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水浒传》宋江的招安

 试析《水浒传》宋江的招安
 
 摘  要：《水浒传》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各路英雄好汉被迫^造**、最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后一部分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写出了起义的悲惨结局。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以失败而告终，《水浒传》中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梁山起义军队伍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既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也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但在招安这件事上，可以说小说中的宋江是引导梁山义军走向招安道路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水浒传》   宋江    招安   

 《水浒传》是我国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小说。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我国历代读者所喜爱，而且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对于《水浒传》的作者，各种版本和有关记述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有的说是施耐庵；有的说是罗贯中；有的则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在大多数人倾向于第三种说法。不对，《水浒传》并不是由罗、施二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它的成书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而言之，水浒故事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逐渐丰富起来，并最后成型的。其中既有民间艺人的辛劳，也有文人雅士的参与，当然更有施、罗二人的加工和创作。《水浒传》的版本情况相当复杂，大而言之，有简本和繁本两个系统。繁本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阅览对象。简本因文学价值不高，除供研究外，很少有读者。一般认为百回本是水浒故事成型后最早出现的本子，我们的分析便以此为据。
 《水浒传》这部书所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一直到失败的过程。本书故事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各路英雄好汉被迫^造**、最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后一部分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写出了起义的悲惨结局。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以失败而告终，《水浒传》中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的结局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一种形式。当然，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分析，梁山起义军队伍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既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也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但在招安这件事上，可以说小说中的宋江是引导梁山义军走向招安道路的关键人物。
 一
 在对《水浒传》的评价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东都事略·侯蒙传》对宋江特别加以赞扬：“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意思是，宋江能遵守封建礼法，不反对皇帝，最后归于投降。这可能是对宋江最早的评价。鲁迅从明写本元代陈泰的《所安遗集·江南序曲》中，找到了陈泰在元中期所记载的一条梁山泊地区蒿师所提供的传说，其中说宋江“勇悍狂侠”。明代的李贽，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盛赞宋江“身居水浒中，心在朝廷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李贽把宋江歌颂为“忠君报国，死而后已”的“全忠仗义”的忠臣义士，给予极高的评价。最早把宋江贬得比较厉害的就属于明末清初的大评点家金圣叹，金圣叹把《水浒传》砍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他说宋江这个人是下下，就是“定考下下”，下等里边的下等，这是评价最低的。他贬斥得很厉害，按今天我们一般讲，就是宋江这个人外表呢，好像显得比较平庸，才能也有限。《水浒传》六十八回中宋江自己也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清代道光年间反动小说的俞万春《荡寇志》诬蔑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奸诈强横，残害百姓；勾结奸臣，搅乱朝纲。”还编造了群众咒骂宋江的情节，把他们写成十恶不赦的“强盗”，要把他们“千刀万剐，方泄吾恨”。可见，此书完全歪曲了宋江等的形象。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绝大多数评论认为，宋江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典型的，他爱人民，济人贫苦，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具有组织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是梁山泊最适当的领袖。梁山泊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都和他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宋江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具有悲剧的矛盾性格，但革命性是主要的。
 对宋江的评价都带有特定时间的烙印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有的甚至是歪曲事实。因此，我们在评价宋江时要从作品实际和理性出发，不以个人好恶和带有特定的政治观点来断是非。
 
二
 《水浒传》的作者对宋江追求招安的结局态度上是有矛盾的。从道理上说，他对宋江的受招安完全是肯定的、颂扬的，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一面称赞宋江这样做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等等。从作者对宋江的歌颂态度来看，从小说里将招安的实现写成梁山泊的盛大节日来看，从作者虽然写了反对招安的斗争，却并没有在思想上否定招安派，而仍然写反招安派(包括反对最强烈的李逵等人在内)支持和拥戴宋江来看，可以说《水浒传》的作者有意地描写招安，而且是肯定招安的道路的。作者尽管肯定招安，认为义军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走这条道路的，却又并不认为这是一条最好的道路。从具体描写看，作品对“被招安”的结局似乎又有所批判。这不仅表现在作者反复描写了李逵、鲁智深等人的反招安、反投降的斗争；而且也写出了义军在受招安后所遇到的种种悲惨遭遇，使小说在第七十回后充满了悲剧的气氛。
 从作品中的宋江来看，他走上招安的道路决非偶然，有其复杂的内在原因。其一是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他自幼攻读经史，自幼读一些儒家的书，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又承父教诲，一心想着为国尽忠、于家尽孝，凭着自己才干青史留名、光宗耀祖。又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是县衙里边办理档案和文书的吏员，养成他的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也培养了他遵守国家法度的习惯。所以他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在他看来，最高统治者皇帝是“至圣至明”的，只是因为“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了，政治的黑暗是奸臣蒙蔽圣君的缘故。正是高俅这帮“奸臣”蒙蔽了“圣明”天子，也堵塞了“忠臣义士”进身之价，才使他们这些人落到“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境地。宋江梦寐以求的是：只要有朝一日“奸臣退位”，他们就能够挤进当权阶层，赢得一席地位，不用落草为寇，可名正言顺地为国尽忠，于家尽孝，名留史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宋江的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于是，他就不能不陷入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一心为国尽忠，却又报国无门，兼之长期身在公门，对百姓的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不能不使对朝廷的昏暗产生强烈的不满；虽则不满，他却痴心不改，仍然想要到朝廷上去谋得个一官半职，一展宏图。所以一面要讲江湖义气，不能不去援救晁盖等人；一面虽则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晁盖等人，却又顽固地认为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造**行为，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宋江个人的悲剧，也导致了梁山事业的悲剧。他上梁山十分勉强，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大闹清风寨后，他率领一帮好汉去投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大批人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他宁可当“囚徒”也不当“匪徒”，在刺配江州的道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迦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人防病：“不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直到他在浔阳楼酒醉题了反诗，事发被叛死刑，由梁山英雄舍命救出，才不得不上了梁山。为形势所迫，宋江最终还是上了梁山。虽然上了梁山，他却始终没有摆脱“不忠不孝”的负罪感。不过，一旦落草为“寇”，要再想到朝廷去谋求出路，就只剩下接受招安这一条路可走了。所以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他甚至多次把梁山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等。从宋江的这种思想行动中，使我们早已预感到梁山义军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第四十二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时，“去邪归正”的主意已打定。到了第七十一回，梁山事业发展到了顶点，连朝廷也已经奈何不得，看时机已成熟，宋江便毫不犹豫地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终于把水泊梁山带入绝境。
 其二是儒家文化中的忠义思想的影响。和义军领袖宋江的思想立场以及小说作者的世界观有直接关系的是作品中所大力宣扬的“忠”、“义”思想。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是“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宋江口口声声说：“今皇上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作者还特地为宋江排了一回“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给宋江作的指示中有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之所以指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被药酒毒死以前，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其次说到“义”。小说中所具体描写的“义”，比之《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具有新的内容，它主要是指一种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从小的方面说，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讲的也是“义”；就大的方面说，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则是表现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而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义，更是为了有力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实现“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当然小说是中的“义”，有时也被写成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这在李逵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义，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梁山泊的“忠义堂”是“忠”居于“义”之上，孝义黑三郎宋江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不顾李逵等人的反对，毅然带领梁山义军走上招安道路。
 “忠义”二字在《水浒传》中占有很大分量，也有其特殊含义。它既是水浒英雄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共同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这个“忠”，既有忠于梁山事业的一面，又有忠于大宋王朝的一面。这个“义”，既有被压迫者互相帮助团结御侮，齐心协力反抗封建压迫的一面，又有不分是非曲直、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一面。显然，这里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宋江等人和李逵等人对这两个字的理解也并不完全一致。“忠”与“义”一旦产生了矛盾，“义”要服从于“忠”，忠于梁山事业要服从忠于大宋皇帝。所以，梁山全伙便跟着宋江去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心甘情愿地去与方腊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义”是梁山好汉聚众举事的动力，它使起义队伍日资本输出壮大；“忠”则是葬送起义的祸根，把梁山好汉一步步引向痛苦的深渊。梁山排座之后，“忠”和“义”之间的冲突经常出现，二者之间的不相容已经暴露出来。但是，由于水浒英雄以义气为重，这就使他们不可能以损害友情为代价坚决抵制招安，义气限制了他们对忠的背离和反叛，而且要作出妥协和牺牲。许多水浒英雄在忠和义之间进行协调斡旋，因此，他们的性格带有双重属性尤以宋江最为典型。
 作为一个好汉首领，他一直是用“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政治路线来引导梁山泊英雄的走向的，而且做得非常好，他对朝廷的忠，对弟史的义都是上上之选。一方面，他对兄弟们仗义疏财，凡江湖上人有困难，只要找宋江帮忙，他都慷慨相助，因此被称为“山东及时雨”。在未上梁山前，他为了江湖义气，而“私放晁天王”。他想的是“晁盖是我的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第十八回)，顾及的全是兄弟之情。这正是“有仁有义宋公明，结交豪强秉志诚”，即使在上山之后，他仍用义做纽带，把出身江湖的好汉用哥们义气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宋江又用“忠”来笼络那些渴望向庙堂回归的中上层人士。这些人本身在朝廷做官被迫沦落江湖的，是不甘心的。于是宋江便反复表明自己是忠于朝廷的。这便给了这些人以希望。宋江至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臣，是忠君报国的，这也是遵循国家伦理的。因此最初当他走投无路时，宁愿去投奔柴他们，也不愿去梁山走上与朝廷相对抗的道路。他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忠君思想、正统思想。他上梁山的形势所迫，并非真^造**，不过是“暂居水泊，权时避难”，继续等待时机，报效朝廷。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把梁山革命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统治者表明心迹，说什么“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宋江等本无异心”，表示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因此梁山所打出的口号“替天行道”也是出于这一思想。“替天行道”是为天服务的，而在古代皇帝便是天，朝廷便是借天来统治百姓的。宋江上山执政后，又将以前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提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声明“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所以他积极寻求朝廷招安，不断做出希望朝廷招安的种种举动。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逐步把义军引导向招安投降的道路上。
 对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革命斗争时是否具备坚定的阶级立场。恰恰在这重要问题上宋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其三也是和作者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分不开。水浒故事从口头流传到文人作家再创作而成书的整个宋元时代，都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背景之下，那时社会上普遍的要求是坚决抗击侵略。招安的描写，显然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明代进上思想家李卓吾早已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忠义水浒传叙》里说：“愤宋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所谓“愤宋事”，就是愤恨宋代统治者不肯联合两河义军抗击侵略，导致亡国的惨祸。南宋时，北方的抗金义军愿意依附朝廷，共同对付外族入侵者，辛弃疾率军南归就是一个例子。北宋时期，宋王朝深受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国的入侵；南宋时期，南宋事朝廷又先后深受又 一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金国和西夏的侵扰，战祸连年不断，民众深受苦难。之后，南宋政权又被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灭了，统一了全中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被少数民族蒙古族所统治。鉴于此，作者与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一样同样怀有排斥“异族”的心理，强烈要求抗南击外族入侵。作者既忠于朝廷，但对于抗击外族入侵又不相信朝廷，把希望寄托于像宋江等水浒英雄这类人的身上。因此，作者是有意安排招安这一情节的，让宋江带领梁山义军抵御外族入侵。
 具体到小说的描写，从一开始，梁山义军虽然不乏反皇帝的激烈言论(以李逵为表)，但从这支队伍的整体来看，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革命行动纲领，反对皇帝的正确纲领，只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行为，可见历史的发展也还没有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提供成熟的时代条件，让他们能从根本上反对皇权。事实上，包括反对皇帝最强烈的李逵和鲁智深在内，也不过是反对掉大宋皇帝，而让宋江哥哥来做皇帝。作为曲型的封建时代的文人、知识分子的宋江，自幼攻读经史，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对农民起义革命没有深刻的认识，革命不坚决、不彻底。封建文人根子上的软弱性，使得宋江一开始加入革命队伍就存在严重的动摇性、妥协性。当他当上梁山义军首领后，由于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不可能为起义军提出正确的革命行动纲领，继续带领梁山义军走革命道路。他本身的局限性，只能提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把“忠心报答赵官家”作为义军主导的思想路线，最终引导梁山义军走上招安之道。
 在提出受招安路线的菊花会上，宋江在他那首《满江红》中，就明确的提出：“心中愿，平虏保国安民。”这一口号一开始就和招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样劝他：“如得朝廷招安，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一个好名。”到边疆上去博斗，争得青史留名，就表现出保家卫国的民族意识。再联系《水浒传》当时最后成书的历史背景，元末明初各路起义队伍，除徐寿辉、陈友亮始终没有降元自己称帝以外，方国珍、张士诚等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但是历史上的招安，都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不能消灭对方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水浒传》里所写的招安，却是起义队伍自愿的。这就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作为“梁山泊”首领的宋江也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
 在梁山义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宋江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招安的事件上，说他是罪魁祸首，并不为过。我们对于作品中的宋江的功过是非要给予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总而言之，宋江的招安思想是有其深厚的文化、社会、民族根源的，宋江的招安思想，真实地再现了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民和农民意识的代表者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理念。试想如果梁山英雄不是走上招安一道，在政治上第二生路又能是什么呢？我想，一者是朱元璋式的再造一个封建王朝，自己当皇帝，然后又逼迫新一批“好汉”^造**；二者是失败了，宋宋室剿灭了。除此，我想没有第三条生路。因为，纵观《水浒传》全书及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除了“均贫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等相素的平均主义义气思想外，实在难以找到半丝能超越封建政治文化的理念。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引导，是难有行动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宋江的招安又使《水浒传》一书情节得以延展，人物形象得以塑。其悲剧性的结局，因此凸显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同时也暗合了艺术上的成功。如果《水浒传》以大团圆结局，以宋江受招安后得到重用，享尽世俗的荣华富贵，君臣一心，国力繁盛，我想这不是读者所乐见的。《水浒传》一书对宋江受招安情节的着意渲染，还有其另一层意义所在，那就是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悲剧性根源，即政治思想文化理念上的落后，反映了宋元明时代，人民在长期积弱状况下，对阳刚之气的崇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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