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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根源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其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于《孟子·离娄上》]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出自《孔雀东南飞》]。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出自《礼记·昏义》]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出自《礼记·内则》]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出自《孔雀东南飞》]。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出自《孔雀东南飞》]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出自《诗经》]。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出自周密的《齐东野语》]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作为悲剧主人公刘兰芝的美好灵魂 的重要因素和她悲剧性格的重要特征有二：其一是她自尊自重，要竭力维护在封建家长专制下自身人格的尊严。当时妇女从社会到家庭都处于屈辱的地位，这也是大部分女性任命、屈从的理由，但兰芝不任命，她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并为此作出了努力，甚至付出了代价。 面对焦母的逼迫，她宁可忍受恩爱夫妻分离的痛苦，也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主动请归，并显得极有志气，从容镇定，滴泪不流。在仲卿面前、也没有哀求仲卿去向焦母求情以容纳自己。回娘家后，阿兄逼嫁时的所言，虽然也包含着兄长对妹妹前景的忧虑关怀，但兰芝早  就看透阿兄的本质，其实贪财是真、关怀是假，无异于是把她当物品买卖。又考虑到与仲卿“渠会永无缘”，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兰芝不认命，不愿屈辱地住在阿兄家，便违心答应以赢得机会和时间。其二是忠于爱情、并愿能按照会己的意志行事，下愿屈从。她主动请归 ，不是因为她对爱情不忠，而是由于不得已。她回娘家后，念念不忘仲卿的“情义”，一再抗婚。阿兄逼婚时，她答应嫁给“郎君”是以退为进，一则因为她与仲卿复合完全绝望了，再则因为她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愿住在阿兄家受冷遇，一句话，是因为忠于爱情。  是因为环境逼迫她无路可走了，她才违心答应的。兰芝的这种既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在婚姻爱情上又要按自己意志行事，不愿屈从的想法是对的，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追求是高尚的。但当时封建宗法邪恶势力异常强大，它只允许人们顺从、遵守，不允许人们任性，  反抗，所以它一旦发现这一任性的活跃的小丫头竟然胆大包天，敢在它头上动武，就威性大发、勃然大怒，一掌把这稚嫩的娇媚的婴儿紧紧地、死死地掐死扼杀在摇篮里，直至粉碎。所以这就决定了兰芝的抗争的必然失败，决定了她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最终成为封建礼教的    被摧残被毁灭的牺牲者。但兰芝的维护人格尊严和争取婚姻自主、生活幸福的可贵行为与顽强精神，是当时黑暗王国里的一颗璀璨明星，永不陨落，永放光芒。    长诗结尾部分写到兰芝夫妇死后合葬，精魂化而为鸟，这是诗人对他们奋力抗争的正义性的肯定和歌颂，也是对继续抗争的后世叛逆者的鼓舞和激励。纵观全诗，让人有一股激情，一种冲劲，它鼓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用悲剧的美，悲剧的力量去唤起抗争，唤起崇高。 唤起警醒，唤起希望，去鼓舞人们勇往直前地冲破一切藩篱枷锁，迎接新的曙光，创造新的历史,这是悲剧创作的最终的斗争。创造新的历史，也是悲剧创作的最终目的。《孔雀东南飞》这首长篇叙事诗就是对这一点作了完美的注释。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总之，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的《孔雀东南飞》，时间的浪潮没有冲刷掉它的色彩，历史的灰尘没有封盖住它的光泽，这和它极高的美学成就是分不开的。它在中国古典悲剧史占据着—个特殊的地位，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我国悲剧美学艺术奠定了基础，它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永远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美是个性价值完整成熟的最高境界，达到了真实美、形象美、人格美、语言美、悲剧美的最佳组合。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但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似充满着矛盾,只有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才能理性地认识矛盾的必然性,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参考资料：　　1、《诗经选》，余冠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2、《诗经新注全译》（增订本），唐莫尧著，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出版。　　3、《诗经今泽今注》，杨任之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4、《诗经楚辞选》，乔力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5、《汉乐府研究》，张永鑫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6、《乐府民歌百首》，张小平译注，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7、《中国古代文化史》，阴法鲁、许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8、《古典文学研究丛稿》，王达津著，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　　9、《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郭预衡主编，北京师范学际出版社，1992年出版。　　10、《历代名篇赏析集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出版。
 11、《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徐中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2、《文学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
 13、《〈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探》，载《语文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