象地显现了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同时也显现了男性视角下的，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意识。
一、足愧须眉的智者。
（一）、嬉笑人间的婴宁。《婴宁》中的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的女性，也是现实中的人。她是狐母所生，由鬼母抚养成人，她生长于幽谷之中，却也常入人世。她似乎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男女之防，长幼之序，进退之仪，因而王子服为之回眸一笑的纯真美丽而神魂颠倒。而当她无视当时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引来麻烦的时候，又显示了她熟知人世，聪明狡猾的一面。她轻施颦笑，设下陷阱，严惩恶霸，免除了灾祸，又显示了对男女之防的恪守。蒲松龄也自指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又“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从这个角度看，婴宁也好，蒲松龄也好，都只是对现实观念的超越、突破，而不是真正的脱出，因此在婴宁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种意识的显现，这一点在其为人们所熟知的“笑”的描写中更是典型。
通观全篇，婴宁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她的爱花和善笑。她的笑天真娇憨，甚至狂放，却令人开怀。在她的笑声中，抹去了一切拘束，使人如沐春风，甚至于人们熟知的道德约束，在她的笑声中都被淡化了，以至于她传统观念极强的婆婆也为之无奈。婴宁面对现实社会的冷漠和道德禁锢的冷酷，以笑解之，无疑是极其聪明的。这固然与其生长于荒野、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关，恐怕更多的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是对令人窒息的伦理道德的禁锢的反动和自由生活的追求的异化表现。前面我们说过，婴宁表面上是一个天真纯洁，善良美丽的女孩，但从其行事上看，她其实对世事是有深刻的了解的，如她泣求王子服为母迁葬一节，蒲松龄就说：“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可以说，“笑”是婴宁的面纱，是其立足现实的工具，也是作者对现实社会观念的抨击手段，以此来表现对妇女的尊重，肯定妇女的地位。这应该是男子视角中女性主义的显现，认为她们并不弱于男子，应该有平等的地位。
（二）、足谋多智的小翠。小翠是其狐母为报答王侍御的救命之恩，送给王侍御的傻儿子做媳妇的。作为侍御的儿媳妇，她比公公更洞悉世事人情，利用世人对女子的成见，以嬉戏的方式，帮助公公击败政敌，保全了他的地位，充分展现了她超越常人，尤其是男人的聪慧。作者写了两件事，一是小翠在知道王给谏要谋害公公时，在公公王侍御睡下后，装扮成吏部尚书的样子，故作走错门，到王侍御政敌王给谏家，大声说：“我要访的是御史王先生，怎么把我领到给谏王先生家了？”说完径直回家，且骗过了守门人。二是吏部尚书罢官后，王结谏乘机利用王侍御的错失，进行敲诈，小翠在王结谏上门拜访的时候，为自己的丈夫穿上龙袍、皇冠，故意让王结谏看到，而当王结谏向皇帝告发后，却因龙袍和皇冠不过是一些高梁杆、破包袱皮儿，王侍御的儿子也是个傻子，告密者受到了充军的惩处。作者对小翠的塑造，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小翠的对比对象不仅是王结谏，也是其公公王侍御，两件事的结局应该是能让其公公满意的，而她却在事后遭到了公公的责骂。这种强烈的对比，正是作者基于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的批判，也是女性主义者要求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的精神的显现。
（三）、才高八斗的颜氏。颜氏是名士之女，从小受其父影响，饱读诗书，深谙科举之道，她父亲就曾感慨：我女儿是大学士，可惜不戴帽子。颜氏在父母离世后，因邻居牵线，看到书信漂亮的字体，嫁了个没有才华而且懦弱的丈夫，于是在丈夫科场失利后，以打赌的方式，用丈夫的名字出场，女扮男装，科场一路奏凯，而且官场上也政绩卓著，而其功成身退更是智慧的体现，毕竟一个女子是不可能一直男装，同时这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大不敬的，所以她最后选择让位于丈夫，回去做一个贤良的妻子，即为家族赢得了荣誉，又保证了家庭的安定，可谓是现实条件下最明智的选择。尽管囿于社会现实思想的局限，颜氏的结局有着深刻的传统观念的痕迹，但在针对“女人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上，无疑是一种反叛，在她的身上，作者无意中显现了男女平等，甚至女子强于男子的思想意识。
二、沉着坚毅的勇者。
（一）、沉着冷静的庚娘。庚娘作为太守的女儿，世家弟子的妻子，在蒲松龄的笔下却丝毫没有人们通常看到的骄气，她观察仔细，遇事沉着冷静，能迅速对事件做出准确的判断，了解人性的弱点并善于加以利用。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叙述的就一件事，战乱逃亡路途中，庚娘一家碰上王十八一家，王十八要求同行，庚娘发现王十八有不轨意图，便警告丈夫，当一起乘船逃难时，又发现王十八与船家相熟，就更加警惕，但由于丈夫的轻信，终至全家遇害。而庚娘有所警惕，当事情发生后，极其镇静，并利用王十八想得到她的心里，巧施计策，终于杀死凶手，不但报了仇，还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作者认为，在大变故面前，被淫乱的女性可以活着，贞洁的女性只能死。而庚娘却做到了在谈笑之间，既保全了自身的清白，又惩治了恶人，张扬了正气。作者在这个故事中，实际上是用庚娘与其丈夫做了一个精彩的对比，以此颂扬了庚娘这一类女子的聪慧，遭遇突发事件时的沉着冷静，迅速的判断、决断的能力。从深层意义上说，应该是对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意识上对妇女评判的否定，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形象表现。
（二）、坚毅果决的商三官。孝女为父报仇，本就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故事，蒲松龄在《商三官》中，通过一个普通的报仇故事，透出了强烈的突破传统观念的信息。在商三官将嫁之际，其父亲惨遭恶霸杀害，其兄告官后，一年多没有结果，在对官府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商三官毅然做出决定，要另找为父报仇的途径。于是她说服兄长，埋葬父亲，在母亲允婚的时候，据理力争，说服夫家，推掉婚期，并投身下贱，女扮男装，托身戏班，充任戏子，借为仇人庆寿的机会，终于亲手替父报仇。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子应该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而一个家庭中，父亲去世，长兄为父，即一家之主。商三官身为女子，果断地替兄长做出抉择，坚拒母亲亲允的婚事，甚至甘居下贱，这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反叛，是作者女性主义思想或者说理想的反映。
三、坚决无畏的叛逆者
（一）、思想前卫的花姑子。花姑子是一个香獐精，其父曾得安幼舆的救助，在安幼舆山中迷路，巧遇章老时，对花姑子可谓是一见钟情的，并主动表示了感情，而花姑子并没有允诺，她并非不喜欢安幼舆，而是对自己的将来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她谎称报恩，以身相许，尽管遭到父亲的责骂，值得注意的是其父并不反对她与安幼舆的结合，所反对的不过是她没有媒妁的婚前性行为，她仍然为安幼舆生下了儿子。而但她一旦发现婚姻会使得爱情化为亲情，成为自由的拘束（也许是其成仙的障碍）时，毅然放弃爱情，成为一个常人眼中罕见的薄幸者，抛家离子而去。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或者说现代社会中，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个无情者，儿子尚且可以离弃，何况是爱情？正是她的这种无情，表现了妇女对独立人生的理想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追求，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既是对社会上常见的男子对女子薄幸行为的抨击和嘲讽，也是其女性主义思想意识的一种另类的反映。
（二）、蔑视传统道德的侠女。贫穷的顾生与母亲一起生活，邻家是一对更为贫穷的母女，顾生发现其少女“艳若桃李而冷如冰霜”，顾母出于对她们的怜爱，恐怕也是因为自家贫穷，无力娶媳，与顾生商量，两家合一家，也好照顾少女的母亲。虽然母亲同意了，但是少女却坚决不同意，尽管少女没有同意婚事，但对顾家非常友好，顾母生病，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同时顾生也尽心照顾她们一家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之间应该是有了感情的，所以少女主动与顾生幽会，并为之生下儿子，这连顾母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异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顾私于我儿！”故事的结局给出了答案，少女是为父报仇而隐居的大司马的女儿，为报答顾生对母亲的照顾，而顾家贫穷，无力娶妻，决定为顾家生个儿子传宗接代。要注意的是，她是大司马的女儿，不可能不明了传统的道德婚姻观念，那么她的做为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与当时社会来说，极其进步的婚姻观念，就如她对顾生所说：“提汲焉，枕席焉，非妇伊何也？业夫妇矣，何必复言嫁娶乎？”这在当时讲究贞节、讲究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终身大事”的社会中，这种婚姻观无疑是极其解放的。蒲松龄在这篇小说中，侠女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平等，自主的婚姻观念，尽管是用报恩这一传统小说的模式，仍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意识。
四、独立自主的经营者
（一）、劳动致富的黄英。陶氏姊弟以种菊、卖菊为生，自命清高的马子才嗤之以鼻，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反驳马子才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黄英坚持把种花卖花当成事业做，大张旗鼓卖花，从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可谓劳动致富。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可他不能忍受黄英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黄英用古代文人用以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她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二）、经营有道的赵小二。“绝慧美”的女子赵小二。小二是一个成功的女经营者：为人灵巧，经营才能超过男子。她开琉璃厂，生产的灯样子新颖，价格高却很容易卖。几年功夫，富甲一方。小二对工人管理很严格，她的工场几百工人，没一个吃闲饭的。她对来往帐目和工人劳动，五天检查一次，自己拿着帐本，丈夫点名，干活卖力的工人受到奖励，偷懒的工人罚跪。小二的工厂五天一检查，检查这天休息，夫妻饮酒取乐，让奴仆们唱俚曲。小二对工人的奖励总是超过他的功劳。小二是个富有活力的新型资产者，是管理高手，懂市场，知道把握顾客的猎奇心理，掌握市场。
黄英、小二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聊斋志异》的内容极为繁复，而其中的女性形象，以各自不同的处境、遭遇和气质的描述，使之成为不同的思想的符号、精神的象征、情感的代表，在她们的身上表现了形态美、智慧美、人性美和心灵美等传统的美德。蒲松龄是生活在传统道德观念对社会思想禁锢极其严厉的时代，又是新思想思潮涌起的时代，他对陈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深恶痛绝，却又无力去改变现状，从思想上说，他是极为困惑和痛苦的，一是身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二是不满现实的社会思想状况，又无法解决。所以采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妇女地位问题的看法，尽管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依然是男性角度下的，解放妇女的思想，是一种模糊的意识，是建立于传统文人对妇女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理念，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蒲松龄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作者反对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要求从女性出发的平等自主的进步婚姻观，这无疑是对封建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叛，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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