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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的“投降”

 初观《三国演义》就被其深深吸引，那种壮大的战争场面撼动人心。虽然内容浩大，但其情节线索可以概括为：“七神”、“八献”、“十字歌”。 “七神”即：“华佗神医”、“孔明神算”、“赵云神将”、“关公神威”、“张飞神声”、“黄忠神箭”、“管辂神卜”。“八献”即：孙策献玉玺、王允献貂禅、曹操献刀、庞统献连环、阚泽献降书、黄盖献苦肉、孔明献空城、张松献地图。 “十字歌”即：“单刀赴会、二嫂过关、三请诸葛、四别徐庶、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阵图、九伐中原、舌战群儒（闽南方言“舌”与“十”谐音）。书中那些文官武将，谋臣将士，有的是为了争帝图王，有的是为了扶主效忠，彼此之间，展开了无情的倾轧，使整部小说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尖锐剧烈的拼死斗争，其实这根本就是三大家族的斗争。
 但是，与宏大的战争场面不协调的是那些将领们不仅极易投降，并且一降再降的也大有人在，像“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28页] 这句话都看熟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三国时期的人似乎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有“忠义”伦理的观念，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三国演义》中，投降的将领总共有140人，共计148次，更不用说还有诈降的15次，以及没交代主帅姓名的五次大规模投降：杨怀、高沛所带的从人二百降刘军；一百一回，卤城太守，魏守将，素知孔明，开城投降；一百十二回，吴兵，大半降魏；一百十七回，洛城军民，闻艾至，疑从天降，尽皆投降；沅、湘直抵广州诸郡之守令皆望风而降晋，武昌亦降。
 投降的将领不仅身份、地位、民族各异，就连投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直接反叛的、被设计而投降的、被义释而后真心投降的、诈降的……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名不见经传的，有些人是大名鼎鼎的，如吕布、严颜、孟获等。
 一、这些将领中一降再降的有：陈登、陈圭、华歆、张绣、黄权、谯周、申耽、孟达、甘宁。虽然同样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变节，但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像陈登、陈圭两父子，他们先事吕布，后事曹操，之后又效忠刘备。不过，他们似乎是为时而动，过程虽然复杂，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效忠于大汉刘家，因此书中对他们的态度是宽容的。
 还有甘宁原是锦帆贼，降刘表，还救过黄祖，后来投降东吴。他们的投降次数虽然多，不过或许是因为立功的缘故，作者对他们并不是很苛责。
 其他人虽然也是再三投降的，但相对于华歆，人们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责备之词。华歆先降孙策，后为曹操所用，变节两次，但是人们对他的贬斥之词则远远多于前者。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帮曹操陷害汉主，这样的行为违背了做臣子的忠诚，更无法在道德思想上找到立足之地。难怪《三国演义》中有评判他的诗句：“华歆当日逞凶谋，破壁生将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骂名千载笑‘龙头’！”[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52页]
 二、一降然后又誓死效忠的有：庞德、姜维。庞德原是马超的部下，在马超兵败后因病未与马超同行去投靠刘备，后为张鲁抵曹，被曹军设计，遂降曹。后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在与关羽的战斗中不幸落败被杀。但其豪气却让人深深感动，尤其是他出征前预备了一副棺材，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姜维，原是魏将，被孔明设计以至兵败，因为孔明非常敬重他的才能，更兼他也为孔明的才学所折服，于是降了孔明。从此，他与孔明名为将帅，实为师徒，感情甚笃。他为孔明出谋划策，攻池掠地，成了孔明的左右手。孔明死后，他又继承孔明的遗志，一心为光复大汉而操劳，几度出兵，虽然没有大的成就，也算是殚精竭虑了。可惜的是，他也无法避免和他老师同样的命运：被奸臣陷害，以至于后主怀疑，功未成而先退军。就算是后主刘禅投降魏国后，他仍为恢复蜀国而诈降于钟会，企图通过离间钟会而达到自己复国的目的。但历史是不容改变的，他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现状，最后自刎而死。
 有名的降有：孟获的“七擒七纵”，他第一次为魏延所擒，第二次为董荼那所擒，第三次为马岱军所擒，第四次落陷坑为魏延军擒，第五次为杨锋及子擒，第六次诈降被擒，第七次为马岱所擒，经过如此长时间、大精力的反抗后，他终于对诸葛亮心服口服地降了。可能是因为他是外族蛮夷的关系，诸葛亮和作者都没有对他有太多的“忠义”要求，才使他能够一赖再赖而不受惩罚，正是如此才成就了他在《三国演义》中最有个性也是最有名的投降。
 还有“张飞义释严颜”也是广为人传诵的。书中第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中，就有诗句赞颂张飞的这一行为：“生获严颜勇绝伦，惟凭义气服军民，至今庙貌留巴蜀，社酒鸡豚日日看”[ 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25页]。
 第二句“惟凭义气服军民”，这是此诗的主题，它说明依仗武力可以压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当然就不会得民心。这是不利于刘备成王霸之业的。而严颜是蜀中名将，刚毅倔强，就像诗中说的“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气卷长江。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25页]如果以死相威胁，他不但不会投降，而且会引起蜀中军民的仇恨。于是，张飞“亲解其缚，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25页]，使严颜深为感动，甘心情愿地表示投降。在严颜的帮助下，张飞进军极为顺利，沿途“望风归顺，并不曾厮杀一场”[罗贯中：《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三国演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25页]，说明只有“义气”才能夺取人心。蜀中军民免遭了一场兵难，便为张飞建庙塑像由衷地感谢张飞。
 其他的如本文开篇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将领是吕布、马超、徐晃。这三位都是猛将，武功卓越，因此说客都用这句话来打动他们的心，这也恰恰反映出作者在投降问题上的观点：君臣关系是双方面的，君贤则臣侍，君主有用臣下的权利，臣下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力。
 他们的投降皆因不可抗的外部因素而起，都是被设计陷害以至于背弃原主另投明主。这就与历代名家关于“忠”的理念相符，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投降了，但却没有破坏“忠”的道德理念。
 三、除了战场上的投降倒戈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倒戈方式，即投靠。“投”有异于投降，却又有着和投降一样的作用，不过这种方式自春秋战国时就有，因此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了。像受人尊敬的“刘皇叔”就曾经不止一次的投靠过他人，其他的还有吕布、文钦、庞德、廖化、太史慈等共15人次，而作者也没有对这一行为有任何的不满。
 四、至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算不算投降倒挺难判断的，说他降了吧，他对刘备的衷心却是矢志不移的；说他没有降吧，又确实为曹操在战场上立下过功劳。因此很难对他的行为下一个定义。
 以上是从投降的种类来谈《三国演义》中的投降，下面我们来看看数量上的差别。
 降代表汉之大统的刘备军的共计48人次，降曹军的79人次，降吴军的11人次，其他还有向袁术、刘表、司马氏投降的10次。从数据来看，降曹的人远远多于其他的，这倒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毕竟最终是由以魏国为基础的晋统一了中原。向刘军投降的人数是吴军的四倍多，这里应该与刘军的正统血缘有关系。毕竟在当时的时代血统是相当重要的，与汉室沾亲带故的刘备显然比东吴孙氏有名望些。
 与投降不同的是还有一些将领是诈降，甚至是不降的。
 诈降共15次。这些诈降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的有：陈泰诈降羌王、田氏诈降曹操、周鲂断发赚曹休、黄盖苦肉计诈降曹操，其中应属周鲂和黄盖的诈降最为有名。兵法有云：“兵不厌诈”，不过，诈降鲜有成功的，一般都以失败结束，所以还是少用为妙吧。
 不降的有2次。韩珩、沮授不降曹，谱写了一曲“粉骨碎身浑不怕，留取丹青照汉青”的正气之歌。
由此，我想到了伦理道德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伦理道德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依据，在思想文化系统中，属于较深层次的文化形态，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用“礼”来“定亲疏，决嫌疑，别词异，明是非”，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维护尊卑等级秩序，成为宗法政治的主要精神支柱。
“忠义”作为伦理道德，被孟子视为“天爵”，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奉为至尊。但“忠”与“义”是既与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伦理道德观念。“忠”主要强调的是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服从，维护的是宗法等级制度；“义”所强调的主要是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维持的是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协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它们是互补互协的统一整体。而作为道德实践，它们又常常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特别是在“义”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之后更是如此。因此，《三国演义》中的降也就不能简单地看待了。
 那么书中描写的众多投降究竟有没有违背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呢？
 要想分辨投降行为是不是违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首先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于人的哲学有所了解。
 人的哲学，即对人、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区别各种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志。在传统文化看来，自然、社会、人类是一个严整有序的统一体，并无各自的独立性，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周易·序卦》]。“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曲礼 ，1229页]。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按社会普遍认定的道德来确定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并规范自己的言行，才能获得人的价值，否则就会失去做人的资格，而变为禽兽。因此，判断投降这一行为有否违背传统思想，就得看投降之人有否违背传统道德标准。
 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流源纷呈，但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各家影响中儒家的影响最大，因此我们要探究根源就先来看看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怎么说的吧。孔子面对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他对《诗》、《书》、《春秋》、《周易》、《礼》、《乐》等文化遗产的删修整理，强化其道德教化的意义，作为阐扬其道德理想的载体和母题。而“六经”的本质正是关于如何做人及怎样维系好人与人关系的法则，正如《郭店楚简·六德》所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简·六德]
 孔子思想的核心即仁者“爱人”，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雍也]。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在奴隶主社会的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并不是互相尊重的，而是君、上的意志支配一切。但“忠恕之道”的提出，则无疑反映了当时春秋期间新兴势力向奴隶主统治者争夺权利的愿望。新兴地主阶级希望在“尊王”的名义下，统治阶级成员之间能互相尊重他人的愿望。
 同时，孔子的“忠恕之道”，在伦理学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论语》中，提到“忠”字的有十五篇，共十七处，绝大部分是指臣下、国民对国君、执政者的“忠贞”、“忠诚”行为，但它决不是单向行为。其中提到“忠君”的有以下两处：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为政]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八佾]
 前一条讲“孝慈，则忠”，是在君主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的前提下谈臣民对于君上的忠诚的；后一条也是君主能依礼使臣作为先决条件来谈臣对于君的忠心的。从中可以看出，显然“忠”是基于君臣两者之间双向关系之上的，单方面要求下属忠是不能接受的。
 孔子对于“忠君”的宣传并不多，而且他不主张臣下盲从君主。相反，他认为对于君主之言，“如其不善而莫之违也”[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子路]，那就有导致“丧邦”的危险。当子路问到怎样去“事君”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勿欺也，而犯之。”[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宪问]主张可以当面触犯人君。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孔子首先强调的是居上位的国君要“守礼”、“正身”、“修己”，以身作则，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臣下心服，臣下才能真正地以忠事君。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优良道德风气的形成，虽然人人有责，但是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为重要；进行道德教化，养成良好的道德风气，关键在于在位者。正如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子路]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二版，论语·颜渊]
 总结来说，孔子的“忠”是指对国君或执政者的一种忠贞、忠诚，但它可以体现君子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忠”并非是愚忠，而是基于上下级之间的双向关系之上的，这与儒家后学所说的“忠”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但这正是三国时众多叛变的理论支持，毕竟有许多的将领是有情有义，却还是叛变的，原因就在于其君主要么是无情无义之徒，对臣下只有猜疑，要么是贪图享乐之辈，劳民伤财，这些君主都没有达到孔子所说的臣下“忠君”的条件，因此他们臣下的叛变也就情有可原了。
 其次，再从法家来看，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利己”，“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年，韩非子·难二]“人情皆喜贵而恶贱。”[《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年，韩非子·难三]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看成是利害关系、买卖关系。只要是符合利益关系的事都可以做，也就无所谓忠与叛了。
再次，《淮南子》则认为道德评价的标准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相互抵触，没有绝对的是非，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而归于善。认为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这就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人要看大略。它批评那些只看臣的“小善”，而不计大功的君主的做法是“失贤之数也”。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忠义”思想的看法，也是《三国演义》中众多反叛行为有力的理论支持。
 投降即妥协，以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话语习惯来看，妥协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一个贬义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绝不妥协，为了一块钱的损失花上千块争那一口气，但结果却往往是双输。
 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对应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但在现实中道德单位是国家、民族，完全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只是少数。在国家以下，从省、县、企业到家庭、个人，都是比较稳定的不同层次的道德单位。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道德单位，善恶评价的道德标准本身在同一时代就是相对的，同一行为，站在不同道德层次的批判者往往给予不同的道德评价。按社会主义的规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处于最高层次，其他都处于从属地位。而一般人的直觉却恰恰相反：以自我为中心，社会半径越小，对情感愈有可及性。
 对这个问题，《墨子·耕柱》中巫马子就有一段叙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拂之。故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也]”。[《墨子教注》，中华书局，1987年，墨子·耕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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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道德场。
 总结来说，人所处的道德单位层次不同就会对同一行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与三国时期的道德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统一体予以表现的，即使存在某些矛盾，也没达到破坏它们的整体和谐的程度。虽然在我们看来，《三国演义》中的某些行为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但它其实还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