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 [摘 要]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金庸 小说 历史意识 说起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提到金庸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赞同。金庸的14部武侠小说里的不但情节人物引人注目,精彩无比,令人震撼。而且还包括了历史,宗教,诗词等传统中国文化。 小说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 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 钱钟书引之,且曰:“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 。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倪匡曾谓:“《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 时代 ,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 我们知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 “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 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而李白、杜甫、王维作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 金庸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时说:“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 影响 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如: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作为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还说:“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 余话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 2、萧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3月27日。 3、《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04月25日。 4、《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 5、《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 6、《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7、《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 8、焦小云记录,《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9、吴晗:《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