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爱国、感时忧民——浅析陆游诗的思想特点

精忠爱国、感时忧民
                                             ——浅析陆游诗的思想特点

     摘要：陆游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人们称为“小李白”，他的许多诗篇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其诗风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其诗被称为“诗史”。陆游诗歌中的爱国情怀具体表现在忧国忧民、心系国家。他把自己的爱国情怀融化到诗歌中，同时也热爱人民生活，歌唱生活的美好事物，以幻想梦镜寄托报国理想，探寻自我理想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陆游   爱祖国   爱人民
    从中国诗歌史中，我们知道，屈原的伟大在于他能用独创的新韵律，来表现他可歌可泣的生命；李白的伟大，在于他表现了盛唐人的气魄以及冲决封建秩序的那股力量；杜甫、白居易的伟大，在于他们特别着眼于民生疾苦而创作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的诗篇，并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上，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些伟大的诗人，各具特色，各有独诣，因而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继承了这个传统，而又能自张一军的，就要数陆游了。陆游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便是反映了那时代风云，社会人心的爱国主义的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发自诗人内心情感的燃烧而体现于优美的诗句。在他八十多岁的生命和流传至今的九千多首诗里，都贯穿着这种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情感。本文着重从爱祖国、爱人民两个方面来谈谈陆游诗歌的思想特点。
     一、爱祖国
 在陆游所处的时代，祖国的大好山河被分裂，北方广大人民遭受到民族压迫，而南宋小朝廷却屈膝事故，不思恢复，这种奇耻大辱，是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所不能忍受的。雪耻御侮，收复失地，是爱国志士的抱负，是人民的迫切愿望。陆游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以其慷慨悲壮的诗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
 由于幼年在敌人的压迫下的仓皇逃难，得到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所以陆游在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爱国复仇的愿望。他说：“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见文章，颇恨非素志。”（《喜谭德称归》）他的素志，不仅仅是做一个诗人，而是想要打退异族的侵略，收复祖国的失地，建一番旋乾转坤的功业。因此，他说：“少年志欲扫胡尘”（《书叹》），又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同时，为了实现他这豪迈的志愿，他还努力学习军事谋略和知识：
 “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他绝不像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玩弄词章，而是时时做者保卫祖国的准备。因此，他可以毫不愧疚地说“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
 因此，作为陆游爱国诗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那种“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声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早年，陆游在《夜读兵书》一诗中就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去蜀之后，他也没有消沉，《前有樽酒行》说：“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第！”，《书悲》诗中也说：“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他始终以为国立功，战死沙场为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直到八十二岁高龄时，诗人还唱出了“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豪言壮语。在《书志》一诗里，他甚至表示，如在生不能灭敌，死后肝心也要化为金铁，铸成利剑，来内除妄臣，外清妖孽：“肝心独不化，凝结为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万里静妖孽。”在《书愤》中还说到死后也要做“鬼雄”：
 “白法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夜色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做鬼雄！”
 《九歌　．国殇》中说：“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陆游所继承的正是这种高度的爱国精神的传统。
 诗人抱着万死不辞的报国决心，但在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畏敌如虎的情况下，诗人却是“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因此，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无耻无能的种种表现，引起了他无比的愤慨与憎恨.他首先反对以秦桧等为首的投降派和敌人鉴订的所谓和约：“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呜呼此何心？有酒吾忍酌！”（《醉歌》）“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 ”（《陇头水》）。对于那些苟合取容、毫无民族意识的官僚们，陆游痛斥道：“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追感往事》之五；）对于那些只知荒淫逸乐，不顾巩固国防，收复失地的军阀们，陆游痛斥道：“和戒诏下十五年，将近不站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何来酣斗时，人情愿少歇，即今数十秋，复谓需岁月。诸将尔何心？安坐望旄节。”（《客从城中来》），这些诗句把当时统治阶级的卑劣的心灵与行动刻画的淋漓尽致，特别是“呜呼此何心？”“诸将尔何心？”“误国当时岂一秦？”这些义正辞严、一针见血的质问，真不知那些误国殃民的将吏们如何答对！这种对统治者的极其强烈的憎恨，正是出于他对祖国深厚的爱，有所爱固有所憎，诗人的爱憎是极为分明的。
 至于陆游自己，虽也出身仕宦之家，虽也曾作过南宋政府的官吏，但他和那些统治者们毫无相似之处。当统治者们饮酒作乐的时候，他却想到山河的破碎惨然不乐了。冷酷的现实使陆游从幻想或梦境里寄托他的报国理想。在这类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有时像一员猛将，跃马大呼，夺关斩将：“三更扶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楼上醉书》），有时又不失书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安诸城》），有时他又像一位军师，随从皇帝亲征，不仅恢复了“两河百郡宋山川”，而且“尽复汉唐故地”（《剑南诗稿》卷十二的诗题。）所以他说：“谁知蓬窗梦，中有铁马声”（《书悲》）。陆游的爱国热情往往还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联想表现出来。他听到一声新雁叫，也会勾起无限感慨：“夜闻雁声起太息，来时应过桑乾碛”（《冬夜闻雁》）以至于“自恨不如云际雁，来时犹得过中原”（《枕上偶成》）特别是大雷雨，大风雪时，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铁马，“气吞残虏”的雄心和遐想，正如他自己表白的那样：“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戈阳道中遇大雪》）。人们都畏惧大风，陆游却在大风中登上城头，希望自己能像大风那样勇猛、扫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为国平河惶”（《大风登城》）。当他晚年闲居山阴时，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卧病在床的老诗人还想到为国戌边，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所有这些梦思幻想，都应看作陆游爱国精神的一种表现。
 陆游一生坎坷，入仕后虽也有从军南郑的喜悦，但总的说来，都是在壮志难酬的痛苦煎熬中消磨岁月。在黜陟沉浮的经历中，诗人痛切感到报国无路，内心深处凝聚了无穷的怨愤。但是，他的爱国思想不但毫未消磨，反而锻炼得更加坚定了。即使在二十年的山居务农生活中，也没有忘记恢复中原，七十二岁高龄还高唱悲壮的爱国之歌：“鸡犬香闻三千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河山夕照红。”（《感事》）。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陆游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是至少至老历久不渝的。这是他杰出的地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爱国诗人的地方。这种对美好理想与愿望的执着是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后先辉映的。我们考察陆游诗的思想性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是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陆游诗里所表现的爱国思想的特征，体会其与别的爱国诗歌内容的不同之处。陆游爱国诗之所以特别值得推崇的地方，还在于他的爱国思想的进步性：陆游的爱国思想是以社稷和民族为重，而非仅忠于赵家一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很多诗中窥见，尤其在《示儿》一诗中更为明显。诗人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在给儿子的遗嘱中这种爱国深情更得到凝练、集中、升华。
 二、爱人民
 一个真正爱祖国的诗人，也必然同时是一个爱人民的诗人。陆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诗不但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揭露了劳动人民所受内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因而也具有高度的人民性。他说：
  “逢秋未免悲，直以忧国故，三军老不战，比屋困征赋。（《悲秋》）。
  捶楚民方急，烟尘虏未平，一身那敢计，雪涕为时倾！（《三月二十五日夜达旦不能寐》）”
  可见，爱祖国、爱人民是他的诗歌的两项主要内容，而两者又是紧密结合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写了大量的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诗篇，深刻的反映当时严重的阶级矛盾。南宋统治阶级除了自己过着淫侈腐朽的生活以外，还要“岁辇金絮输胡羌”，把大量的金钱与娟匹贡献给金人。为了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统治者于是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手段残酷地剥削人民。首先是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大量土地集中在朝廷和官僚、地主手里，以坐享租米和租钱的收入。然而，农民所受的剥削还不止这些。他们在正税以外，还要缴纳附税。税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税钱一贯，附加到十八贯。附税之外，又有杂税如所谓经制钱、月椿钱、板帐钱之类，种种名目，不一而足。在朝廷、州县、奸吏豪绅相互勾结，层层压榨之下，好比设下 天罗地网，农民无处逃生，所以陆游尖锐而准确地指出这种情况说：
  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就能脱。（《书叹》）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封建社会的剥削实质形象地反映在这二十个字中了。陆游在《上殿札子》一文中指出“视郡县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体者皆贫民也。”这种血淋林的惨状，看在陆游的眼里，写在陆游的奏疏里，也反映在他的诗里：
  常年征科烦捶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
  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农家叹》）
 数年斯民厄凶荒，转徙沟壑殣相望。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秋获歌》）
 统治者这样残暴掠夺的结果，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得以尽情享乐，贫者只有转死沟壑：
 富者豪吏多厚积，宜其弃金如瓦砾。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僧庐》）
 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
 这些诗句，以对比的手法，深刻的揭露了阶级对立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更是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一从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后先辉映。
 另外，由于南宋政府的腐化无能，忽视人民的生活，忽视农田水利，因而在上术严重的人祸之外，人民还要遭受频繁的天灾。就以赵眘、赵惇、赵扩祖孙三朝而论，在这长达六十二年的时间内，没有一年是不闹灾荒的。逢到灾荒的年头，奸商富户乘机囤积，抬高粮价，小民无衣无食，更没活路了：
 岁秋固多雨，每悔不及时，黄尘蔽赤日，苗稿已不迟。踏车声如雷，力尽真何为！天岂不爱民？云族风散之。穷民守稼泣、便恐化棘茨。妻子不望活，所谓尊老饥……（《闵雨》）   
 风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岂惟涨沟溪，势已卷平陆。辛勤艺宿麦，所望明年熟。一饱正自嬉，五穷故相逐。相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明朝甑复空，母子相持哭！（《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
 这些贫苦无告的老百姓受不了地主官吏的侵略榜掠，迫于灾荒和饥饿有的便只好弃家逃亡。
 “北陌东阡有故墟，辛勤见汝昔营居，豪吞暗蚀皆逃生，窥户无人草满庐”（《太息》）
 正因为诗人看到了“常年征科烦捶楚，县家血湿庭前土”（《秋赛》）的苛政，使陆游突破了士大夫的偏见，而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反对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他对这种把人民“逼上梁山”而又目为盗匪，加以屠杀的暴行，非常不满，他大声呼吁道：
 “彼盗皆吾民，初非若胡羌，奈何一朝愤，直欲事殴攘……抚摩倘有道,四境皆耕桑!（《疾小愈纵笔作短章》）”
 “吏或无佳政，盗贼起齐民，孰能扶以德，坐还三代淳！”（《两獐》）
 陆游主张不要“殴攘”要“扶以德！”他认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上殿札子》）这种认识，在一千多年前，是极为可贵的，也是富有进步意义的。
 陆游始终关心人民，总希望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他深深知道“但得官清吏不横，既是村中歌舞时。”（《春日杂兴》）因此他常常自勉，并以勉人。他在严州往上是“拘挛拙征科”的，因此他觉得“榜笞督租赋，涉笔骍我颜。”（《秋兴》）他有良心，宁肯丢官罢职，也不肯残民以逞。他送儿子子龙赴吉州时嘱咐他说：                                         
 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
 他的侄子在边疆上做地方官，他写诗给他说：
 惟当奉法令，日夜扶孤茕，官卑俸入薄，切勿厌藜羹，勇如赤壁战，节若江水清！（《寄十二侄》）
 陆游的诗不仅广泛的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还大胆的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由于当时土地地兼并严重，租税负担的不合理，所以当时人民都希望分土地均贫富，陆游在诗中表现了这种愿望：
 井地以养民，整整若棋画：初无甚贫富，家有五亩宅，……谁能讲古制，寿我太平脉！（《岁暮感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满于当时的土地制度而抱着改善人民生活的理想，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关怀和热爱，也反映了人民企图摆脱剥削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
 在陆游诗里，还表现了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这也是非常可贵的。他主张广开言论，给人们以说话的自由：
 君看多故日，宁是弃言时？（《送王嘉叟编修出佐南昌》），
 公议在天下，如人有元气。（《斋中杂兴十首》之三）
 他主张培养人才，不要摧折士气：
 议论孰能忘忌讳，人才正要越拘挛！（《忧国》）
 他相信集体的力量，主张群策群力：
 天将启治乱，人才有用舍：向非万牛力，孰能在大厦！（《杂感十首》之一）
 这些都是极为进步的思想，也是构成他的诗歌的人民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在宋金敌对的情况下，陆游是坚持了民族立场的；在南宋统治者与农民对立的情况下，陆游是同情广大人民的，在历史人物中既有爱国的思想，又有爱国的行动，既忠诚于国家，又忠诚于人民，既爱国，又不盲目忠君；这样的人是不多的，陆游却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正因为这样，这位诗人才深受南宋百姓的热爱，致使有的人家“生儿多以陆为名”（《山村经行因施药》）；正因为这样，梁启超才推许陆游是“亘古男儿一放翁”的。也正因为这样，陆游才成为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的巨星、光耀千古！
 

 参考书目
 1．齐治平著：《陆游传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p109-130）。
 2．康锦屏、陈刚、刘扬体著：《陆游名篇赏析》，北京十月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
 3．欧小牧主编：《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4．曹济平著：《陆游》，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第二版。
 5．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p113-118）。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