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刀霜剑严相逼——《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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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顶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世界文学艺术圣殿中的瑰宝和奇葩。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于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作者都在书中作了广泛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尤其是对爱情的描写，更是超出了以往的框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推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原则，大胆提出了要在长期了解、旨趣一致基础上结为婚姻的原则，这可以说是开了现代婚姻的先河，是现代婚姻的一次大胆尝试，而且，作者正是通过对贾宝玉和林黛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的真切细腻描叙，反映了这一思想主张，通过宝黛爱情与周围环境的对立、冲突，最后导致悲剧结局的爱情悲剧，完成了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也激起了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
【关键词】《红楼梦》爱情悲剧独特性必然性社会根源
【正文】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外貌的美丽、内心的聪颖，受到贾母等人的疼爱，又和贾宝玉一同住在贾母处，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拥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在别人眼里，林黛玉很有希望成为贾府的儿媳妇。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曾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第二十五回）丫头兴儿也曾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第六十六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薛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作者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恶人”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作者在书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披露。
一、不合封建礼教的“木石前盟”反“世间之道”而行，注定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钗、黛二人，不能简单地区分谁优谁劣，林黛玉“自然风流”，薛宝钗“端庄凝重”，两人又都是才高八斗的大才女，但是一个锋芒初露，对封建教条不以为然，一个严格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做，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贾宝玉虽然最初左右摇摆，难以选定，关键是因为自己对婚姻的认识还不明确，对人的了解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状态，而一旦认识明确以后，经过无数次的磨合，才切实感受到林黛玉才是自己的知己，和自己有共同的旨趣，她和薛宝钗不一样，从不说仕途经济方面的那些“混帐话”，于是感情的天平一下子倾向于林黛玉，直到赠帕、提帕后，两人的恋爱关系最终确定下来。他们的这种“离经叛道”当然为封建家庭和周围的社会所不允许，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宝黛爱情从一开始起注定要以悲剧结局。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必然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要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他们的爱情之路还能走多远？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作者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王，史、薛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限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二、性格乖僻“痴病”相连，宝黛爱情结局只能是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爱情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爱情，有其显著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由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独特性格所决定的。《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途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鬼”，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在性格上就注定了悲剧。
（一）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性格特点：
林黛玉多愁善感、对任何事都很敏感，生活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她心中荡起涟漪，触动她的愁绪，几乎终日眼泪相伴。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
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一小旦扮像活像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来，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是这种性格的体现。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枝末节之中已可见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气，但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来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一首，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回)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沽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爱情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二）贾宝玉的软弱多情致使宝黛感情一波三折
宝黛爱情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着无数次的试探、拌嘴、猜忌和矛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感情得到了巩固和升华。他们之所以经常闹矛盾，与贾宝玉的性格缺点有很大关系。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贾宝玉虽然生在“侯们公府”家，却自小长在脂粉丛中，“不爱刀剑诗书爱钗环”。大观园中，几乎全是既才且美的才女，在这个天真烂漫的世界里，和下层女奴的广泛接触，给他提供了认识封建主义破败腐朽的机遇，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对封建主义的这一套“规章制度”深恶痛疾，感情天平倾斜，等级观念淡薄，对下人们百般关怀和回护，他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沉渣滓沫而已。”他甚至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在他的观念中，男人世界如鲍鱼之市，女人世界则若芝兰之室。对男性权威的反对，使他形成了与女性交往的平等观，他的这种女儿崇拜，使他对她们表示了无条件的均等的痴情，这种泛爱式的痴情，把他推进了大观园感情的旋涡，成为众多女子争夺的焦点。
贾宝玉又是极易动感情的人，与“元、迎、探、惜”四姐妹的感情，手足之情不须再说。当他以“体态的美丽、交往的亲密”作为依据时，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三人同时进入他的视野，鼎足而立，他也曾经举棋不定，难以取舍，犹豫徘徊过。连自称“褴外人”的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也为情所动，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联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也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鸣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大观园中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个性鲜明的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关怀备至，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正是他的软弱，当经过无数次的口角、试探、摩擦，宝黛爱情基础已逐渐牢固时，他却没有进一步积极的争取，看不到已潜伏的暗礁与危机，不敢大胆再向前跨出一步，天真地幻想等待着贾母的赐婚，最终没有冲破封建婚姻的外壳，铸成了悲剧。对于封建传统秩序，贾宝玉敢于大胆叛逆，但在爱情方面，确实太天真软弱了。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阶级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红楼梦》的爱情悲剧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处于封建势力包围圈中的青年男女要想脱离这座“围城”的禁锢，大胆自由恋爱，追求理想生活，是何等艰难。封建道德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处于其中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和苦闷，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叛逆精神的初步形成，预示着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宝黛爱情悲剧是一曲封建社会衰亡的挽歌，其先进的思想与艺术启迪着每一位读者，《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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