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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朝中后期冯梦龙编纂的一部小说集。它真实地反映了明  社会风貌和日常生活，其中出现了一批描写商业活动的作品。《三言》共收录白话短篇小说120篇，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50多篇，约占全书的1／2。这些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商人形象，表现出晚明时期商人的活动与思想，具有较强的认识价值。考察《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我们会发现《三言》中商人种类繁多，大多具有传统美德，多为中小商人，作品在商人形象塑造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拟对《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古代不少名人都提出过抑商的思想，如荀子提出“务本禁末”。两汉时期的贾谊、晁错就有贵粟抑商之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一直占支配地位。重农抑商也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人口相应减少，而外出经商的人却越来越多。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者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分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之，已去六七分去农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随之导致人们在思想上的变化。旧的四民秩序逐渐崩溃，士农工商在升降中重新排座次。许多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万历首辅张居正倡导“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农商互惠的思想。赵南星进一步提出了“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的农商皆本的主张，把它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后期还有士不如商的说法。崇帧本《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专业，科举反在次着。”《三言》中就有反映这种转变的作品。《张孝基陈留认舅》(《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老尚书除了让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备执一艺。众人不解，他解释说：“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想读书读不了，读书发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郎不郎时秀不秀，农工商贾虽然贱，各个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老成苦筋力健。”他认为从事商贾不比读书差，只要吃苦耐劳。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弃儒经商遂成风气，如徽州“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苏州“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江西省的新风俗是“少壮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福建省形成了“什伍游食于外”的局面；至于广东人，则是“多务贾与时逐，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因而“世间所敬者财也。我若有财，则科举如反掌耳”。在明朝中后期，“轻商”、“贱商”的观念已逐步被“重商”的观念所取代。
    人们对商人的重新认识，必然导致人们对商人逐利的重新认识。人们认为大丈夫以经商治生为急务，经商治生的目的是为了“赡养家口”，是为了“安生立命”，从而肯定了逐利的合理性。蒋兴哥经商前对王三巧说，坐吃山空要成家立业。杨八老也要出去贩货赡养家口。这些商人不讳言个人的打算，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还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的谋生之道，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出“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作家肯定商业逐利的合理性，因此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事恒言》卷三)中的秦重因邢伙计挑拨被朱十老赶出家门后，他就在思考“做什么生意好?”，就注意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左思有量，只有油行买卖是熟间，这些油坊多曾与他相识熟，还去挑卖油担子，是个稳足的道路”；他为人忠厚，生意作得很有人情味．深得顾客喜爱：“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珥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他讲究经济效益，巧作广告宣传：“把盛油的桶儿一面大大写个秦字，一面写汴梁二字，将油桶做个标记，使人一览而知。从此临安市上，晓得他本姓，都呼他秦卖油”；作为一个生意人，注意捕捉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它们与自己生意的联系，善于寻找目标顾客：“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他善于分析人们的需要，从中寻找自己的小生意机会：“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难道寻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担去问他。若板得各房头做个主顾，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尽勾出脱了”；为了把自己的生意做长久，他注意发展长期的稳定顾客，在昭庆寺，“秦重与各房约定，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秦重的生意扩大后，需要帮手，他善待伙计，以赢得伙计在生意上的帮助和支持：“你岂夫妻两口，只住在我身边，只当个乡亲相处”。卖油的小小生意，秦重做起来还是颇有章法的。
    施复在拾得六两银子后，就寻思着如何用这些钱去扩大生产。“有了这  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又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醒事恒言·施润泽滩阕遇友》)
 《醒事恒者·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阿寄经商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注重市场调查与分析。第一次出门经商，他说：“大儿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的定的。”二是不墨守成规，有创新精神。他第一次贩漆，从家乡附近的庆云山进货，认为“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遂雇船直到苏州”，“足足赚对合有余”。第二次贩漆，改在杭州销货，因为他了解到“原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第三次贩漆，“阿寄此番不在苏杭发卖，径到兴化地方，利息比这两处又好。”三是险中求稳，农商结合，相得益彰。他从十二两银子本钱做起，几趟贩漆贩米的生意做下来，便“长有二千余金”，这时他决定“不如回去，商议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弄。”他们虽然做生意的资本因此会减少一些，但心里更踏实，做起生意来就更放得开些了：“再说阿寄将家中整顿停当，依旧又出去经营。这番不专于贩漆，但闻有利息便做，家中收下米谷，又将来腾那。”
    他们在商业运作上有共同的特点，注重分析市场与自身情况相结合，善于与买家和顾客拉好关系，注重稳妥，心中有着详细的打算。此外，他们注重积累，不习惯于坐吃山空，明确提出要出外经营，杨八老、蒋兴哥就是如此。
    二、关注中小商人，同情商人经营的辛苦
    《三言》中的商人不是那些煊赫一时，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商人，而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商人。他们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和范蠡一样开创商业，名留史册，也不像清代的胡雪岩那样红极一时，他们至多受到乡邻或顾客的称颂而已。我们可以从多方而得知他们多是中小商人。首先，他们与政治、上流社会无多大联系，大多出生贫寒。刘方刘奇是孤苦无依之人，多亏刘德好心收他们为义子。徐阿寄是徐家的奴仆，施复和丘乙大不过是他们镇上同行业的众多商入之一。蒋兴哥、黄善聪和范巨卿都是继承父亲的小本生意。其次，他们做生意的原始资本并不丰厚。徐阿寄刚开始时只有十二两银子，秦重被朱十老赶出家时，身上只有三两银子，施复据推测也只有十多两银子而已。陈商算是众人中较有钱的，也只能“凑二三千金”。第三。从他们对妻子的言语中，我们可知他们并不十分富有。蒋兴哥在担阁三年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们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衣食道路。”可见，蒋兴哥并没有巨资，他在为夫妻二人以后的生活挣钱。杨八老也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小，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同蒋兴哥一样，杨八老也要考虑到养家糊口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出现了女性商人。在古代，女子都是守在家中，不在外面抛头露面。《三言》中出现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女扮男装的女商人。黄善聪女扮男装随父外出经商，其父在异乡染病逝世，独自葬了父亲。她并没有因此而彷徨无助，反而能聪明的与李英合伙做生意，把生意经营的红红火火(《喻世明亩·令秀卿义结黄贞女》)。刘方“因母丧，随父还乡，想途中不便，故为男装。后因父殁，尚埋浅土，未得与母同葬，妾故不敢改行，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灵”。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被刘德收为义子。她能“日夜辛勤，帮家过活，侍奉刘公犬妇，极其尽礼孝敬”，与刘方开了间布店。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的家业(《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女子虽被认为不如男，一旦经营起来，也能干的有声有色。
 同时，作家还肯定商人经营的辛苦。在某些作品中，商人天天吃着山珍海味，穿着锦衣华服，坐着高头大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如此，《三言》就写了许多过着艰辛生活的商人。秦重每天要早起挑着油担在坊间巷里穿梭，不知要走多少的路。外出经商的商人不仅要在外奔波，还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和货物的安全。如黄善聪的父亲和徽州陈商两人在外经商时染病，最后病死异乡，尤其是陈商死时没有任何亲人在场。社会混乱时，商人还要担心碰上强盗，人财两空。陈商就碰到过强盗打劫，更有惨者如杨八老。他外出经商碰到倭寇。被他们所掳，在日本国整整过了十九年的奴隶生活，与亲人音信全无。《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卷十八)那首涛把为商的辛苦说得淋漓尽致：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露宿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木饮；
 少些利薄多资累。远非怀璧将为罪；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谁书寄；
 一年三载不会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此诗把为商的辛苦说得淋漓尽致。商人中的行商比坐贾更辛苦，为了逐利，抛女弃子，背井离乡。既要受辛劳之苦，又受饥饿寒冻之侵。若遇病恙，更是孤苦无依，而途中险恶，难以尽说。因此不仅商人担心受怕，连妻儿子女都是惶惶状态。作家冯梦龙借这首诗表达了对逐利商人的同情。
    三、塑造商人形象注重其美德
    由于我国古代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人们对商人普遍存在着鄙视的态度，因而以前多数文人作品中的商人都是簿情寡义，奸诈狡猾之辈。冯梦龙却打破历来文人对商人的否定写法，在文学殿堂里为他们树碑立传。
    首先，《三言》中的商人多追求爱情，注重夫妻之情。在封建专制社会，商人是贬抑的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历来被定位于“重利轻别离”的角色。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不惜抛家弃妇。《三言》中的商人则不然。《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的人。他在齐衙内花园门口偶遇花魁王美娘．对其心生爱意，朝思暮想。为了能亲近仆人，秦重不惜花费积攥一年的银子。后来当花魁娘子故意以轻视傲慢的态度冷落他时，他并为为自己已经付出的银子去强行行使一个嫖客的“合法”权利，因为她是自己心爱之人而细致周到，彻夜不眠地照顾醉酒的美娘。经过一些波折后，秦重对她的真情打动了美娘，最终赢得美人为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看重夫妻之情的蒋兴哥与王三巧新婚之时，“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两人“朝暮为乐”，日子过得飞快。蒋兴哥外出经商，王三巧却与陈商有染。他回家后，并没有将妻子痛打一顿，而是责怪自己“只为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年少守寡．弄之这场丑来”不得已修妻。三巧改嫁吴进士，“兴哥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进士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正是因为他重情，所以在合浦遇难时，三巧儿才会向吴知县求情。他两人不重真情，怎会有赢得美人心，夫妻团圆的好结局。
    其次，《三言》中的商人在金钱面前大多能保持清醒，拾金不昧。《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吕玉丢了儿子，便长期在外贩布，寻访儿子下落。一次，在陈留拾得二百两银子，他想道：“这不意之财，虽则取之无碍，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近三旬，尚无子嗣，要这横财何用”，行数百里外，在客店遇到失主陈朝奉，将银子如数还给陈氏。陈氏听说吕玉丢了儿子，愿将自己买得一个小厮给吕玉作养子，哪知这小厮正是吕玉的亲生儿子。吕玉因其善行，得以骨肉相聚。施复也拾得银子。虽然他急需银子扩大生产。但他顾念他人怕失银子而丧了性命，在原地等了半日，将银子还给失主。六年后，施复外出买桑叶，泊船滩阙，到村里借火，巧遇当年失主朱恩，留他食宿，送他桑叶。
    再次，《三言》中的商人大多诚实、重信义。或许是因为商人追求利润的缘故，加上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大多数商人都被描写成不义之辈。事实上，许多商人亦是重信义之辈。《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父子就是如此。刘德是个丌酒店的小商人，他平素好善，极肯接济人，买卖公道。后来，刘方刘奇“起一个布店，四方过往客商，见二位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卖者。挤挤不开”。秦重因做生意不短斤少两，招徕了许多固定的主顾。这些商人因为他们的诚实守信，赢的了生意上的成功。《三言》中更有一些商人甘为信义而死，如范巨卿。范巨卿与张勋两人相约重阳之日相见。范巨卿“为商贾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醒，相见其所约，遂自刎而死。”(《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生死之交》)徐阿寄见徐家两兄弟欺负徐家孤儿寡母，便义气地挑起了照顾的责任。
    第四，《三言》中的商人多是知恩图报的君子。郭仲翔被蛮人所掳，修书求吴保安帮忙。吴保安对其妻曰：“今彼在死声之际，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负之?不得郭回，誓不独生”，“撇了妻儿，欲外出为商”。整整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儿子由襁褓婴儿，以长到了十一岁。(《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虽然郭仲翔对他有恩在先，但能为朋友弃家十年而不归实属不易。贾昌因“这蝼蚁之命，都由老相公所赐”，在石知县死后，收留了其女月香，待她如上宾。他发现老婆对月香主仆二人不好时，怒斥其妻。贾昌因此一年多不外出经营。最后，他因其妻卖石小姐而修妻(《酬世恒言·两县令义婚孤女》)。他们报恩并不是几句言语，也不是几两银子，是真正地为朋友鞠躬尽瘁。
    此外，《三言》中的商人多仗义疏财，济人之困。刘德见刘方刘奇两人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好心收留两人，王公收留了落魄的穷马周，并为其指路。
    最后，赞美商人自尊、自强自立的思想。历来，他们被鄙视，被认为无自婚，依附权辨。《三言》极力描写商人自尊、自立自强的一面。阿寄是徐家的奴仆。在三兄弟分家的过程中，被当作累赘分到孤儿寡母家。他要“争一口气”，“不被人耻笑”，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为了就孤儿寡母一家于穷困之中。他不甘老迈，晚年经商“待老奴出去做写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牛马数倍?”“营运数年，怕挣不起个事业。”商人背井离乡，闯荡江湖，无依无傍，这种生活培养了商人的独立自主的品格。黄善聪就是其中一例。她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家中唯一的姐姐也嫁出去了。她女扮男装随父亲黄公“以贩线香为业”。黄公客死他乡，她一个女孩子在他乡遭此变故，没有惊慌，也没有去哀求别人，独自一人料理父亲的丧事。此后，她并没有投靠出了嫁的姐姐，而是继承了父亲的生意，选择了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合作，自己养活自己，把生意经营的红红火火。
    较之以往的作品，《三言》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到一些商人，但并非主要人物，且在作者笔下，十商九奸，大多数是见利忘义之徒，不齿于人的反面角色。如《水浒》里的极不显眼的郑屠、蒋门神是欺负弱小称霸乡梓的恶徒。《金瓶梅》是第一部为商人立传的长篇小说，但作者却从家庭方面的荒淫纵欲，挥金如土土，暴殄天物和官场公务方面的送往迎来，逢迎巴结，夺人财帛来写其奸。而《三言》中，作者对大多数商人都是褒扬的。他肯定了秦重追求真爱，蒋兴哥的重情；赞美了吴保安、贾禺的知恩图报，为朋友尽心尽力的精神，颂扬了吕玉、施复拾金不昧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三言》之所以在商业题材上取得很大成功，就在于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作家提供了商人的原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从事商业的人数的增多，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形成。随之而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阴民”说崩溃，重商观念的形成令更多的人关注商人，关注商业活动。同时，作家观念的改变使《三言》对待商人的态度发生变化。冯梦龙出生与苏州府长洲县。当时的苏州是一个作坊林立的丝织业中心，又是店铺林立的中心，商业活动频繁，商品经济发展。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冯梦龙与商人多有接触并亲身参与一些商业活动，深谙商业活动，这无疑对冯梦龙创作《三言》提供了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利益驱使和引诱下，超稳定的传统的伦理心理结构也会在利益面前倒塌。商业社会要走向正规，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形成一种适宜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环境。在晚明商业经济社会，封建等级被突破，尊卑秩序混乱，伪劣商品泛滥，欲海横流，骗局盛行。冯梦龙在这样一种新旧两种观念转型时期，看到商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痛心疾首于商业经济带来的伤风败俗、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现象和行为，深感到在缺乏商业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商业经济对社会的恶劣影响可能超过商业经济的正面影响。但他只能从感性出发，张扬一些勤奋经商，诚实经营的经商之人，歌颂他们的美德。因此，作家在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的同时，特别对商人身上的自尊、自立、自强及其他的一些传统美德加以赞扬，对新兴的商人阶层进行道德规范，从而达到功惩教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冯梦龙：《三言》,岳麓书社,1989年5月,第一版
2、吴  慧：《中国古代商业》,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版
3、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海国际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