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城》中看知识分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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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人生小说，作者采用了一个旁观视之的角度，通过方鸿渐在学业、爱情、婚姻到事业上遭受的种种失败，不动声色的表现了作者自身对这个年代知识分子使命及生存状态的思索及其产生的渺茫感。多少年来，这部作品仍然有着不朽的艺术魅力，如同清雅的百合沁润着人们的心田。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讽刺和诙谐的笔调，从道德的角度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参考文献：
《我看<围城>》, 文一虫 ]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以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青年方鸿渐为中心，以调侃、幽默和极富讽刺意味的笔触，描绘了一群留学生与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和婚姻恋爱等方面遭遇到的重重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虚伪、贪婪、庸俗的猥琐灵魂和混沌、彷徨、空虚的灰色人生，表现了作者对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透过这些海归者身上的劣根性，进而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就像钱钟书先生在序里所说的：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拨开了这些知识分子“儒雅”的外纱，露出了人性的本质。让《围城》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人性的丑恶方面。所以，时至今日，这部作品读来仍让人反思、警醒。
一、《围城》用讽刺和诙谐的笔调，从道德的角度描绘了抗战时期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现代文学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大多数作品是描写在封建礼教桎梏中挣扎，在同黑暗社会的搏斗中沉沦、动摇、彷徨、追求的形象，表现一些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理想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现实之间的冲突，揭示他们在时代流潮中抗争和分化的历史命运。而《围城》选择的角度是比较独特的，《围城》中的主人公既不是冲破闭锁的国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又不是努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满心想引进先进科学来改造中国，结果在旧社会报国无门、头破血流的爱国赤子；也不是拜倒在洋人膝下，连月亮也说是外国圆，但求“洋化”中国的奴才。他们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行动实践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的形象本身也不足以体现出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遭遇。严格地说，他们甚至不是什么真正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人物。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混迹学坛的“游学生”、伪教授，毕生的业绩只是追赶女人、混饭吃、欺世盗名。钱钟书先生通过对这些“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各种陋习的揭露，通过对他们当时盲目、混沌的生活状态的揭示，反映出知识分子在千百年封建社会中沉淀的陋习，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空虚、懦弱的精神状态。
 （一）、小说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性格的矛盾，生活的迷惘。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方鸿渐出身于封建世家，父亲是前清举人，他靠着其死去的未婚妻的父亲的资助赴欧洲留学。在《围城》中，他是个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有正直和热情的一面。在应邀的一次演讲中，他鄙薄西洋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只不过是“鸦片和梅毒”；他拒绝大官僚的千金苏文纨的自作多情的许爱，多次揭穿对方的庸俗、势利和虚伪；在三闾大学任教期间，看不惯那里的黑暗的人事制度和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当他从职的华美新闻社被敌伪收买后，他没有顾及自己的生存问题和亲友的反对，毅然离开了报馆。这些都显示出他正直的一面。
 可方鸿渐也不是纯意义上的好人。他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从他的求学经历看，他“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懒散”,由于四年中换了几所大学，但却一无所获，没有学到任何专长，眼看着回国在即，在虚荣心的作用下，最后他不得不从一爱尔兰人手中花40美元骗得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也正是这张假文凭使他后来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在生活上，他有放浪的一面，由于他受西方生活的影响，生活放荡，在回国的船上，他挡不住诱惑，与轻佻的鲍小姐偷情，干那苟且之事。在为人处事方面，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 “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招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细想方鸿渐所处的时代，战乱频频，人们流离失所，人与人之间也是尔虞我诈，官场一派黑暗腐败，在这个社会中，像方鸿渐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不会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他并不甘心，决心去努力，去奋斗，去争取，他处处碰壁，事事不如意，到头来才发现，自己跑来跑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却始终没有跑出婚姻这座围城，社会这座围城，人生这座围城。面对残酷的现实，方鸿渐只有叹息和无奈。方鸿渐的悲剧，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那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这一“围城”中的悲剧命运。
    孙柔嘉是小说中一个较有心计的知识女性角色。追求爱情无可厚非，但她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她设下了一个个“圈套”，让方鸿渐一步步走进她的“围城”。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
方鸿渐、孙柔嘉、赵辛楣在《围城》中是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通过对他们矛盾性格的揭示，反映出了他们身上的弱点，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彷徨。　 （二）、小说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爱情观的茫然。
 [余岱宗：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书屋》二〇〇二年,第二期
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杨溢泽：《钱钟书〈围城〉批判》，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在回国的油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
 《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等等。但《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只见人们在爱情的围城内外追逐、彷徨。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矫揉造作，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权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倒了最醒目的位置。
 （三）、小说揭示了知识分子共有的弱点——虚荣。
 作者以精湛的笔触对小说中各类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作了精彩的描述，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颓败的弱点。
 如：《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在虚荣心的作祟下，人们展开了一场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虚荣心。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有人说钱钟书的《围城》是扎在人性那颗虚荣心上的一根刺，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夸大了几倍，所以日本人能烧杀抢掠虚荣心里的空中楼阁的房子，乌托邦的产业和单相思的姻缘。无独有偶，当方鸿渐夫妇搬入新居时，妯娌俩联袂名为道喜，实为"侦查"时，都向孙柔嘉虚报当年的嫁妆，一个说家俱堆满了新房，一个说衣服多得穿不完。这里形成很有意味的对称结构，一是喝过洋墨水的大学教授，一是不通文墨的粗俗妇人，高雅与粗俗相距甚远，但在虚荣心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我认为钱钟书是刻意设置这种对称结构，他要通过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来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自然而然由男及女，由上层到下层，由有知到无知。
 （四）、小说还反映出一些可鄙的知识分子身上令人作呕的污点。
   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令人生厌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满口仁义道德，但却满腹男盗女娼的封建半旧遗老李梅亭。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把仁丹给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
 此外，还有虚伪庸俗的，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而得意的大家闺秀苏文纨；俗不可耐的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外形木讷，内心龌龊卑琐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却老奸巨滑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等。这些活跃在“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物，真实地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病态。
二、《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现实意义。
 《围城》整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着笔很少，所谓的历史容量，时代风云只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遗憾，甚至是病灶。我却觉得这正是本书的成功处，因为它不以塑造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以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态为目的，换言之它反映出了带普遍性、而又超越了时代的人性百态。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一）《围城》在当今仍可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审视自己的道德与灵魂。
 在倡导精神文明的今天，我们也不难看到像不学无术的方鸿渐，附庸风雅的董斜川，庸俗无聊的曹元朗，欺世盗名的褚慎明，胸府心计的孙柔嘉，轻浮肤浅的鲍小姐，厚颜无耻的李梅亭，老谋深算的高松年这样的人，以前有，今天仍有，以后还会有。一提起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就会联想到方鸿渐；一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我们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小姐；对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则常常会让我们想到李梅亭式的人物。
 所以我个人觉得《围城》比《官场显形记》《儒林外史》等讽刺遣责小说更进一步，就在于前者有固定的社会背景，离了这个社会背景，人物意义就大打折扣。我们今天再读这些小说，多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上，并不能作为一种智慧之书来看，更不能让人看了后有审视自已的逼真、近切和共鸣之感。而《围城》它像一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无论是从前、今天还是明天，都会让人站在它面前反思、警醒。
 （二）知识分子在《围城》前的反思。
 人们常用博学多才、彬彬有礼等词来形容知识分子，可见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与尊重。《围城》揭示了当时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弱点。他们的文凭与学识不符，他们的道德更与地位、学识不符。现今，这些现象依然存在。我们常抱怨现在的文凭不等于学识、能力，有知识不等于有道德等等，以至于很多用人单位，不敢轻易聘用拿着高学历的人。真正提高文凭的含金量，真正树立起知识分子的德才兼备形象，引领时代的知识、道德主旋，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重任。
 总之，《围城》给二十世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多少年来，这部作品仍然有着不朽的艺术魅力，如同清雅的百合沁润着人们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