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生命之门----当代女性小说话语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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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80年代中晚期起,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有别于通常以男性视角和立场去观察和描写生活的女性文学以其独特的身姿悄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引发了文坛上关于女性文学的种种热烈的讨论。
什么是“女性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一是女作家的作品；二是所有关于妇女题材的作品；三是女作家表现妇女自身的作品。本文对女性文学的基本定义，选取第三种说法。更具体的说，是指由女性写作的具备较鲜明或成熟女性意识的女性文本。
何为女性意识？评论家谭湘认为：“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的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和谐意识’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释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
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最悠久的基本关系，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同人类历史相始终，从人类诞生起就有男女之分，男女相互依存、结合，是得以生存、繁衍、发展的根本保证。两性关系就产生的原初状态来说，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的自然关系，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基于生存、发展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形成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的两性平等协调的关系。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女性成为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掩盖和被言说的性别，她们无从言说，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的创造权和解释权，为女性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性的规定和命名，成为生而为女人者必须终生恪守的天条戒律。中外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充斥了大量专为女性的制定的行为道德规范，它们无不具有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意识的鲜明烙印。
正是由于父权制以来女性的被奴役被剥夺被压抑，使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成为男性文学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父权意识形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以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袁昌英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出现了。从此，中国女性登上了文坛，宣告她们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及自身发展局限，女性文学出现了一种停滞状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文学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8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各种现代思想和先锋理论被介绍和运用。其中西方女性主义及其文学理论被及其文学理论的引进，对我国的女性文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时候的女性作家，不再冲动盲目地融入社会主流中，女性话语也不再过多地被政治与意识形态所纠缠，她们开始站在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问题，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本真体悟上去，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
在本文中，我将从生命化这一角度，探讨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阶段的女性小说的话语内涵，以寻求女性文学话语的存在历史意义。
二、生命原欲的躁动
人跟所有动物一样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种生命的过程。生命本身具有诸多属性，比如，它有生有死，它总处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它不但有谋生的冲动，还有繁衍后代的性的冲动。人的生命不但有不断发育的显意识，还有不断流动的潜意识等等。人虽为万物之灵，是最高级的动物和社会化的动物，但它身上仍然存在动物性和动物的生命本能。古人说：“食色，性也”，即是古人对于人的本能的一种认识。
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下，封建礼教一方面体现为文明的渐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于人性的一种压抑，对于人的生命本能的一种束缚与钳制。这种压抑与束缚对于女性尤为严厉。在以诗取士的唐代，《女论语》规定女性“莫纵歌词，恐他淫污”。明清之际更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涉性更缺德，“失体面”，“失体统”，倍受男性权利为中心的文化压抑。“五四”以后，女性文学对性偶有涉笔，苏青、张爱玲等女性企图颠覆传统道德文章对性的禁忌。苏青曾胆敢重新标点圣人之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她的小说展示了文本中女性真实境况本身惊骇的力量。在当代文学中，出于一种偏见，不仅性爱描写成为禁区，就是情爱描写也常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而受到监督。到十年浩劫时期，对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全面专政，禁情、禁性主义达到极点，生命原始欲望被禁锢在男权社会所制造的话语之下。因此，进入新时期，人们对于过去那文学的不满，必然要发展为对文学作为人学的历史传统的恢复。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的复苏，人性，人情成为许多作家着力描写的内容，这实际上已启开“生命意识”的觉醒之门。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娓娓动听地向人们叙述了一则温柔而伤感的爱情故事：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一场可望而不可及的刻骨铭心的爱。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推崇一种纯洁的、理想的精神恋爱，苦恋的男女主人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仅有过一次在毫无诗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离得很远的默默的散步；他们相约要彼此忘记，怀着恐惧躲避“我爱你”的情不自禁的发抒。张洁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关系中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这样，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就只剩下了纯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倾慕。这场性灵之恋被作家描写得如歌如泣。在为男女主人公洒下同情之泪的同时，我们也不禁产生疑问：这场感情属于爱情吗？我们知道，爱情之所以不同于友谊，就在于爱情是以两性间的性吸引为自然的、物质的基础，而友谊则无需这一基础。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在其一生中会遇到不少能够在精神上吸引他，使他倾心的人，这些人可能是同性，也可能是异性。他们可以成为知己、挚友，却不一定能够成为恋人。既然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感情关系属于爱情范畴，就必然具有性吸引的成分，而作者却有意无意地疏漏了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对自己欲望的苦苦压抑。在此，张洁所理解的爱，是一种信仰，在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两难中，通过对肉体的超越与否定来获得女性的救赎。从这个意义而言，张洁所构建的仍是一种禁欲的爱情理想，她强调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对于人的强调和对于“性”的回避，使张洁在叙述策略上只能是男性话语的翻版。小说体现出80年代初女性写作在男性话语引力场中艰难跋涉的具体情形。
到了王安亿的“三恋”，则打碎了这种禁欲的爱情理想，开始涉入女性欲望领域，敢于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去体验感情，认识世界。这种体验，作家是以情欲作为楔入点的。
《荒山之恋》与《锦绣山之恋》两篇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已婚女性的境遇，探究她们内心的隐秘活动。《荒山之恋》里金谷巷那个美丽、任性、高傲的女孩子“她”，征服了她的丈夫，也被她的丈夫所征服，不能说他们的结合有什么不般配的，然而，她后来遇上了一个与她丈夫气质完全相反的、其貌不扬的柔弱凄清的男子，由无心到有意，由漫不经心到弄假成真，“她觉出自己的灵魂和欲念的极深处的沉睡，被搅乱了”，凭着她好奇任性的天性，“她要任其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里有一股冒险的意味，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色彩，她害怕得战栗，又快乐得战栗。”，也许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好奇求异、偷吃禁果的天性，要表现情爱、性爱中那种不可解释的偶然性的驱使和决定，冥冥之中的本能的巨大力量。“也许这一切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正与她此时此地的心情偶合了。她原来是自己动了自己的心。”这虽然有着抽象的人性意义，但还是打上这个时代的印记，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着骚动的现实氛围中，生命本能的欲望如同久旱遇春雨的种子，无法不萌动。《锦绣谷之恋》里的“她”，同样是一个已婚的少妇，然而，夫妻间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新鲜与激动，彼此在对方的眼里已经没有任何神秘，一切都了如指掌，一览无余，熟悉得令人厌倦，婚姻生活原来竟是如此地乏味。于是，她常常莫名其妙的发火，烦躁不堪，脾气败坏。一次出差的机会，一种环境的改变，她有了新的感受，有了莫名其妙的期待，她的身体里、心灵里便涌起了新的激情，于是冥冥之中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样遇到了“他”。“她觉着自己身体里和头脑里，有着什么东西被唤醒了，如一股活水，源源流淌，她真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温柔羞涩，优雅活泼。她进入了热恋，她的生命放出了奇光异彩，真实得如同幻觉一样，令她目迷神醉，心旌摇荡。一次“外遇”，也是一次自我发现，一次自我更新，一次生命的发挥，而一旦回到终日厮守的家，她愈发焦躁，愈发烦乱，她在焦躁中期待，在烦乱中渴望，她再也无法安宁和平静。这种精神上的焦躁正源于生命深处的躁动。因为这躁动，《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同样陷于生命的苦闷与饥渴中，内心不宁的情欲不断膨胀、烧灼与被抑制，又喜怒无常地互为虐待折磨、切齿怨怼地而陷入一种狂热的迷乱，心中交织着饥渴与恐惧的灵肉痛苦。
在“三恋”中，王安忆淡化了社会背景，淡化了人际关系，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出场，通过他们的行为命运探讨“性”在人身上的表现形态，探讨“性”对于人的作用，揭示了种种不可理喻而又不可抗拒的存在。通过这些作品，王安忆充分探入了人的内心深处，揭示了处于生命欲望的骚乱，及生命本能冥冥之中对人的精神操纵和行为支配。这种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开创了新文学题材，并从自然层面上供给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
如果说王安忆在呈现女性性爱意识并探询女性生命世界的文本叙述中，更多的是直接面对性爱意识本身，着重刻划性爱心理，欲望滋长，那么，同样是以性爱角度来揭示女人的铁凝则更偏重于展现在性意识被压抑扭曲或放纵宣泄下，女性生命所受的戕害以及女性存在的历史扭曲。
三、生命本相的善与恶
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的问世，对于人的认识，从生命的意义上又推进了一步。历史中的人与人的历史在这里水乳交融、互为体现，既可说通过人的生命形式检视历史是非，也可说通过历史轨迹映现出人的生命形态。
《玫瑰门》的结构核心是司猗纹的生命过程。司掎纹是一个生命个性强悍而命运多褰的穿越新旧两个社会时期的既普通又非凡的女性。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使她放弃爱情，违心地嫁入门当户对的庄家。但她的屈从没有给她带来侥幸的幸福，婚姻让她从此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丈夫庄绍俭对司猗纹极尽侮辱，蔑视，他寻花问柳，吃喝嫖赌。司猗纹在庄家备受折磨、煎熬。但司猗纹亦非逆来顺受的女人，这种婚姻遭遇使她不得不独立支撑着颓败中的庄家门面，又使她生出对社会、对命运挑战和报复的恶意和毒辣。治好庄绍检带给她的性病后，司猗纹以一场恸哭结束了她倍受煎熬的前40年。在文革中，司猗纹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权，摆脱街道主任罗大妈一家的监视和欺凌，取得罗大妈的彻底认同成了她的生活目标。在交房子，交家具，百般讨好仍遭白眼后，司猗纹想出了一个恶毒的阴谋：故意暴露寡居儿媳竹西同罗家大儿子的奸情以威胁罗大妈，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未成年的外孙女苏眉派去充当捉奸的先锋。司猗纹凭着她非凡的精明，也凭着她变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终于从富家少奶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群众的一员。
在司猗纹形象的塑造中，铁凝大胆地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性爱观念，又巧妙地把传统道德的善与恶都交织在司猗纹身上，逼近原生状态地揭露了她变态的性心理及其隐形文化价格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和自渎倾向。
另一个与司猗纹相提并论的女性形象是姑爸。姑爸的不幸源于她的面相。新婚之夜，新郎被她奇大无比的男性一样的下巴吓得逃之夭夭。从此，断送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需要，导致了她的变态与独处。她不理人事，不畏人言，将全部的要求都寄托于她豢养的那只“男”猫身上，与猫为伍，离群索居，直至悲惨地死去。
无论是司猗纹还是姑爸，无不表现出生命扭曲、人性变态而又无不始于她们各自不幸的婚姻命运，使她们作为女人的正当的生命需要在生理上受到阻滞和挫折，才有了种种奔突和畸复。司猗纹的生命能量转化为邪恶阴毒的发泄报复或虚伪成性的表演，姑爸的生命需要则转化为自我封闭的独守或性角色的错误。《玫瑰门》从历史的演变中表现了这样一种女性的生命形态。
在直面女性生命的描述中，铁凝以审丑的眼光捕获了一个个恶女形象，同时也以审美的眼光，勾勒了一些被生命召唤与自然共鸣的“原始母亲状态”女性。
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坚强宽容,以德抱怨,但命运多舛,坎坷不幸。大芝娘是一个十足母性的象征，她对背叛自己的丈夫无任何怨恨之心，离婚后仍与他要个女儿，并在灾年接济丈夫一家。失去女儿大芝后，她虽伤心绝望，仍旧将母爱分洒给无娘的五星和孤立的沈小凤后，铁凝将“某种朴素传统的女性生存”呈现的同时也呈现了一颗宁静单纯，圣洁的心灵。由此可知，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突出女性意识的农妇，同样能以一种拙朴自然的方式来找到自己对女人、妻子、母亲等性别角色的确认。但大芝娘离婚后的结局是抱着一只“又大又满”的枕头度过一个个茫茫黑夜，这毕竟是女人的悲剧，残酷的现实使一个平凡的女子内心深处的过实实在在、充实幸福的日子的生命愿望都落空了。
步大芝娘后尘的是念过书的知青沈小凤，她死死爱着腻味她的陆野明，自愿献身与他，并想要个孩子。她们在母爱强有力的支撑下，对性爱表现了一以贯之的专一。大芝娘和沈小凤是真实自然的，但她们在依靠男人、敬仰男人中生活，她们对男性世界有着强烈的依附和膜拜心理，而这恰恰是导致她们不可逆转的命运悲剧的根源。
“两性关系不平等，其原因无外乎两方面，一是在父权制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性爱意识，二是带有体现男性中心价值观念的包括伦理道德和各种制度在内的现实规范。”正是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使中国妇女的女性自主意识受到压抑、扭曲和变形。无论是恶女司猗纹、姑爸还是充满母性的芝大娘，无论她们是在怎样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其同样的悲剧命运“轮回”于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因而铁凝小说的意义在于，开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从父权制的根本上分析女性的悲剧是政治的性别悲剧，开始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读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在《玫瑰门》中通过描写司猗纹这一恶女形象完成了自古以来男性权威社会施于母亲的无数谎言、虚构与话语的解构，这对此前的女性小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四、生命的自我体现
当代女性小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随着人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表达社会理想和对一种新人际关系的渴望，这和男性写作基本一致。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方舟》是女性写作第二个阶段的起点，也是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妇女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妇女问题从此成为女性写作探索的重点。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并活跃至今的真正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以陈染和林白为主要代表。
在前两个发展阶段中，女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处在与现实的摩擦与抵触中，苦苦追问：我该何处去，我该站在哪个位置，我要什么。大多数文本对女性事业与家庭、自我与爱情等诸种问题进行探讨，使得女性逐步认清自己的处境，即在爱情中自我迷失，在事业里自我异化，在性爱中自我升华或恶化。这个阶段只能呈现这些问题及由此而生的失落痛苦，却无法提供任何解救的路径。因为，女人是无名的存在，是不可言说的。她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从而也就无法回答我要去哪里。女性倘若没有文化意义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浅层次的，是不彻底的。90年代的女性主义作家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通过解构男性形象所承载的文化的虚构，作为开始寻找自我的前提。
陈染的《私人生活》以主人公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经历和体验。女主人公倪拗拗在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长大，从小缺乏父爱，有着“不怎么合群的别扭天性”，不能融入集体，和女邻居禾寡妇之间有着温情而暧昧不清的奇特关系，和班主任T先生有着对抗的紧张关系。后来，她终于与大学同学尹楠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突然而降的生活风波和事故，使她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母亲、禾寡妇和她的恋人。在悲痛中，她成了“幽闭症患者”，拒绝面对现实。最后，她终于战胜了自己，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创伤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作品中的倪拗拗自小就性格沉默，思维独特，她把自己的胳膊和腿分别起名“不小姐”和“是小姐”，和她们进行思想交流。由于父亲的暴戾，和后来父母的离异，她从小对男人就没有好感，班主任T先生的故意刁难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对男人的恐惧和厌恶。而女邻居禾寡妇“那逸丽、妩媚的五官和仪姿”，“悠闲从容的韵律”和“清馨、优雅，一种来自高贵的颓废”对倪拗拗乖戾的性格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实和宁静，这个女人“身体内部始终燃烧着一股强大的自毁灭的力量”又使她产生一种怜惜与依恋的感情。对禾寡妇的依恋更确切地说是对男性世界的逃离,对母爱的迷恋,对自己的迷恋。因为“禾才是属于我内心的一座用镜子做的房子，我在其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照见自己”。即使在T的狂热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于这个她一直仇恨的男人时，她也是“处在一种矛盾的情感中”，“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她更喜爱的是自己。因而，在后来的恋人尹楠离开她时，在她出现的幻觉中，她发现“那个人也并不是尹楠。那个大鸟一样翱翔的人，原来是我自己”！当所有亲近的人都离她而去之后，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需要交谈，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 ”，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但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我无法拍死‘苍蝇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她成为“幽闭症者”，把自己关在房里，躲在浴缸里，沉思默想，自恋自慰，成为“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但已看不到男性话语所谓“宏大叙述”，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取代了“改革”、“启蒙”和“文化”之类的“宏大目标”，“个人”、“私人”一类的字眼，取代“社会”、“人民”和“政治”，成为修饰写作的主要词汇。作家关注的是女性的“个人成长史”，是一个女人在她成长历程中的内心召唤和隐秘体验，而非某一类女性的存在状况或人生困境。我们也感受不到主人公的政治热情，对公众的关心，她远离政治和社会中心的生存空间，“喃喃叙述”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欲望。在作品中，外部世界在女性成长中只是因素，是背景，女主人公生活在丰富、敏感但封闭的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的记忆在她的创作中是支离破碎的。她不再过多做女性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摩擦的描写，也不再对“是超越还是回归”这问题做无谓的纠缠。孤独、逃离、抑郁、自省自恋成为她们自然流畅的生命体验，而不再是在具体困境中产生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的封面标上了“私小说”这三个字，作家也称自己的作品是“超道德”和“超性别”的。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更能体现出她对个人化女性经验世界营构的匠心。小说以女性主体成长为核心，编织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世界、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网状关系，这一网状关系疏密以女性经验的变化为轴心。这里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重大社会环境叙写，没有重大社会事件介入，也没有一般自传体小说的成长楷模、范式，有的只是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自我选择，小说再现了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女性的成长史，是一部经验积累、自我积累和自我调整，认识自身而后认识世界的“特殊存在史”。小说主人公多米自幼丧父，从医的母亲经常不在身边，因此可说是在“父权”缺席的空隙成长起来的，一个真正自生自长的女性主体。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刻化，身为女孩的自我躯体认识，对于生育和死亡的天然关注和恐惧，对于自然外物的探求，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对于爱的渴求，总之，一个女人，也就是一个人，她的希望和绝望、她的爱和恨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欲求的总和。《一个人的战争》还是一部反道德意义的女性写作，从根本上就是绝对的女性文本，它强调一个人的战争就是生命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一支女性欲望的悲歌。
陈染、林白等人执著于自我辩析与宣泄，以坦白直率的女性话语表达个人的经验，标志着历史主体的变异和写作立场的位移。她们试图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各种枷锁，以女性话语的“欲望之流”超越现存的语言秩序和文化秩序，对男性正统写作构成一次卓有成效的挑战。正如林白所言：“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踊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五、结语
中国研究女性文学的刘思谦教授曾指出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经历了“人－女人－个人”三个层面的发展，即从“五四”一代女作家发出“女人也是人”的呼喊，到“文革”后张辛欣、张洁们表现“做女人难”的主题再到陈染、林白们发出个人立场的话语，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阶段。尽管由于历史、社会、作家个人思想、认识的差异，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都力图摆脱几千年来男权社会对女性欲望的压制力图从男性话语中挣脱，体现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价值。
在张洁的笔下，强调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女人”作为中心价值其社会社会价值成为作者表达重心。因而，钟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只能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外对其他性关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压抑之下，度过痛苦的人生。而钟雨的纯情在某种意义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压抑的产物，它昭示出的是爱的心灵价值。王安亿的《小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经过热烈情欲的骚动洗礼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达到了对男人、对自我的超越。同样，大芝娘和沈小凤（铁凝：《麦秸垛》）在遭到抛弃之后，只能这用生育来证实自己作为人妻的价值。这是一个悲剧，却深入地触及了女性意识中生命本能和社会文化积淀的影响。如果说在探讨女性生命本能、追求女性价值的道路上张洁们还显得有点小心翼翼的话，到了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里，则表现得更为痛快淋漓。她们无所顾忌地敞开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向世人言说着她们自己的故事，在对男权文化的解构中宣告作为一个女人存在的价值。
女性写作的“生命化”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庶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女性小说话语的探索，就在于纠正历史形成的这种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与女性的自我屏蔽，而不仅仅是男性话语的颠覆、解构，寻求双性和谐才是女性小说发展的最后归宿。
注释：
①《女性》,谭湘,陕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 2 版..
②《文学评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 版.
③《玫瑰门》,铁凝,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 6 版..
④《麦秸垛》,铁凝,中国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 8 版.
⑤《麦秸垛》,铁凝,中国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 12 版
⑥《一个人的战争》,林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9版
参考文献：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 5 月第 12 —18期.
天津师大大学报, 1990 年 2 月第 58—62期.
宝鸡教育学院学刊, 2001 年第 43—44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 年 8 月第 3 期.
杭州大学学报,1994 年 12月第 158—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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