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朝中后期冯梦龙编纂的一部小说集。它真实地反映了明 社会风貌和日常生活,其中出现了一批描写商业活动的作品。《三言》共收录白话短篇小说120篇,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50多篇,约占全书的1/2。这些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商人形象,表现出晚明时期商人的活动与思想,具有较强的认识价值。考察《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我们会发现《三言》中商人种类繁多,大多具有传统美德,多为中小商人,作品在商人形象塑造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拟对《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古代不少名人都提出过抑商的思想,如荀子提出“务本禁末”。两汉时期的贾谊、晁错就有贵粟抑商之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一直占支配地位。重农抑商也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人口相应减少,而外出经商的人却越来越多。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者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分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之,已去六七分去农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随之导致人们在思想上的变化。旧的四民秩序逐渐崩溃,士农工商在升降中重新排座次。许多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万历首辅张居正倡导“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农商互惠的思想。赵南星进一步提出了“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的农商皆本的主张,把它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后期还有士不如商的说法。崇帧本《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专业,科举反在次着。”《三言》中就有反映这种转变的作品。《张孝基陈留认舅》(《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老尚书除了让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备执一艺。众人不解,他解释说:“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想读书读不了,读书发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郎不郎时秀不秀,农工商贾虽然贱,各个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老成苦筋力健。”他认为从事商贾不比读书差,只要吃苦耐劳。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弃儒经商遂成风气,如徽州“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苏州“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江西省的新风俗是“少壮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福建省形成了“什伍游食于外”的局面;至于广东人,则是“多务贾与时逐,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因而“世间所敬者财也。我若有财,则科举如反掌耳”。在明朝中后期,“轻商”、“贱商”的观念已逐步被“重商”的观念所取代。 人们对商人的重新认识,必然导致人们对商人逐利的重新认识。人们认为大丈夫以经商治生为急务,经商治生的目的是为了“赡养家口”,是为了“安生立命”,从而肯定了逐利的合理性。蒋兴哥经商前对王三巧说,坐吃山空要成家立业。杨八老也要出去贩货赡养家口。这些商人不讳言个人的打算,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还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的谋生之道,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出“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作家肯定商业逐利的合理性,因此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事恒言》卷三)中的秦重因邢伙计挑拨被朱十老赶出家门后,他就在思考“做什么生意好?”,就注意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左思有量,只有油行买卖是熟间,这些油坊多曾与他相识熟,还去挑卖油担子,是个稳足的道路”;他为人忠厚,生意作得很有人情味.深得顾客喜爱:“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珥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他讲究经济效益,巧作广告宣传:“把盛油的桶儿一面大大写个秦字,一面写汴梁二字,将油桶做个标记,使人一览而知。从此临安市上,晓得他本姓,都呼他秦卖油”;作为一个生意人,注意捕捉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它们与自己生意的联系,善于寻找目标顾客:“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他善于分析人们的需要,从中寻找自己的小生意机会:“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难道寻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担去问他。若板得各房头做个主顾,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尽勾出脱了”;为了把自己的生意做长久,他注意发展长期的稳定顾客,在昭庆寺,“秦重与各房约定,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秦重的生意扩大后,需要帮手,他善待伙计,以赢得伙计在生意上的帮助和支持:“你岂夫妻两口,只住在我身边,只当个乡亲相处”。卖油的小小生意,秦重做起来还是颇有章法的。 施复在拾得六两银子后,就寻思着如何用这些钱去扩大生产。“有了这 银子,再添上一张机,一月出得多少绸,有许多利息。这项银子,譬如没得,再不要动他积上一年,共该若干。到来年又添上一张,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醒事恒言·施润泽滩阕遇友》) 《醒事恒者·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阿寄经商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注重市场调查与分析。第一次出门经商,他说:“大儿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的定的。”二是不墨守成规,有创新精神。他第一次贩漆,从家乡附近的庆云山进货,认为“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遂雇船直到苏州”,“足足赚对合有余”。第二次贩漆,改在杭州销货,因为他了解到“原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第三次贩漆,“阿寄此番不在苏杭发卖,径到兴化地方,利息比这两处又好。”三是险中求稳,农商结合,相得益彰。他从十二两银子本钱做起,几趟贩漆贩米的生意做下来,便“长有二千余金”,这时他决定“不如回去,商议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弄。”他们虽然做生意的资本因此会减少一些,但心里更踏实,做起生意来就更放得开些了:“再说阿寄将家中整顿停当,依旧又出去经营。这番不专于贩漆,但闻有利息便做,家中收下米谷,又将来腾那。” 他们在商业运作上有共同的特点,注重分析市场与自身情况相结合,善于与买家和顾客拉好关系,注重稳妥,心中有着详细的打算。此外,他们注重积累,不习惯于坐吃山空,明确提出要出外经营,杨八老、蒋兴哥就是如此。 二、关注中小商人,同情商人经营的辛苦 《三言》中的商人不是那些煊赫一时,极具传奇色彩的大商人,而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商人。他们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和范蠡一样开创商业,名留史册,也不像清代的胡雪岩那样红极一时,他们至多受到乡邻或顾客的称颂而已。我们可以从多方而得知他们多是中小商人。首先,他们与政治、上流社会无多大联系,大多出生贫寒。刘方刘奇是孤苦无依之人,多亏刘德好心收他们为义子。徐阿寄是徐家的奴仆,施复和丘乙大不过是他们镇上同行业的众多商入之一。蒋兴哥、黄善聪和范巨卿都是继承父亲的小本生意。其次,他们做生意的原始资本并不丰厚。徐阿寄刚开始时只有十二两银子,秦重被朱十老赶出家时,身上只有三两银子,施复据推测也只有十多两银子而已。陈商算是众人中较有钱的,也只能“凑二三千金”。第三。从他们对妻子的言语中,我们可知他们并不十分富有。蒋兴哥在担阁三年后,“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对浑家说知道:‘常言坐吃山空’,我们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衣食道路。”可见,蒋兴哥并没有巨资,他在为夫妻二人以后的生活挣钱。杨八老也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小,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同蒋兴哥一样,杨八老也要考虑到养家糊口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出现了女性商人。在古代,女子都是守在家中,不在外面抛头露面。《三言》中出现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女扮男装的女商人。黄善聪女扮男装随父外出经商,其父在异乡染病逝世,独自葬了父亲。她并没有因此而彷徨无助,反而能聪明的与李英合伙做生意,把生意经营的红红火火(《喻世明亩·令秀卿义结黄贞女》)。刘方“因母丧,随父还乡,想途中不便,故为男装。后因父殁,尚埋浅土,未得与母同葬,妾故不敢改行,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灵”。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被刘德收为义子。她能“日夜辛勤,帮家过活,侍奉刘公犬妇,极其尽礼孝敬”,与刘方开了间布店。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的家业(《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女子虽被认为不如男,一旦经营起来,也能干的有声有色。 同时,作家还肯定商人经营的辛苦。在某些作品中,商人天天吃着山珍海味,穿着锦衣华服,坐着高头大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如此,《三言》就写了许多过着艰辛生活的商人。秦重每天要早起挑着油担在坊间巷里穿梭,不知要走多少的路。外出经商的商人不仅要在外奔波,还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和货物的安全。如黄善聪的父亲和徽州陈商两人在外经商时染病,最后病死异乡,尤其是陈商死时没有任何亲人在场。社会混乱时,商人还要担心碰上强盗,人财两空。陈商就碰到过强盗打劫,更有惨者如杨八老。他外出经商碰到倭寇。被他们所掳,在日本国整整过了十九年的奴隶生活,与亲人音信全无。《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卷十八)那首涛把为商的辛苦说得淋漓尽致: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露宿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木饮; 少些利薄多资累。远非怀璧将为罪;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谁书寄; 一年三载不会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此诗把为商的辛苦说得淋漓尽致。商人中的行商比坐贾更辛苦,为了逐利,抛女弃子,背井离乡。既要受辛劳之苦,又受饥饿寒冻之侵。若遇病恙,更是孤苦无依,而途中险恶,难以尽说。因此不仅商人担心受怕,连妻儿子女都是惶惶状态。作家冯梦龙借这首诗表达了对逐利商人的同情。 三、塑造商人形象注重其美德 由于我国古代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人们对商人普遍存在着鄙视的态度,因而以前多数文人作品中的商人都是簿情寡义,奸诈狡猾之辈。冯梦龙却打破历来文人对商人的否定写法,在文学殿堂里为他们树碑立传。 首先,《三言》中的商人多追求爱情,注重夫妻之情。在封建专制社会,商人是贬抑的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历来被定位于“重利轻别离”的角色。为了追求利润他们不惜抛家弃妇。《三言》中的商人则不然。《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的人。他在齐衙内花园门口偶遇花魁王美娘.对其心生爱意,朝思暮想。为了能亲近仆人,秦重不惜花费积攥一年的银子。后来当花魁娘子故意以轻视傲慢的态度冷落他时,他并为为自己已经付出的银子去强行行使一个嫖客的“合法”权利,因为她是自己心爱之人而细致周到,彻夜不眠地照顾醉酒的美娘。经过一些波折后,秦重对她的真情打动了美娘,最终赢得美人为妻。《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看重夫妻之情的蒋兴哥与王三巧新婚之时,“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两人“朝暮为乐”,日子过得飞快。蒋兴哥外出经商,王三巧却与陈商有染。他回家后,并没有将妻子痛打一顿,而是责怪自己“只为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年少守寡.弄之这场丑来”不得已修妻。三巧改嫁吴进士,“兴哥顾了人夫,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进士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个陪嫁”。正是因为他重情,所以在合浦遇难时,三巧儿才会向吴知县求情。他两人不重真情,怎会有赢得美人心,夫妻团圆的好结局。 其次,《三言》中的商人在金钱面前大多能保持清醒,拾金不昧。《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吕玉丢了儿子,便长期在外贩布,寻访儿子下落。一次,在陈留拾得二百两银子,他想道:“这不意之财,虽则取之无碍,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近三旬,尚无子嗣,要这横财何用”,行数百里外,在客店遇到失主陈朝奉,将银子如数还给陈氏。陈氏听说吕玉丢了儿子,愿将自己买得一个小厮给吕玉作养子,哪知这小厮正是吕玉的亲生儿子。吕玉因其善行,得以骨肉相聚。施复也拾得银子。虽然他急需银子扩大生产。但他顾念他人怕失银子而丧了性命,在原地等了半日,将银子还给失主。六年后,施复外出买桑叶,泊船滩阙,到村里借火,巧遇当年失主朱恩,留他食宿,送他桑叶。 再次,《三言》中的商人大多诚实、重信义。或许是因为商人追求利润的缘故,加上人们对商人的鄙视,大多数商人都被描写成不义之辈。事实上,许多商人亦是重信义之辈。《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父子就是如此。刘德是个丌酒店的小商人,他平素好善,极肯接济人,买卖公道。后来,刘方刘奇“起一个布店,四方过往客商,见二位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卖者。挤挤不开”。秦重因做生意不短斤少两,招徕了许多固定的主顾。这些商人因为他们的诚实守信,赢的了生意上的成功。《三言》中更有一些商人甘为信义而死,如范巨卿。范巨卿与张勋两人相约重阳之日相见。范巨卿“为商贾用心,失忘了日期。今蚤方醒,相见其所约,遂自刎而死。”(《喻世明言·范巨卿鸡黍生死之交》)徐阿寄见徐家两兄弟欺负徐家孤儿寡母,便义气地挑起了照顾的责任。 第四,《三言》中的商人多是知恩图报的君子。郭仲翔被蛮人所掳,修书求吴保安帮忙。吴保安对其妻曰:“今彼在死声之际,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负之?不得郭回,誓不独生”,“撇了妻儿,欲外出为商”。整整在外过了十个年头,儿子由襁褓婴儿,以长到了十一岁。(《喻世明言·吴保安弃家赎友》)虽然郭仲翔对他有恩在先,但能为朋友弃家十年而不归实属不易。贾昌因“这蝼蚁之命,都由老相公所赐”,在石知县死后,收留了其女月香,待她如上宾。他发现老婆对月香主仆二人不好时,怒斥其妻。贾昌因此一年多不外出经营。最后,他因其妻卖石小姐而修妻(《酬世恒言·两县令义婚孤女》)。他们报恩并不是几句言语,也不是几两银子,是真正地为朋友鞠躬尽瘁。 此外,《三言》中的商人多仗义疏财,济人之困。刘德见刘方刘奇两人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好心收留两人,王公收留了落魄的穷马周,并为其指路。 最后,赞美商人自尊、自强自立的思想。历来,他们被鄙视,被认为无自婚,依附权辨。《三言》极力描写商人自尊、自立自强的一面。阿寄是徐家的奴仆。在三兄弟分家的过程中,被当作累赘分到孤儿寡母家。他要“争一口气”,“不被人耻笑”,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也为了就孤儿寡母一家于穷困之中。他不甘老迈,晚年经商“待老奴出去做写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牛马数倍?”“营运数年,怕挣不起个事业。”商人背井离乡,闯荡江湖,无依无傍,这种生活培养了商人的独立自主的品格。黄善聪就是其中一例。她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家中唯一的姐姐也嫁出去了。她女扮男装随父亲黄公“以贩线香为业”。黄公客死他乡,她一个女孩子在他乡遭此变故,没有惊慌,也没有去哀求别人,独自一人料理父亲的丧事。此后,她并没有投靠出了嫁的姐姐,而是继承了父亲的生意,选择了一个可靠的生意伙伴合作,自己养活自己,把生意经营的红红火火。 较之以往的作品,《三言》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到一些商人,但并非主要人物,且在作者笔下,十商九奸,大多数是见利忘义之徒,不齿于人的反面角色。如《水浒》里的极不显眼的郑屠、蒋门神是欺负弱小称霸乡梓的恶徒。《金瓶梅》是第一部为商人立传的长篇小说,但作者却从家庭方面的荒淫纵欲,挥金如土土,暴殄天物和官场公务方面的送往迎来,逢迎巴结,夺人财帛来写其奸。而《三言》中,作者对大多数商人都是褒扬的。他肯定了秦重追求真爱,蒋兴哥的重情;赞美了吴保安、贾禺的知恩图报,为朋友尽心尽力的精神,颂扬了吕玉、施复拾金不昧的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三言》之所以在商业题材上取得很大成功,就在于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作家提供了商人的原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从事商业的人数的增多,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形成。随之而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阴民”说崩溃,重商观念的形成令更多的人关注商人,关注商业活动。同时,作家观念的改变使《三言》对待商人的态度发生变化。冯梦龙出生与苏州府长洲县。当时的苏州是一个作坊林立的丝织业中心,又是店铺林立的中心,商业活动频繁,商品经济发展。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冯梦龙与商人多有接触并亲身参与一些商业活动,深谙商业活动,这无疑对冯梦龙创作《三言》提供了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利益驱使和引诱下,超稳定的传统的伦理心理结构也会在利益面前倒塌。商业社会要走向正规,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形成一种适宜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环境。在晚明商业经济社会,封建等级被突破,尊卑秩序混乱,伪劣商品泛滥,欲海横流,骗局盛行。冯梦龙在这样一种新旧两种观念转型时期,看到商业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痛心疾首于商业经济带来的伤风败俗、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现象和行为,深感到在缺乏商业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商业经济对社会的恶劣影响可能超过商业经济的正面影响。但他只能从感性出发,张扬一些勤奋经商,诚实经营的经商之人,歌颂他们的美德。因此,作家在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的同时,特别对商人身上的自尊、自立、自强及其他的一些传统美德加以赞扬,对新兴的商人阶层进行道德规范,从而达到功惩教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冯梦龙:《三言》,岳麓书社,1989年5月,第一版 2、吴 慧:《中国古代商业》,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版 3、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4、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海国际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