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摘 要]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金庸  小说  历史意识
 说起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提到金庸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金庸的14部武侠小说里的不但情节人物引人注目，精彩无比，令人震撼。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宗教，诗词等传统中国文化。    小说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
 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     钱钟书引之，且曰：“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 。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倪匡曾谓：“《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 时代 ，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
   我们知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 “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
 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而李白、杜甫、王维作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
 金庸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时说：“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 影响 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如：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作为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还说：“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
 余话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
2、萧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3月27日。
3、《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04月25日。
4、《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
5、《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6、《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7、《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
8、焦小云记录，《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9、吴晗：《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