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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郁达夫小说零余者的文化内涵

 郁达夫小说以其大胆的袒露和近乎直白的表述登上文坛，并且以此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小说流派——沉沦小说派。综观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零余者形象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兼容着社会和个人表层和深层双重的对立和冲突，在内在层面上进行着传统与个人的撞击和整合，并且以个体的存在为基点，对传统文化进行着富有个人气质的反叛和续接，进而对“五四”文化精神进行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继承和部分丢弃。由此，在诸多矛盾体的产生过程中，引发了诸多苦闷、孤独、敏感、自卑、内省的因子。
一、零余者形象的感情倾向
 郁达夫在《零余者》中写道：“令人愁闷的贫苦，何以与我这样有缘，使人快乐的富裕，何以总与我绝对的不来接近。”只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①在这里，现实促使作者以零余者为基点进行文本的叙写；同时，作者对于零余者具有情感上的认同。郁达夫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社会现实与本真自我的交接，在具有“自叙”特征的文本中自然生成了一种自怜倾向。
 这种倾向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它经历了作者自我情感的审视和探究，到对现实的反叛与抗挣，最终多愁善感，内在反叛力消融。在这种“起——伏——落”的流程中，作者一方面促成了读者与现实的连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读者与作者本人的连接。
 回看郁达夫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显存在着传统习俗对国民精神的束缚与压抑。这种情形使作者产生深刻的自省，但同时作者又必须正视身处其中的现实，即使他能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文化环境的沉闷与落后，也无法否认自身存在的、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也就是说，郁达夫在这片文化土壤和环境中的劣质因子产生深刻的反叛。于是，一种复杂的心境互相纠结，在“五四”这一充满反叛和个性时代的潮起潮落的浮沉中，零余者形象就必然出现两难和困惑。由于经历上的相似而形成的对表层生活悲苦的认同，混以作者固有的忧郁气质，加上独特的自叙情结，使其在当时文坛上赢得了众多青年的认同感和应有的文学地位。
二、中外文化积淀造就富于时代个性的零余者
 研究零余者形象蕴含的文化内涵，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零余者富于的个性特性。
 综观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典型而突出。诸如：“丫”（《银灰色的死》），“他”（《沉沦》），“伊人”（《南迁》），“于质夫”（《茫茫夜》、《秋柳》、《怀乡病者》），“质夫”（《空虚》），“我”（《茑萝行》、《十一月初三》、《杨梅烧酒》），“文朴”（《烟影》、《纸币的跳跃》、《东梓关》），“姓于的”（《青烟》）等等。这些“零余者”形象，其突出特点是感情的多余，这种感情多余的对象，作者多界定在知识分子这一层面上，并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以郁达夫的代表作品《沉沦》为例，主人公“他”在学校，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一声日本同学的“说笑”，就能触动他“局外人”的敏感意识，从身旁擦过的两个“穿红裙子”的当地女学生，也能在他心灵深处点燃自卑的火种，使他的“忧郁症”一发而不可收拾。“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看，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想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因此，这种孤独逼使他转向了个人更隐秘的角落，而对异性的格外留心和关注，则成了他摆脱人生窘境、实现自我认同的异常的方式。于是，在青春期的性压抑中，他偷看了旅馆主人女儿在浴室洗澡时的情形，而后又因担心被发现而惶惶不可终日。这部分的描写极其细腻，在自责和痛苦中饱受煎熬的零余者形象跃然纸上。
 苦闷与感伤，是五四青年的时代流行病。在鼓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时代，现实的停滞与扭曲，最容易造成年轻人心灵世界的莫名的虚无。而《沉沦》，则是五四情绪的最极端的表现。它通过对主人公敏感、病态的性心理的大胆描写，揭示了他思想的觉醒。它以无比坦率的笔触，猛烈抨击了旧道德、旧传统的虚伪和掩饰。在这个意义上，《沉沦》无疑是投向旧习惯的一把尖锐而锋利的匕首，是一篇最为大胆而炽热的个人宣言。
 我们能够看到，这类零余者们，一方面有着忧郁的天性，另一方面又有着纤敏的感受。这种忧郁和纤敏使他们得以对现实中的人物的些微变化，产生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味，这种体味以精神上的痛苦和内心忏悔式的独白为主体，形影自怜和感叹世间的不平成为主旋律。这类人有着超人物外的良知，却又因为这种良知而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他们有着传统的对国和家的责任感，却又因为残酷现实的存在消解了这种责任感。于是，在两难的境地中，零余者们富有激情而又归于冷漠，直面人生而又形影自怜，心存壮志而又最终失落。
 处于两难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知识分子的率性，另一方面缺少稳固和强大的社会根基。同时，现实又不容许他们以纯粹的知识拥有而稳健地立足于社会，获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舒展。谈到个性的舒展问题，不容忽视郁达夫小说中对于“性苦闷”者的内心描述。笔者认为这是作者以一种人道主义理想对这类人惊醒的灵魂上的救助。零余者内心的伤感自卑，加上怯懦性情，使他们不敢进行感情的宣泄，心理匮乏转为要求变态的生理满足，而事后他们又陷入精神上的自责和苦闷。从这一点上来说，也体现了郁达夫个人的人文主义理想，即试图在人与人等的条件下，对传统文化和观念束缚进行破除，将几千年来文人避而不谈的问题勇敢地暴露，直面个人隐私中反映的心理实质，从而使“人”的概念更完整。这种感情全方位的展现和暴露，灵动真实而不突兀，或许从表面看来，显得颓废、疯狂，乃至变态。
 前面提到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这就是说，这部分人身上有着中国的血统和传统文化的底色，又接受着异域泊来文化的影响。在零余者的言语中，我们可以读到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诗文，同时又可以领略到具有异域才情的创作，主人公既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有着良好的把控能力，又有着较强的外文基础（如：对英、日、德等国语言的掌握），并对上述各国的文学和时代思想的精髓有着较深的体悟和感触。从传统文化传承而来的文化积淀，如爱国情怀、责任感和诗情画意的营造等，同外来文化所带来的自由、民主、清新的空气，夹带外国文人的进步意识和责任感，一起经历着主人公内项的消化和吸收，从而形成了多重的文化人格。与此同时，狭窄不定的精神文化空间也形成了，对显示的纤敏和对未来的预知力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进驻零余者们的内心深处。
 零余者们以自我内心的精神空间为基点，同时又置身于国内和国外，过去和现在的双重空间中，于是对故国的思念，对乡土的眷恋，对祖国的愚弱和贫困的感慨，对自我存在状态的不满和放纵，对异域的憎恨、爱恋同时兼具在一个人身上，一种民族间的冲撞力便显现出来，而在这一冲撞力的背后，则是具有民族性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和文化空间的差异性。例如，《沉沦》中主人公精神颓废，但他仍发出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呼喊。
三、忧郁感伤的零余者形象与郁达夫个人经历的内在联系
 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形象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文化张力？究其原因，一是忧郁感伤的情结，一是其人生经历。
 忧郁感伤情结是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审美趣味存在一定因果联系的。“达夫的病态成因也是如此，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亲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来，婚姻的不满，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们忧郁性渐渐地扩大到无穷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学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②从上面一段文字，确实可以看出零余者形象和作者本人于作品内外的承接和取合。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郁达夫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在感伤忧郁这一点上，郁达夫明显受到十八世纪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对感伤主义文学，他是持有较高评价的。“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删去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莎士比亚的剧本，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浪漫运动中的各诗人的作品，又那一篇得完全脱离感伤之域？我想，感伤主义是并无妨害于文学的。”他甚至认为“这感伤主义，就是文学的酵素了。”③可见，郁达夫对感伤主义多么推崇、重视和热爱。但他对感伤主义的理解与十八世纪后期出现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他对其理解的基点是正确的，所体味到的其中的精髓也是正确的。即对感情的崇尚，对感情至上的宣扬，对个性和人精神生活的强调，对任务内心活动的细致把握，对作品主观化和情绪化的追求。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忧郁感伤情结所受的日本私小说作家佐藤春夫富有忧郁病的主人公的深远影响，这一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不再详述。
 在人生经历这一点上，不少情况在作品中的主体和作者本体之间是完全吻合的，例如：《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中，“我”是富阳人，家有老母，十七岁去国，一九二○年结婚，一九二一年曾回国到A地（安庆）教书，一九二二年从日本留学后回国，再到A地（安庆）执教，一九二三年春离开A地（安庆），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叫龙儿等等。这种吻合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性，但同时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一个狭窄的视界，而是使其主人公具有了广泛的典型意义。这样，零余者既有了个人的内涵，又有了时代的特性。这一切除了作者个人的才情使然之外，受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尤其突出。
 “私小说”在中国文学中被称为“自我小说”，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学体裁。它不等同于自传，但其创作却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自己。郁达夫曾直言不讳地说：“在日本的小说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④可见，对私小说崇拜进而模仿，是郁达夫真实的心路历程。这一由内而外渐进的影响，使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基于作者中外文化的取合这一基础而日渐丰厚坚实起来。
 另外，置于当时中外文化之间，我们不可忽略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与屠格涅夫小说“多余人”形象的相通之处。郁达夫曾经说过：“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方巨人影响。”⑤这位北方巨人便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小说的“多余人”形象多是俄国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他们“脱离实际，意志软弱，缺乏实践能力，理想只能流于空谈，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事无成。”⑥应和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中朱卡尔的话便是——“我是这世界上完全多余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完全多余的家伙”，“多余的……在我这一辈子里面，老是发觉我的位置给人家占去了，也许我找的位置不是我该坐的地方。”⑦同样，在散文《零余者》中，郁达夫也曾说：“我的确是个零余者，所以对社会人士也是完全没用的。”⑧
 细细分析一下“多余人”和“零余者”，虽然二者不存在完全等同的可能，但却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他虽然一个受到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个接受了“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洗礼，但他们都忠于自然、忠于自我、多愁善感，存在着明显的自怜倾向。同时他们的温文纤敏中也包含着进去和愤激的情绪。他们均挣扎于动荡与革命的时代，目睹着沉浮不定的社会现实，渴望自由和个性的舒展，渴望自我价值的充分体现。而内在的纤敏和忧郁气质往往使他们在紧要关头变得退缩而趋于冷漠，进而在冷漠和冷淡的无聊困惑中玩味着自身的卑微感。在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对爱情、人生、政治风云的理解不过是“烟，烟，一切在我看来只是烟。”（《烟》）而郁达夫也认为“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有些事被我把握住了，但防开紧紧握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青烟》）
 可以说，相似的社会背景和个性要求使两位作家的作平有了相同的精神内质。另外，郁达夫在性情上对屠格涅夫的认同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纤敏、忧郁、多情等的对等性体悟。可以说，西欧早期感伤主义颓废色彩的文学思潮，便郁达夫沉溺在悲伤的情绪之中，并产生了强大的自我认同感。同时，他又沿此线路对自己的感情进行着放纵和宣泄，在借助文本主体进行各种因素（如环境、心态、情绪等）的组接和拼合中，将这些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零余者变于此具有了显示和自我的多重意蕴。
 除屠格涅夫以外，郁达夫也深受卢梭的影响。在我们对卢梭的《忏悔录》进行文本解读时，很容易发现零余者所具有的诸如心灵告白、性欲袒露、忧郁心境和自卑凄苦、孤愤傲视等特征，无疑是《忏悔录》的中文翻版。
 同时，从《郁达夫文集》的许多处，我们可以洞悉其所受卢梭的影响是明显而深远的。笔者认为这首先缘于二者性格气质相似，如反对压迫、争取个性解放的前卫意识；崇尚自我的感伤情怀；奋斗之后的落魄和继之而起的自怜和仇视心态；精神长期受到压抑之后进行的近乎变态的宣泄等。正是由于这些相似点，使郁达夫对卢梭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进而对其推崇和热爱，卢梭认为：“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其自身应有的关怀……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意志，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⑨郁达夫也认识到“个人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哪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的信念？”⑩于是，在相同的自我关怀这一点上，郁达夫的小说成功地实现了对卢梭《忏悔录》中相近元素的吸收和接纳。零余者形象亦具有了“卢梭式”的内蕴。
四、零余者形象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郁达夫小说零余者形象是富有时代精神的，“五四”这一特定的文化北京使起具有了更深层和更多元的文化意义。可以说，郁达夫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应和和体现着“五四”特有的人文精神，阐发着文学的原义——人学观念的。对自我的关注，对人性的展现，对私人化隐秘的袒露，使其实现了对这种精神内质的暗合，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出色地完成了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仔细品味，零余者形象是拥有着个人情绪、时代思潮和民族伤痛这多种因素杂合而成的“时代病”的。他们这些彷徨于歧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挤出社会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这些被打上时代烙印的、被损害、被压迫的弱者，在那时的众多热血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也使人们在中外文学的关注中找到了诸多的契合点，在世界这一大格局中，发现人类所具有的人性和历史的相似处，进而在这一共有范围内建构着属于个人的、兼具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空间。
 毫无疑问，零余者形象是以主人翁的地位在此空间内体现和述说着多重的文化和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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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郁达夫》第十三章《零余者》，文汇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第302页
钱杏村：《达夫代表作后序》，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郁达夫：《序孙译〈出家及其弟子〉》，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郁达夫：《海上通信》载《郁达夫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郁达夫：《屠格涅夫〈罗亭〉问世以前》，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郁达夫：《郁达夫》第十三章《零余者》，文汇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第302页
卢　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郁达夫：《海上通信》载《郁达夫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文汇出版社，2002年8月第8版
2、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卢　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郁达夫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郁达夫文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郁达夫通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7、郁达夫研究学会编印《郁达夫研究通讯》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