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他的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积累，为后世文学的更大发展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六朝文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①
 一、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１２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 《文章缘起》分为８４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 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
　  随着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作品空前繁荣，深化了对艺术形式自身的认识，加以品评风气的盛行，促使文学批评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专论和专著。曹丕《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评论对象的文学批评专论。陆机《文赋》以骈体文的形式，完整而系统地论述了以构思问题为中心的创作方法与技巧。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部分，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其理论性、系统性是古代文学理论专著中空前绝后的。钟嵘《诗品》是专门评论五言诗源流、发展及代表作家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一些主要的诗学观点见之于《诗品序》。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三、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
    (一)、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二）、佛教对文学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的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学的影响。②
想象世界的丰富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故事性的加强
　　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3、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4、词汇的扩大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5、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 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四、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
 （一）、五言古诗达到鼎盛
 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二）、骈文的兴盛，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可以充分发挥语言形式美的文体
 骈文，也称四六，是一种讲求形式美的文体，其特点为句式齐整、两两相对，辞藻华丽，音律谐调。这种以偶句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的文体与自由书写的散文相对独立而存在，表现出形式、情调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由于南朝特殊社会背景、文学氛围和作家队伍，加之文学意识的更加自觉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所以特别讲究形式美的骈文和骈赋呈现出畸型繁荣的局面，取散文而代之，成为文坛的主流。
 （三）、抒情小赋发展成为骈赋
    在骈文大盛之时，辞赋亦日渐骈化。南朝辞赋是我国辞赋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转变时期。咏物抒情小赋是这一时期辞赋的主流。辞赋题材的扩展与丰富，诗赋合流趋势的明显和抒情化的加强，语言的骈偶化和风格的日渐绮丽，标志着这一时期辞赋的特色和新变。
    （四）、七言古诗的确立
    中国七言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先秦时荀子的《成相篇》是仿民谣写成的七言和杂言韵文。西汉时代，《汉书》所载东方朔、刘向等的《七言》以及《楼护歌》、《上郡赋》等也均为七言。东汉时，除了为数不少的七言民谣，文人也开始七言诗创作，张衡的《四愁诗》最为有名。建安时代，曹丕的《燕歌行》二首，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然从魏以后，七言诗一直为受文人所重视，七言歌谣一直在民间流传。鲍照大胆突破文人们的传统偏见，把本为北方牧歌的《行路难》发展改造成以七言为主、间有杂言的七言歌行体。他不但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燕歌行》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为七言诗的发展树立了样板，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自他以后，文人七言诗的创作日益繁盛，使七言诗逐渐获得了主流诗体地位。
 （五）、南北朝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的一个新发展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成果，不但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风貌，而且在艺术上也创造出新的形式和风格。
 南朝乐府民歌今存约500首，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其中吴歌326首，西曲歌142首，神弦歌18首。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吴歌产生的地点在长江下游，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为中心，以东晋和刘宋作品居多。西曲歌产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以宋、齐、梁、陈的作品居多。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南朝乐府民歌内容虽然单调，但由于其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爱情生活，并且所写之情极其真实，多如流自肺腑，颇具感人力量。它一改汉乐府民歌多长篇，多叙事的特，点，主要采用五言四句的形式，而以抒情为主。每首诗集中写一点不拖拉繁缛，既明快，又含蓄。诗中长于委婉细腻的笔法，尤善描写心理活动，将主人公霎那间的感情片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语言运用上，它不仅有传统民歌语言明白晓畅，清新自然，多用比兴、象征手法等特点，而且充分利用汉语谐音的特点，大量采用隐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南朝乐府民歌对后世爱情诗影响深远。其短小的体制，既为齐梁新体小诗之典范，尤为唐人五绝之滥觞。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长篇抒情诗《西洲曲》。
 北朝乐府民歌约60余首。大部分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横吹曲”原是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曲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最富于地方色彩；有的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战争；有的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还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
 （六）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受上古神话传说、先秦诸子设譬取喻的寓言故事及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开始发展并空前繁荣，出现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志怪小说以记载神仙方术、鬼巫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故事为主，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也称轶事小说，以记载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风神为主，代表作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对唐传奇及《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后世小说有一定的影响。《世说新语》描写“魏晋风度”，反映士族阶层的生活面貌，客观上暴露了豪门贵族的腐朽和虚伪，赞扬了反抗礼法的精神；善于用细小的富有特征性的情节，通过简洁含蓄、精练传神的语言，刻划社会风貌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以后小品文的典范，其中一些故事成了文学作品的素材或引用的典故。

参考文献：
①、李道英：《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1页。
②、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