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他的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积累,为后世文学的更大发展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六朝文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① 一、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 随着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作品空前繁荣,深化了对艺术形式自身的认识,加以品评风气的盛行,促使文学批评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专论和专著。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评论对象的文学批评专论。陆机《文赋》以骈体文的形式,完整而系统地论述了以构思问题为中心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部分,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其理论性、系统性是古代文学理论专著中空前绝后的。钟嵘《诗品》是专门评论五言诗源流、发展及代表作家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一些主要的诗学观点见之于《诗品序》。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三、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 (一)、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二)、佛教对文学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的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学的影响。② 想象世界的丰富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故事性的加强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3、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4、词汇的扩大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5、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四、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 (一)、五言古诗达到鼎盛 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二)、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语言形式美的文体 骈文,也称四六,是一种讲求形式美的文体,其特点为句式齐整、两两相对,辞藻华丽,音律谐调。这种以偶句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与自由书写的散文相对独立而存在,表现出形式、情调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由于南朝特殊社会背景、文学氛围和作家队伍,加之文学意识的更加自觉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所以特别讲究形式美的骈文和骈赋呈现出畸型繁荣的局面,取散文而代之,成为文坛的主流。 (三)、抒情小赋发展成为骈赋 在骈文大盛之时,辞赋亦日渐骈化。南朝辞赋是我国辞赋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变时期。咏物抒情小赋是这一时期辞赋的主流。辞赋题材的扩展与丰富,诗赋合流趋势的明显和抒情化的加强,语言的骈偶化和风格的日渐绮丽,标志着这一时期辞赋的特色和新变。 (四)、七言古诗的确立 中国七言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先秦时荀子的《成相篇》是仿民谣写成的七言和杂言韵文。西汉时代,《汉书》所载东方朔、刘向等的《七言》以及《楼护歌》、《上郡赋》等也均为七言。东汉时,除了为数不少的七言民谣,文人也开始七言诗创作,张衡的《四愁诗》最为有名。建安时代,曹丕的《燕歌行》二首,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然从魏以后,七言诗一直为受文人所重视,七言歌谣一直在民间流传。鲍照大胆突破文人们的传统偏见,把本为北方牧歌的《行路难》发展改造成以七言为主、间有杂言的七言歌行体。他不但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燕歌行》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为七言诗的发展树立了样板,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自他以后,文人七言诗的创作日益繁盛,使七言诗逐渐获得了主流诗体地位。 (五)、南北朝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的一个新发展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成果,不但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风貌,而且在艺术上也创造出新的形式和风格。 南朝乐府民歌今存约500首,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其中吴歌326首,西曲歌142首,神弦歌18首。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吴歌产生的地点在长江下游,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为中心,以东晋和刘宋作品居多。西曲歌产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以宋、齐、梁、陈的作品居多。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南朝乐府民歌内容虽然单调,但由于其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爱情生活,并且所写之情极其真实,多如流自肺腑,颇具感人力量。它一改汉乐府民歌多长篇,多叙事的特,点,主要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而以抒情为主。每首诗集中写一点不拖拉繁缛,既明快,又含蓄。诗中长于委婉细腻的笔法,尤善描写心理活动,将主人公霎那间的感情片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语言运用上,它不仅有传统民歌语言明白晓畅,清新自然,多用比兴、象征手法等特点,而且充分利用汉语谐音的特点,大量采用隐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南朝乐府民歌对后世爱情诗影响深远。其短小的体制,既为齐梁新体小诗之典范,尤为唐人五绝之滥觞。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长篇抒情诗《西洲曲》。 北朝乐府民歌约60余首。大部分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横吹曲”原是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曲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最富于地方色彩;有的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战争;有的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还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 (六)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受上古神话传说、先秦诸子设譬取喻的寓言故事及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开始发展并空前繁荣,出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志怪小说以记载神仙方术、鬼巫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故事为主,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也称轶事小说,以记载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风神为主,代表作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对唐传奇及《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后世小说有一定的影响。《世说新语》描写“魏晋风度”,反映士族阶层的生活面貌,客观上暴露了豪门贵族的腐朽和虚伪,赞扬了反抗礼法的精神;善于用细小的富有特征性的情节,通过简洁含蓄、精练传神的语言,刻划社会风貌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以后小品文的典范,其中一些故事成了文学作品的素材或引用的典故。
参考文献: ①、李道英:《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1页。 ②、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